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3期-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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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买臣的托就是我们屡屡提及的他那位结发妻子。没有人愿意做这样的托，做到连名字都让后人随随便便地换来换去。朱妻在元杂剧《渔樵记》里姓刘，在昆曲《烂柯山》和京剧《马前泼水》里叫崔氏，在梨园戏《朱买臣》里姓赵，你不会因为这是戏剧就轻易地原谅那些胡乱给朱妻安一个姓氏的人，因为你会愤怒为什么朱买臣的名字从来没有被写错过，但愤怒毫无意义，因为几百年来朱妻只是一个符号，不管她姓什么，她的作用一以贯之，从她进入戏剧开始，她就成为朱买臣发愤读书并且最终考上状元的催化剂——仅仅是让朱买臣成功的托。
　　这里我们需要对历史的戏剧化书写做点说明——朱买臣的时代并没有状元可考，但是从宋元年间直到明清的戏剧里，考上状元几乎是文人出人头地的唯一方式，比朱买臣早得多的苏秦在戏里也不得不去参加科举考试。我强调这是对历史的戏剧化书写，并不是说戏剧就可以完全不顾历史事实，而是说考上状元是后世的文人与民众最容易理解的一种改变命运的格式，“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人生因此完全改观，这是所谓“一步登天”最简洁的写照，用当代人的说法叫作“知识改变命运”。既然命运以这样的方式改变是如此富于戏剧性，因此一代又一代人，无论是文人还是老百姓，都已经习惯于用这样的方式来定义由普通平民而转瞬间大富大贵，这种文人最根本意义上的成功，那么我们何不坦然地接受这种描写呢？但事实不像口号那么简单，对于文人而言，拥有“改变命运”的力量的并不仅仅是“知识”，往往还要有些其他特别的际遇，一般的戏剧，只是简单地写主人公的才气加上运气，不如朱买臣故事那样有机趣，知道用老婆做文章。
　　前面说到，朱买臣的故事有好几种不同的讲法。但关键处并无二致，都是说朱买臣被迫给妻子写下一封休书，受此羞辱，他发愤读书，终于一举得中。从《渔樵记》开始故事都是这个套路，那位或姓刘或姓崔或姓赵的女人在大雪纷飞寒风彻骨之日，不惜一切地逼朱买臣休了自己，而这次“逼休”正是朱买臣最终成功走上仕途的转折点。想否认“逼休”的关键作用很难，按照戏里的说法，当时朱买臣已经49岁，结婚后至少长达二十年时间里一无所成，按照后来的戏里越来越清楚的写法，当时的朱买臣已经考过九次科举——三年一次，他应该是从20岁开始进科场，遭遇了连续九次失利。这位连续九次进考场都铩羽而归的老童生被结发的妻子劈头一顿臭骂之后，居然就高中头名状元，不由人不想起那句名言——每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有一位女人——女性的伟大作用在这里毕露无遗。
　　可惜这个故事并不是歌颂一对夫唱妇随的婚姻楷模，相反，戏剧里那位或姓刘或姓崔或姓赵的女性，在逼休时显得很没有品位和教养，一点也不像是可以做状元夫人戴凤冠霞帔的角色，她在逼丈夫休了自己时，也不像史书里所说只是有点羞耻心，不愿意丈夫在大街上装疯卖傻。从历史到戏剧，朱买臣的境遇越来越显得可怜，而女主人公则越来越刻薄，而正是由于朱买臣的可怜与她结发妻子的刻薄，才使得从失意到得意的朱买臣顺利地荣登励志故事中正面典范的宝座。
　　因此我们可以说，朱买臣正面形象的塑造过程，就是一部完整的典型生成教材，更是一部成功运用了反衬法以烘托出一个光辉典型的形象生动的教材。
