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3期-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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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学伟教授在大陆学界中搞本土化研究颇具特色。他十六年来始终坚持从事中国人社会行为分析和中国微观社会研究。他以中国人脸面观为切入点，通过儒家社会的建构来探讨中国社会研究的视角与方法论。他在研究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目前许多所谓本土化研究，究其本质而言，并未真正摆脱西方学术霸权和思维压制的阴影，仍然游走在“套”（套用西方学术）和“化”（本土化，主要是指投机取巧地做简单二元对比研究）的边缘。于是，本土社会研究的本土视角孕育而生。这种研究视角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本土化视角的颠覆性改造。它是在现有学科框架下进行的学科自生性研究，于“套”与“化”之外走出了第三条道路。《中国社会中的日常权威》就是一本从本土现象和问题出发来寻求建立本土学术概念、理论和分析框架的著作。任何一种抛弃既有理论范式而进行新的尝试都是极具危险和挑战性的，对此他深有感触：“在现有理论范式中按部就班和四平八稳的学问，是最省心、最安全的一种方法，一旦放弃这种选择，就会面临危机、挑战、陷阱、批评和和失败。”（翟学伟：《中国人行动的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版，第3页）然而，正是这些危机、挑战、陷阱、批评和和失败才铸就了学术原创和学术进步。
　　
　　一、从语言分析到“讲故事”
　　
　　首先我们得从研究方法谈起，因为其选择的适当与否关系到一项研究顺利开展。在确立了一种本土社会研究的本土视角进入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研究后，具体的方法论显得至关重要。如何才能保证所做的研究既不“套”也不“化”，这是本土研究或本土社会研究视角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在理论反思和具体研究实践中，作者于方法论上逐步由语言分析过渡到对“讲故事”方法的青睐。在其早期作品（《中国人的脸面观》）中，更多采用的是语言分析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在其关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研究中创造性的应用，是基于他对社会学方法论体系中定量研究方法的批评和反省。在他看来，人的社会心理现象通过两种外在的方式表现出来，即行为系统和语言系统。定量研究方法中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复杂性和他本身具有的主观介入性及对研究本身的参与性，使得其研究优势受到消解和扭曲；也不仅仅是因为社会、历史和文化脉络的不同，它在实际应用中受到一定限制，比如中国社会中的道德具有“体验——情境性”特征；更为重要的是，定量研究方法把研究人的心理限定在对人的行为研究上，且未能在心理和行为间作一个很好的连接。基于以上的考虑，他将语言分析作为一种与观察、实验、调查等方法并列的方法来研究中国人和中国社会。这是一种新的尝试，它不同于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翻译研究等学科领域中的语言分析，其目的不在于研究语言现象本身，而是将语言作为一种研究社会心理的工具，通过对语言的分析研究来认识中国人和中国社会。
　　伴随着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理解和把握的逐步深入，作者在研究方法上又产生了新的想法和尝试，逐渐由语言分析迈向“讲故事”的研究方法。“讲故事”作为一种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提出，既具说服力，又颇有争议。言其具有说服力，是就其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解释力和被民众的接受程度来说的。这不仅在于社会生活中两种事实取向（“人物——事件事实”和“符号——行为事实”（《中国社会中的日常权威》第57—59页，下面只注明页码））的界限划分不是很明确，在对历史进行叙述时经常可以感受到文学性特征，想象和虚构不是文史的分野；而且还在于中国社会的运作、文化特征或人生真谛等往往体现在故事中。中国人的思维和阅读的特征是历史主义的，属于一种“在叙述中的理解”，他们习惯于在可能真实可能编造可能夸张了的历史故事中去体悟社会和人生。虽然更有利于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理解和阐释，并更易被普通民众了解和接受，但这种研究方法在学界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争论的焦点在于：“讲故事”的方法能否应用于社会学研究？其代表性如何？其实，争议本身并没有跳出僵化学术思维的限制。就本体论而言，代表性问题涉及到何为真实的问题。为此，作者提出了一个解决文学真实性问题的构想。他首先区分了上述两种事实取向，并认为故事研究的真实性应该包含文献资料中记录的社会生活逻辑和情理是否真实。在社会学意义上，叙述故事的真实性，主要是分析其在逻辑和情理上确证真实的社会运作规则、功能和潜在的重大意义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才对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而人类学家林耀华在其博士论文《金翼》中也借用了同样的研究手法，用小说来表达其对中国社会中家庭和人际关系的认识，取得意外轰动，成为不朽经典。不管这种解决文学真实性问题的构想是否真的解决了“讲故事”方法的代表性问题。我们可以说“讲故事”作为一种社会学研究方法提出，是同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叙事转向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二、“狐假虎威”：中国社会中的日常权威
　　
