博览群书2006年第03期-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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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所谓“老鼠爱大米”，一切都没有来由，“无厘头”足以解构一切。
钱钟书在《谈艺录·序》中说：“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将忧世情怀融入作品赏析之中，是一种大境界。叶嘉莹没有把诗词批评当作自娱自乐的学术游戏，而是有着鲜明的价值选择。叶嘉莹在《我的诗词道路》前言中强调自己对诗词的评述追求的是“一种心灵与感情的感发之力量”，因为她的诗词道路经历了这样一个转变，即：“有为一己之赏心自娱的评赏，逐渐有了一种为他人的对传承之责任的反思。”可以说，叶嘉莹在浮躁的学风中创造了为人生的学术的典范。与那些热衷于通过制造“秦可卿出身之谜”之类的学术噱头的媒体学者相比，叶嘉莹的治学态度格外令人尊敬。
（《叶嘉莹自选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版，24．90元）
迟来的清算
■ 陈礼荣
一
2005年4月，中央编译出版社引进并出版发行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创作的长篇传记文学《龙夫人》。传媒在评介这部书时，曾以《再现另类慈禧》为题，介绍了出版此书的初衷：“此前西方读者从濮兰德和巴克斯合著的《慈禧外传》和《清室外记》中所了解到的慈禧，阴狠毒辣、独断专横，但真实的慈禧太后并非如此。为了真实还原慈禧，西格雷夫查证各方从未出版以及长期被忽略的史料，多方调查，发现生活中的慈禧尽管有很多显而易见的怪癖，但她是一个颇具有亲和力的女人，多情而不滥情，拥有一个成功女性所具备的人格魅力与人生智慧。”
《龙夫人》一书是否真正写出了一位“另类慈禧”姑且不论，但书中所一再提及的为西方读者所熟知的英国人濮兰德和巴克斯，以及由他俩合著的《慈禧外传》，大多数中国读者却对其所知有限，倒是拍卖活动中出现的一则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该书在国内外的影响：2004年初，在中国书店举办的大众书刊资料拍卖会上，由中华书局1915年出版的这本《清室外记》与美国女画家凯瑟琳·卡尔女士写的另一本《慈禧写照记》刚一亮相，当即受到了人们的青睐。拍卖前，我国学者贾英华先生曾委托他人，想以一千至三千元的价位竞拍，可是当竞拍进行到十几回合，价位升至三千元后，贾的委托人退出。最后，这两本书为美国泛太平洋集团公司总裁潘思源先生所获。潘先生此次本来未到现场，但当他转辗得知贾先生求购此书的迫切心情及其在晚清史研究中的成就时，当即割爱，将其按成交价转让给贾先生。
显而易见，《清室外记》问世近百年，已经在海内外产生出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和影响。
二
英国人濮兰德（J．O．P．Bland）和巴克斯（E．Backhouse）联手合作的《慈禧外传》又称《太后治下的中国》，出版于1910年；他俩的另一本同题材书《清室外记》出版于1914年，英文版书名为《北京宫廷的编年史和研究报告》。由于这两本书皆问世于清廷覆灭的前后，所以甫一问世，在西方世界就赢得了一片喝彩。读过这两本书的西方人士都认为，因其“在所有揭示慈禧太后谜一样的性格特征的书中，它们最接近真相。”因而在发行上一炮走红，销路大增。尤其是《慈禧外传》，在短时间内便成为1910年度西方世界最为抢手的出版物，仅在出版后最初的18个月里就重印了8次。
《慈禧外传》中所描绘的慈禧，不仅是个主宰着几亿人口大国的女独裁者，而且是个邪恶堕落而淫乱不堪的性变态。濮兰德和巴克斯津津乐道地讲述了她宫闱生活的离奇细节：诸如她如何用下了毒的糕饼干掉宫廷内的竞争对手，她怎样把那些假太监留在宫里以供她进行性娱乐……不一而足，特别能激发起人们一睹为快的心理；再加上巴克斯多次透露书中所叙之事，都是他从清廷中那些深知内情的官员那儿听来的，且他本人又通过庚子事变搞到了一些宫廷秘密档案。他宣称书中内容绝对可靠。