　　是啊，在元杂剧里，那位姓刘叫玉天仙的女性，面对的本是个实在难以容忍的丈夫。至少从玉天仙和她父亲的角度看，他们逼朱买臣写下这纸休书并没有任何的不当，用玉天仙的话说，“你是一个男子汉家，顶天立地，带眼安眉，连皮带骨，带骨连筋，你也挣（门坐）些儿波。”元杂剧最精彩的是大量的市井语言，《渔樵记》也是这样，读读这个剧本里朱买臣夫妻怎么吵架，是很让人开眼界的，你刀我枪真让人感慨是天生一对地配一双，朱买臣耍起无赖根本就不让玉天仙半分；但是按照戏里的写法，当玉天仙讲出这句话时，朱买臣受不了了。我怎么也想不出玉天仙这段话有什么毛病，她无非是叫自己的丈夫要有点出息，那前提是在当时，朱买臣确实是个没一点出息的男人，而当老婆抱怨家里没米时他居然还狡辩道咱家里不是还有柴吗？我想听到这样的话这世界上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女人都会比玉天仙更愤怒。但是朱买臣好像唯一受不了的就是老婆说他没有出息——我们可以把这看成是夫妻斗嘴时玉天仙说出的最接近于事实的真话，而残酷的真话总是比起哪怕是很恶毒的假话更有可能刺疼人心——他就是听到这句话以后才下决心给玉天仙写下休书，并且走上了他获取状元的阳关大道。
　　《渔樵记》的结局很勉强，朱买臣做了官回到故乡，听说玉天仙想复婚，前思后想，“想着那凛冽寒风，大雪漫天，想着我那身上无衣，肚里无食，怀内无钱”，因此是“当初你要休离我便休离，你今日呵要团圆我不团圆”。他自然是断断不能与刘氏重归于好，而玉天仙只不过骂骂咧咧地说：“我想他在俺家做了二十年夫婿，每日家偎慵堕懒，生理不做。今日做了官，就眼高了。这厮原来是个忘人大恩，记人小恨，改常早死的歹弟子孩儿。”但是故事前面有个元杂剧里很常用的伏笔，说是刘氏逼休本是他父亲的激将之计，是由于“男子汉不毒不发”，用刘二公的话说，“他每日家偎妻靠妇，四十九岁，全不把功名为念。我生逼的他求官去，我是歹意来？”而即使刘氏逼他写了休书，以前几十年的情分总无法否认吧，“他全不想在我家这二十年，把冷水温做热水，热水烧做滚汤与他吃。”按照这样的设计，朱买臣虽然也很牛地让刘氏把一盆水泼在地上眼看着她无法收回，最后却还是依情依理地与刘氏复婚，覆水难收的典故在这里，就显得有些可笑。
　　但是在传奇和京剧里，朱买臣的夫人就没有那么好的命，元杂剧里的这个伏笔不用了，而且那盆决定朱的结发妻子——现在她姓崔——命运、也很让小人得志的状元郎解气的水也由朱买臣自己泼了，而且他还要趁机忆苦思甜大唱特唱，以京戏为例：“想当年我将你娶家下，实指望夫唱妇随我宜室又宜家。朱买臣贫穷并非假，正所谓家徒四壁我日对着芙蓉花。日用三餐费用虽不大，怎奈是我肩不能担担，手不能够提篮，我又不能买卖做生涯。那一日深山把柴打，偏遇着北风冽冽、大雪飞飞上山滑，我才无可奈何转还家。你逼定我休书来写下，那时节鸳鸯两分叉。也是我买臣福份大，你看我身穿大红，腰扣玉带，足蹬朝靴，头戴乌纱，是颤颤巍巍两朵红花。十字街前拦住了马，你叫我将你带回家。我若是将你带家下，岂不被街坊邻人耻笑咱。千差万差你自己差，恩爱的夫妻就变成了活冤家。来来来，将桶水泼地下。你若能收覆水我带你回家。”
　　且不说朱买臣拒绝复婚的理由越来越充分，在这里朱的结发妻子崔氏也不再像在元杂剧里那样让人同情，当朱买臣越来越像一个落魄的文雅书生时，他的妻子越来越像是个蛮横无理且丝毫不通人情人性的市井泼妇，一场“逼休”，倒是越唱越生动。唯因崔氏一步紧似一步地撒野，且句句刺痛朱买臣的软肋，朱买臣在她的语言暴力面前才显得困窘、无奈。“逼休”很让男人的自尊受创，被这样的悍妇逼休以后的男人，终于有咸鱼翻身的一天，当然是很让人激动和兴奋。
　　这个有教育意义的励志故事就这样变了味，但如果我们从女性的角度解读这同样一个故事，就让人一点也激动和兴奋不起来，因为这个故事里充满了嘲讽的意味。是的，朱买臣故事就是被后人，主要是被后世的读书人用来嘲讽女性的，如果说在《汉书》的朱买臣故事里，朱买臣那位妻子还算有自己的尊严的话，那么在后来的版本中，这位女性就处于不断被粗鄙化的过程中。但我要强调，朱买臣的夫人被不断粗鄙化并不是由于历朝历代的戏剧家们仇恨女性，我并不认为朱买臣故事中的女主人公被粗鄙化的过程，是一个单向度的针对女性的阴谋，问题在于即使是在最刻薄地指斥朱夫人的版本里，同样也包含了对她非常内在的同情与理解。问题在于，面对一个行将垂暮还没有什么发迹预兆的五十岁的老人，还有谁能比这位夫人更有耐心？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要让朱买臣成为令人景仰的典型模范，好像只有损一损他的结发妻子，为他成才道路上制造出一些或大或小的坎坷。
