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3期-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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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笃实”君子如金岳霖，在“真纯”性格的支配下，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都不免显出他们“软弱”的一面。对此，于光远先生曾引用他人的话说：金岳霖“在建国后，经常作‘深刻’的检讨，有些过分，对别人的批评也偏左，有言不由衷地应付局面、但求过关的表现”。因于光远“对金岳霖从来就有很好的印象，我不信他会有任何在认识以外其他不纯的思想。”（《金岳霖——我“最”老的“老”朋友》）那么，所谓“真纯”，这除了他是真心服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更多的可能是他作为一个粹然学人的天真或稚气，即于光远所认为的：“他研究马克思哲学的时间毕竟不够长，又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实践，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这完全是他出自真心，没有见风驶舵、人云亦云的因素，因而他写的东西是用自己的真实思想、用心写的。”于先生这番分析，洵为的论。此外金岳霖的学生周礼全也说得极好，他说：“我也赞成‘春秋责备贤者’。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一个人，若不能摆脱当时社会条件的束缚，若不能抵抗当时流行的错误思潮，是要自己负责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特立独行人物毕竟是很少的。把历史悲剧的责任不恰当地加到一个无权无势的‘书生’身上，是不公允的。”（《怀念金岳霖师》）
胡适给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一书的英译本写序言，其中以金岳霖为例，试图说明“在外力下要一个知识分子真正转变是不可能的”。其实呢，胡适是懵懂于包括金岳霖在内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这就如当年金岳霖调侃当了驻美大使的胡适：胡适不懂政治，且“不能事人，焉能事鬼”？后者则如在金岳霖的一节回忆《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周总理》中，他提及周恩来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的一次动员报告，他说：“周总理在这个报告中讲的是立场问题。先讲民族立场，从革命的要求说，光民族立场是不够的，我们要进人人民立场。从革命说，人民立场仍不够，要进人工人阶级立场。他说他犯过错误，他的错误把他暴露在上海的大马路上。他的报告可能有两个多钟头。对听众说，这个报告是一个突出的经验。听众好些都是五十过头的人，我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有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事。”这一番感受，胡适是陌生的。金岳霖还曾回忆在“洗澡”运动时“我做了一个自我检查报告，满以为我在民族立场上毫无问题。我的话是有根据的。在日本人占领北平之前，我有一次碰见钱稻孙，他那时是清华的图书馆长。我表示非抗日不可。他说万万抗不得，抗，不只是亡国，还要灭种。我很想打他，可是受了‘不能打’这一教训的影响，没有打。我说了之后，听众反驳说：我们想的是，蒋介石让美国船在长江自由航行，你一句反对话都没有说。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一点上，我确实丧失了民族立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周总理曾说过民族立场不够，最后要工人阶级立场。这完全正确。立场观点方法应该是同样重要的。但是在某种特别情况下，立场显得根本。”而在金岳霖的入党志愿书上写得更加明白，他说：“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确实站起来了。要巩固这个‘站起来’的局面，又非建设社会主义不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里，要建设社会主义，非有相当多的人无条件的服从党的领导、接受党的任务不可。”
少年金岳霖是在“中国若是古希腊，湖南定是斯巴达；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定是普鲁士；若谓中国即将亡，除非湖南人死尽”的歌声中成长起来的，后来没有让中国灭亡，反而向全世界宣告“从此站起来”的，是他的老乡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于是金岳霖甘心“一边倒”，他甚至在临终前给哲学所党组的信中还念兹在兹：“我可能很快结束。我要借此机会感谢党，感谢毛泽东同志，感谢全国劳动人民把中国救了。瓜分问题完全解决了。”随之呢，“民族立场”，就进而“人民立场”和“工人阶级立场”了。当然，金岳霖的变化，他身边的一些朋友也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陶孟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金岳霖说他是“有大影响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偏左，不是旧民主主义者，也不是共产党人”，但那时陶孟和与竺可桢等却非常认真和热情地要求加入共产党；又如张奚若、梁思成、林徽因、刘仙洲、吴晗（吴晗任北京副市长后，清华文学院院长之职即推荐给金岳霖担任）等。到了1953年斯大林逝世，金岳霖自觉有了“保卫党的要求”，终至3年后成为中共预备党员，又逾4年，方成为中共正式党员。此外又如张东荪，金岳霖曾称之为是一个“玩政治”的学者，但他回忆说：“我加入民盟是张东荪安排或帮助安排的。在以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对我有特别的作用。对我来说，那是极其有益，也是极其愉快的。”至于胡适，金岳霖则坦然称之：“我不大懂他”。