当时的《纽约时报》就曾评论《慈禧外传》说：“此书堪称权威之作，因为它所依据的事实，全部编译白宫廷档案和太后管家的私人日记，对于这本书即使是匆匆一瞥，也能感受到它卓越的品质……或许，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中文档案向世界披露过，也没有哪个人对中国官场生活的真相有过比这更详尽的反映。”另外，还有一家杂志《观察家》评论说：“很少有哪一本围绕国家档案所写成的书，能像这本书，如此可靠、如此丰富、如此引人入胜。”
事实上，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迫切地希望了解中国；而早在濮兰德和巴克斯之前，已经有不少清官题材的出版物在西方流行。这些出版物的作者几乎都是在中国生活过的外交官、军人、传教士、商业代办以及他们的妻子。在这些人当中，如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夫人、美国驻华公使爱德温·康格的夫人莎拉·康格、苏珊·唐莉夫人（英国使馆一等秘书的妻子）和美国画家凯瑟琳·卡尔等，都曾因种种机缘不止一次地会晤过慈禧，所以由她们撰写的文章也都具有相当的可信度。然而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众多西方的男性评论家对其所作出的“无知而琐碎”的评价。人们似乎更乐意于传播濮兰德和巴克斯关于慈禧性格和宫廷秘闻的描述。从某种意义上说，濮兰德和巴克斯笔下的慈禧，更能满足这些人的癖好，因而大家宁可将这个女独裁者看作是一个用堕落、腐败和阴谋统治中国几近半个世纪的暴君、一个天性狡诈、性欲旺盛的“丑陋的老巫婆”（莫理循这样称她）。
三
1977年，牛津大学现代史教授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撰写的《北京隐士：巴克斯爵士的隐秘生活》一书在美国出版，揭露出《慈禧外传》作者之一的巴克斯作伪者、欺诈者和一个不折不扣骗子的真实面目。
据该书透露，巴克斯出生在英国兰开斯特的一个教友派信徒家庭里，其父是巴克莱银行一位董事。作为家中的长子，巴克斯从小就养成了狂野粗暴的性格。精神抑郁症对他的长期折磨，扭曲了他的人格，当他在牛津大学的默顿学院求学时，成为一个同性恋者。然而，他也才华横溢，尤其在文学和语言方面几乎是个天才。巴克斯最终因为巨额债务及其他丑闻没能完成在牛津的学业。1899年初，25岁的巴克斯带着几位英国权贵的介绍信来到北京，希望能凭藉其超卓的汉语表达能力在罗伯特·赫德（Sir Robert Hart）管辖下的大清国海关总税务司谋一个职位。由于海关早已人满为患，赫德对他表示爱莫能助。
当时，《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乔治·欧内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正好需要一位翻译，于是巴克斯做了莫理循的助手。莫理循来自澳大利亚，早年曾因徒步穿越澳大利亚而名声大噪；后来他又从北京出发，途径云南去了英属缅甸，并于1895年出版了一部名为《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的游记，因此被《泰晤士报》聘为驻北京记者。莫理循不懂汉语，以前他只是依赖李鸿章的美国秘书毕德格来为他译述一些中国的官方消息，而李鸿章又十分乐意利用他巧妙地对《泰晤士报》施加影响；自从巴克斯来了后，莫理循如虎添翼，更好地施展其采访才华，巴克斯也逐渐在北京站住了脚。
1898年夏末，戊戌变法正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慈禧突然于9月21日从颐和园回銮紫禁城，并迅速宣布临朝“训政”的诏书。这时，莫理循却在外地旅行而远离北京。所以，在“百日维新”彻底失败、“六君子”被捕和就戮的事件发生以后，他这个消息灵通人士竟对事件的起因始末一无所知。结果，《泰晤士报》只好靠巴克斯来想方设法维持其来自中国的报道。
事后查明，《泰晤士报》的这些电讯有许多是巴克斯凭空虚构的……直到事件发生的76年后，休·特雷弗·罗珀才根据他发现赫德生前留下的77本日记，以及当时众多尚未公诸于世的材料（包括莫理循和巴克斯的未公开的日记）郑重宣布：1898年《泰晤士报》所发出关于中国的大部分报道和新闻电讯，都是巴克斯和莫理循“为了维持他们在北京的生计”，伪造或杜撰。
休·特雷弗·罗珀是西方现代史研究著名专家，他出版于1947年的《希特勒的末日》使之一举成名；《北京隐士：巴克斯爵士的隐秘生活》，是他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完成的一部重要历史学著作。