　　这样的手段并不是古代戏剧的独门暗器，从历史到今天，只要写励志故事的人可以有机会不择手段地塑造他的主人公，类似的现象就会次第出现。这里刚好有个很接近朱买臣故事的新剧目，它是鼎鼎大名的河南省豫剧三团新近演出的现代戏《村官李天成》，为了把这位村官写得感人，不仅他那个支部里几乎所有伙伴都被写成只顾自己“先富起来”的“落后干部”，最后成为垫背的，恰恰就是他的结发妻子。为了写好塑造李天成高大形象最后也最重要的一笔，他那位看起来挺贤慧的妻子到最后终于也忍不住落后了，舞台上的李天成就像当年的朱买臣一样遭遇逼休，那场面男主人公和《烂柯山》的“逼休”一样眼泪涟涟，而结局的区别唯在于朱买臣成了状元而李天成做了先进。据说《村官李天成》也和《渔樵记》《烂柯山》一样是以真人真事为底本写的戏，不知道现实生活中李天成的夫人看了这戏，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落后符合实情，如果不幸李天成真是那样的好村官而夫人又一直很有境界，那她会不会觉得为了塑造丈夫的光辉形象而将自己糟践一番是否值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大力编演现代戏的高潮中，类似的现象曾经屡屡发生，最典型的就是武汉市楚剧团演出的现代戏《刘介梅》，它写土改翻身户刘介梅新婚后与其妻仙梅向往发家致富，统购统销时不愿向国家多卖粮食，合作化时又不积极参加合作社；1957年大鸣大放中，说党支部书记刘敏三所办的农业合作社糟得很。剧作称刘介梅的这些言语行为受到了富裕中农曹老七、二地主周少贤赏识，于是他又与曹合伙放高利贷，并在他的好友周大清之子病危时上门逼债。县委针对刘的言行，在群众中开展今昔对比教育，刘介梅经过自我反省，思想得以转变。一时间全国各地许多剧种和剧团移植上演，但刘介梅本人提出了抗议，他给文化部写信，认为各地根据他“忘本回头”的事件编写的各种《刘介梅》剧本大部分情节与他本人的事实不符——他既没那样可耻地“忘本”，也没那样光荣地“回头”。文化部因此专门于1958年10月24日下发《关于文艺作品中写真人真事问题的通知》，指出“这种情况已发生不止一次，从歌剧、戏曲《刘胡兰》，到最近上演的话剧《白鹭》，都因为剧中人物使用真名真姓，而引起了一部分当事人的不满。”通知指出，“有一些用真人真事为题材的作品为了加强戏剧效果，把现实生活中的落后分子写成右派或者反革命分子，或者为了美化正面的英雄人物而作了一些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虚构，这就容易引起群众（特别是当地群众）的不满，认为与事实不符”，因此，文化部建议类似题材的创作中“情节上的改动和艺术上的加工，必须首先考虑到作品的政治效果和群众影响，一定要力求不伤害当事人（包括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的政治道德品质。”但文件并不能阻止人们做出更离谱的事情，那个著名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在被搬上舞台和银幕时，当年救了小姐妹生命的右派哈斯朝鲁，就被改写成了故意将羊群赶到暴风雪里去的“没有改造好”的反动牧主，这个冤案直到1978年才因胡耀邦批示而得到平反。
　　为塑造与树立某个典型模范就不惜无端地糟践一个可能是好端端的人，实在是既不公平，也不道德。然而，有了“教育大众”这个看似很高尚的理由，谁又能阻这类事情出现？北岛当年有名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但好像“崇高”也可以并经常被用为卑鄙行为的护身符。这其实向我们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那些希望用高尚的道德教育人的艺术家总是率先摒弃对自己的道德要求，他们从哪里获得合法性的证明，以至于可以毫无愧疚之心地去肆意丑化最多只是稍嫌不够完美的好人？朱买臣的原配夫人是可以发出这种疑问的，不仅她，我们也可以。


性别支配是一种装置
■　陈慧平
　　由“后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