“笃实”的金岳霖在“宏大叙事”下放弃了自我，比如他初学马列主义，他说：“现在我将比作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明年是二年级，十年八年总有进步。”再后，“文革”中他接受“大批判”，他真诚地表示：“我的检查离同志们批判的太远了，如果讲出来，大家肯定会气炸肺。听了大家的批判，我很吃惊。原来没想到自己罪行那么严重。”不过，很难说这就是“软弱”。其实，这毋宁说是他的“真纯”。后来同样有过一番变化的冯友兰（冯的清华哲学系系主任之职解放后很快由金岳霖所接替）曾称道金岳霖性格中的“真纯”，他说：“金先生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嵇康的特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思想清楚，逻辑性强，欣赏艺术，审美感高。”（《怀念金岳霖先生》）“天真”固然，思想是否“清楚”就很难说了。
但是，不管如何，冯友兰的这一句话倒是千真万确的：“金先生的著作，我们可以继续研究，金先生的风度是不能再见了。”
（以上引文未加注者均见于刘培育主编的《金岳霖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关于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自己的工作三》云：“此外也写些随笔小品，多是介绍外国的文艺的，作有《希腊之小说》一二两篇，一是讲公元前三世纪时期郎戈斯的所谓牧歌小说，二是叙述二世纪时叙利亚文人路吉阿诺斯的讽刺小说，题目是《信史》，可是里面说的全是神异的故事，讽刺历史家说诳话的风气。又写了一篇公元前六世纪时的女诗人萨福的事迹和她的遗作，题名《希腊女诗人》，还写了《希腊之牧歌》，是讲牧歌诗人谛阿克利思多斯的。另外也写些别的，如根据古英文的史诗《倍阿乌耳夫》——意云蜜蜂狼，即是熊，是主人翁的名字，作《英国最古之诗歌》，又抄安徒生的传记，做成一篇《安兑尔然传》，送给《绍兴公报》。在乙卯年十月里，将那讲希腊的几篇抄在一起，加上一个总名《异域文谈》，寄给小说月报社去看，乃承蒙赏识，覆信称为‘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作，并由墨润堂书坊转送来稿酬十七元，这一回似乎打破了过去的记录，大约千字不只两块钱了吧。”
坊间几种周氏年谱传记提及《异域文谈》，均系转述以上说法，而略加发挥。如李景彬著《周作人评析》云：“在新文学运动前，周作人还撰写了一系列评介外国文学的文章，其中，有介绍希腊牧歌小说的《希腊之小说》；有介绍希腊牧歌诗人谛阿克利恩（思）多斯的《希腊之牧歌》；有介绍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女诗人萨福的《希腊女诗人》；有根据古英文的史诗《倍阿乌耳夫》作的《英国最古的诗歌》；还有介绍著名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的《安兑尔然传》，等等。1915年11月，作者将这些文章结集为《异域文谈》，投寄小说月报社。复信称这些评介文章为‘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作。该书由墨润堂书坊印行。”
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研究资料》之“著译书目”中，《异域文谈》在列，注明“周作人著，墨润堂书坊1915年初版”，内容包括《希腊之小说一》《希腊之小说二》《希腊女诗人》和《希腊之牧歌》。该书之“周作人年谱（简编）”则云，“后由小说月报社出版”。两位后来编《周作人年谱》，附录之“周作人著译简目”列有：“《异域文谈》，评论集，周作人著，墨润堂书坊，1915年第1版。”正文中却未记录该书出版情况。孙郁、黄乔生编《回望周作人》丛书之《资料索引》卷也说：“《异域文谈》，墨润坊书坊1915年第1版，署周作人著”。
钱理群著《周作人传》云：“周作人于1915年10月将他这一时期的译著精选之后，编成《异域文谈》一书，交小说月报社出版。”
我校订出版《周作人自编文集》时，未见此书，故付阙如。后来写《闲话一二》，特说明云：“有关周氏的传记论著谈及《异域文谈》，往往闪烁其辞，从不超出《知堂回想录》的介绍范围，我想作者其实未曾寓目。此书遍觅不着，或已失传。”
近阅王锡荣《周作人生平疑案》一书，谈及《异域文谈》亦说：“这本书很是蹊跷，在一些有关周作人的资料中有此记载，但在其各种文集中，却都不见此书踪影，连近年止庵先生校订的《周作人自编文集》中也没有收人，以致它的面貌，我至今还没有见到。”不过王氏所说：“周作人1915年10月31日有这样的记载：‘下午由墨润堂转来小说月报函并一签，云稿收，酬十七元’，但是在周作人的日记中却并没有写作该文的记载。”以及：“周作人并没有写这文章的证明，却得到了发表的稿酬。”均不确。查周氏日记，1915年10月15日云：“下午录旧稿四纸。”16日云：“下午再钞旧稿了，共五千言。”17日云：“寄……小说月报函。”此即有关之记载也。但是日记讲到收钱之后，便无下文了。
现在把各家说法逐一录出，与所本《知堂回想录》加以对比，忽然悟得：诸位既然别无证据，也许都“过度诠释”了周氏的话。盖原文并未谈到《异域文谈》是一本书，亦未言及它曾经出版，只说收着“由墨润堂书坊转送来”小说月报社的“稿酬”而已。是以无论“墨润堂书坊印行”，还是“小说月报社出版”，都是后人臆想；我之揣测该“书”下落，亦属无稽。也许这只是一组文章，其中包括《希腊之小说》等四篇。李景彬将《英国最古之诗歌》、《安兑尔然传》一概阑入，更系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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