四
巴克斯与濮兰德联手合作《慈禧外传》之事，始于1899年。当时，巴克斯结识了身为《泰晤士报》派驻上海的记者濮兰德，由于濮兰德还兼任着上海国际租界市政委员会的秘书，汉语非常流利，所以巴克斯与他一见如故，过从甚密。
1900年初夏，义和团运动爆发，6月21日，清廷对各国发布宣战诏书。随着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的“庚子事变”成为当时世界上万众瞩目的事件。当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仓皇出逃的康有为在经上海和香港流亡日本时，濮兰德出过不少力，并且对康有为做过比较深入的采访，所以他以为自己拥有向外界诠释这一事件来龙去脉的专利；而此间巴克斯也自以为对清廷具有更深程度的了解。他俩一拍即合，决定顺时而动，利用人们对慈禧狰狞嘴脸的想象和臆测，开始着手编写《慈禧外传》，以期通过惊爆一位邪恶女暴君秘密生活的内幕，给西方人增添一份谈资。
《慈禧外传》的出版，在中国首先引起了时任上海开浚黄浦局总办之职的辜鸿铭的极大愤慨。在这个既聪明透顶又怪诞固执的小个子老头儿看来，濮兰德和巴克斯（辜文译作白克好司）极尽讥嘲揶揄之能事，而又煞有介事地将有关慈禧的阴狠残暴，擅弄权柄，腐化奢糜，龉龊肮脏的种种传闻予以充分刻画的下流作法，不仅意在满足西方读者对慈禧近乎“窥阴癖”的阅读需要，更主要的还是试图通过羞辱君主的手段，来诋毁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卫士，辜鸿铭对于濮兰德和巴克斯及其《慈禧外传》的憎恨，首先出于他钦慕西方人士对于王室和国君荣誉那种生与俱来的珍惜和尊崇，因此，他对慈禧也倾注出了一种难以尽言的复杂感情——联系到他在慈禧68岁寿诞庆典时私下里所作出“万寿无疆，百姓遭殃”的“颂辞”，再重读其在《中国牛津运动之内情》中动辄便称“已故皇太后”谀辞，便不难体察到这位古稀老人当时的冲动与亢奋的心境。
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李大钊尝言：“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吴宓亦称赞他道：“辜氏久居外国，深痛中国国弱民贫，见侮于外人，又鉴于东邻日本维新富强之壮迹，于是国家之观念深，爱中国之心炽，而阐明国粹，表彰中国道德礼教之责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终身，无缩无倦。”在辜鸿铭的心目中，对国君名誉与形象的维护，也即是对国家和民族尊严的捍卫，殊不知这样一来，竟使他在激愤于中国积弱积贫的热血志士眼里，成了一个在慈禧面前卑躬屈膝的封建卫道士。
此前，辜鸿铭苦于职微位卑，他自己从未见到过慈禧，因而时常为缺乏第一手资料而懊恼不堪。他听说与自己同在湖广总督衙门任幕僚的老搭档、原太仆寺少卿裕庚的女儿德龄所著《清宫二年记》一书已经问世的消息时，当即便找来一睹为快，并立即为此书写了一篇英文书评，《评德龄著（清官二年记）》，投寄给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国际评论》。
辜鸿铭一向自视甚高，终其一生似乎从来没有认真夸奖过谁，对当时西方世界那些目空一切的所谓汉学家们更是痛加挞伐，讥诮尤甚。其《评德龄著》能够以非常诚笃、质朴的口吻赞赏一个初出茅庐的中国女子，在当时造成了一种轰动效应。以他的初衷而论，原本旨在通过德龄的亲身经历，来向世人重塑他心中慈禧的美好形象，并藉此来反击濮兰德和巴克斯对慈禧的歪曲和误解。所以，辜鸿铭在这篇文章中一改坚决反对将“欧式社交女性”引入中国的顽固主张，满腔热情地称德龄为“新式的满族妇女”，并极力推崇《清宫二年记》道：“这部不讲究文学修饰、朴实无华的著作，在给予世人有关满人的真实情况方面（尤其是关于那刚刚故去的高贵的满族妇人情况方面）要远胜于其它任何一部名著。”
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辜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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