　　在对作者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一番梳理后，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他是怎样展开其本土社会研究视角的。中国民间有句谚语：“大树底下好乘凉”。意思是说，一个自己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靠山。作者在对其进行语言分析后发现中国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往往不看重人与人之间的一般互动过程和原理，而是看重由互动者引起的脉络性关系。于是，他提出中国人关系研究的重点不是人际关系，而是个人关系；关注的是两个人发生关系的情境和理由，而非制度或规范。对此，他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以往的社会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社会互动和社会关系研究好比是在研究象棋，棋子角色地位清楚、行走规范分明；而中国人关系的研究重点很像在研究围棋，棋子没有明确的角色分工和行走路线，棋子的作用根据各个棋子之间的具体关系来确定（第302～303页）。
　　在语言分析的基础上，作者看到了中国人多重关系网络中日常权威的存在。所谓的日常权威就是用来指称“那些我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认为他们不应该拥有权威，而他们却能支配他人的现象”（第290页）。他关于日常权威的研究具有双重特色：一方面，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研究权威，即从社会关系而不是地位和身份的角度来研究权威，这正是日常权威中“日常”两字所蕴含的更深层意义；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方法论上，即采用“讲故事”的研究方法来阐释这种全新的研究角度。也就是说，在分析和把握中国社会基本特征的基础上，通过对精心挑选的历史故事的叙述、解读和剖析，以达到在理论和概念上获得一种关于中国日常社会运作规则的解释框架的目的。同时，读者通过对这些历史故事的再阅读，可以深入地体会和理解所建构起来的概念和模式的合理性、契合性及必要性所在。在该书中，他给读者们“讲”了四个历史故事：一是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故事；二是慈禧及其他人的故事；三是孔二小姐及其家人的故事；四是夫人、公子干涉司法的故事（第148…243页）。在叙述、解读和剖析这些历史故事的基础上，作者建构出解释中国日常生活社会的新的理论框架——日常权威理论。
　　日常权威的存在，是同中国社会情境的构成方式密切相关的。与西方社会研究的两种理路（个人与社会）不同，中国社会建构分析的基点是制度与话语。中国政治、社会、家庭及个人具有连续性和统一性，“修齐治平”体现出一种“连锁推论法”（费正清）的思维方式。这样在中国社会被建构的过程中就没有宏观和微观的明显划分，而只有复制与缩放的关系。从这种情境构成方式我们可以看出，它并不强调一个人需要在一种固定的权威结构中获得权威者的肯定性认同，而是希望在有权威介入的流通过程中来弄清楚谁是日常权威。作为一种关系网络上的心理与行为现象，中国社会日常权威不是培养要么主子，要么奴才的单面性格人；而是要培养既能做主子，又能做奴才的双面性格人。这些人既有卑躬屈膝的一面，又有耀武扬威的一面。人们对其心态也是复杂的，靠上的便是“大树底下好乘凉”，靠不上则是“狗仗人势”、“狐假虎威”。在一种比较固定的社会结构中我们或许可以通过辈分、地位、角色等知道谁是权威者，谁是服从者。但中国社会存在着一种运行机制使得这些本不该成为权威的人成为一种社会互动中的权威。作者将这种独特运行机制概括为人情、面子与关系网。
　　
　　三、人情、面子、关系网：日常权威的运作逻辑
　　
　　在作者看来，日常权威之所以不同于传统权威、克里斯玛权威、法理权威或民间权威、乡土权威、个人权威等权威形式，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嵌入式的权威。因此，其划分依据应该放弃A和B之间互动关系研究，而要在A、B和C以及三者以上的关系中来加以认识（第229页）。任何想拥有权威或资源的个体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先需要将自己嵌入一种特定个人关系网络中，借此才能拿到本来不属于他的权威。真正的日常权威的形成来自于任何一种被确定或被认可的权威介入到了某种关系网络中，由此造成与此权威者有特定关系的个人可以假托其相关者的权威而建立起自己的权威。这种权威不受规范、制度的制约，也没有明确的边界，能制约它的规模和发展的就是关系连接上的可能性。只要权威者退出关系网络，日常权威就会因此而消失。
　　在分析中国社会日常权威的具体运作逻辑时，作者借用了法国反思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惯习”、“社会空间”等分析工具。他认为日常权威是中国人在其社会空间中形成的惯习，它所赖以存在的关系网络就是它的场域（第277页）。他进一步分析了西方社会场域与中国社会场域的不同，进而构建出日常权威的具体运作逻辑。在他看来，与西方丁是丁卯是卯不同，中国社会场域虽然也有自己的游戏规则，但这种规则仅是形式上的，本身并不受定规则的人和执行规则的人的尊重。在一场游戏中，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不是遵守游戏规则或是对规则的合法性提出异议，而是就他自己的情况而言有没有变通的可能性。因为中国真实社会的建构是一个自主的行动者与社会规范结构相权宜的产物，所以变通是肯定可以的，关键在于此人有没有人情和面子。换句话说，因为人情和面子的存在，一个权威者不得不介入到一种关系网络中来，并使得同他有特定关系的个体因权威者的介入而获得其本不该拥有的权威。正是在情与面的施与过程中，日常权威作为一种流动性的嵌入权威介入到行动者相互间特定的关系网络。也正是因为这种运作机制的存在，权威发生位移，实现流通，那些原本不应该拥有权威的人因“沾光”而分享到权威主体所拥有的权威，成功地实施对他人的支配。
　　中国情理合一的社会中存在着某种特有的文化运行机制，它为关系的复制与再生产提供了一种程式化的语言，而这种特有的文化运行机制是通过人情和面子等话语体系建构出来的。由人情和面子而促成的关系再生产为权力的再生产建立了有效运作机制。人情和面子是中国社会独特的社会心理文化现象，它们的共同作用促成了权威的流通（第254～274页）。在分析中国社会日常权威的具体运作过程中，作者区分了人情和面子这两个存有模糊地带概念的作用方式。他认为人情是个排斥性或封闭性的概念，而脸面是个辐射性或推广性的概念。人情是在报与欠的过程中因权威者的义务性介入而获得权力，是交换的结果，具有封闭性的特点；而面子则是在关系的关联中因权威者的无形介入而获得权力，具有开放性的特点。然而，不管人情和面子具体运作机制如何，它们的最终效果都是建立了与他人的特殊关系，并因权威者介入关系网络中而获得日常权威。
　　总之，中国人在情理社会中，通过人情和面子的运作，放弃的是规则、理性和制度，得到的却是不可估量的社会资源、非制度性支持和庇护及以势压人的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