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诗笺证稿-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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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当时士论多以刘辟之乱归咎南康，是固然矣。
南康如附西南夷之勋业，亦为时议所推许也。而元白二公乃借蛮子朝事以诋之，自为未允。盖其时二公未登朝列，自无从预闻国家之大计，故不免言之有误耳。
骠国乐
旧唐书一三德宗纪下云：
＇贞元十八年正月＇乙丑，骠国王遣使悉利移来朝贺，并献其国乐十二曲与乐工三十五人。
而微之此篇题下李传云：
贞元辛巳岁始来献。（乐天此篇小序下之注作十七年。贞元辛巳岁，即贞元十七年也。）
盖实以贞元十七年来献，而十八年正月陈奏于阙庭也。
乐天此篇以“欲王化之先迩后远也”为旨，微之诗中有：
教化从来有源委，必将泳海先泳河。
之句，是二公此篇持旨相同之证。想李公垂原作，当亦类似。殆即乐天和答诗序所谓同者谓之和也。
骠国王所遣之使，诸书所记互相乖异。乐天之诗及其所草与骠国王雍羌（不是羌字，撇不相连）书俱以“骠国王雍羌之子舒难陀”为言。今传世之说郛本骠国乐颂，则唯言骠国王遣其子献乐而不着其名。通鉴以献乐者为骠国王之子悉利夷。旧传册府元龟并以悉利夷为雍羌之弟。新传则作“雍羌遣弟悉利移城王舒难陀。”又可注意者，唐会要于同条中述同一事，而前言“骠国王始遣其弟悉利移来朝。”后言“遣子入贡。”唐颂白书俱当时之文件，其他诸书亦皆可信之史籍，而抵牾若此，殊不可解。姑记之以俟更考。
德宗经朱泚之乱后，只求苟安，专以粉饰太平为务，藩镇大臣亦迎合意旨。故虽南康之勋业隆重，仍不能不随附时俗，宜乎致当时之讥刺也。特元白二公俱于此篇未明言之耳。
缚戎人
此篇题目元白集诸本均作缚戎人。独白氏新乐府嘉承本作传戎人。证以微之此篇题下注中“例皆传置南方”之语，知极可通，不必定为伪字。至乐天“将军遂缚作蕃生。”句中之缚字，虽断不可改易，然未必即是与题意相应者也。
微之幼居西北边镇之凤翔，对于当时边将之拥兵不战，虚奏邀功，必有所亲闻亲见，故此篇言之颇极愤慨。乐天于贞元时既未尝在西北边陲，自无亲所闻见，此所以不能超越微之之范围而别有增创也。至微之诗末“缘边饱（食委）十万众，何不齐驱一时发。年年但捉两三人，精卫衔芦塞溟渤。”诸句，白氏此篇不为置和者，盖以此旨抒写于西凉伎篇中，而有“缘边空屯十万卒。饱食温衣闲过日。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一节。斯又乐天新乐府不复不杂之一贯体例也。
？ 骊宫高
此篇为微之新乐府中所无。李公垂原作虽不可见，疑亦无此题。盖“骊宫高”三字原出长恨歌“骊宫高处入青云。”之句，故此篇似为乐天所自创也。
乐天此篇意旨明白，自不待多所论证。惟尚有可言者，即唐代自安史乱后，天子之游幸离宫颇成一重公案是也。
当日骊宫之荒废一至于此（见白氏江南遇天宝乐叟诗），若非大事修葺，殊不足供天子之游幸，而此宫本为玄宗际唐室盛世，竭全国财力之所增营。断非安史乱后，帝国凋弊之余，所能重建。此天子游幸所以最是害民费财之举，而清流舆论所以一致深以为非者也。
元氏长庆集二四连昌宫词结语云：
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
寅恪案：微之此诗当是元和十三年暮春在通州司马任内所作，其时连昌宫之荒废情状，据微之诗云：
去年敕使因斫竹。偶值门开暂相逐。
又云：
自从此后还闭门，夜夜狐狸上门屋。
是颇与骊宫相类似，而此诸语又足与白氏江南遇天宝乐叟诗“惟有中官作宫使，每年寒食一开门。”之句相证发也。夫微之不持讽谏之旨，以匡主救民。反以望幸为言，而希恩邀宠。诚可谓冒天下之不韪，宜当世之舆论共以谄佞小人目之矣。
微之此状（指元氏长庆集三四两省供奉官谏幸温汤状）以玄宗游幸温汤遂致“财力耗（卒页）”“天下萧然”为言，是与乐天此篇：
吾君爱人人不识。不伤财兮不伤力。
等句之旨适相符同也。至其所以赋望幸连昌之诗于宪宗御宇之时，而草谏幸华清之状于穆宗践阼之始者，殆即以由诗篇受中人之助，已为清议所不容，遂欲籍状词以掩饰其前非，而求谅于舆论欤？
微之与元和十五年十二月任祠曹时，曾草状谏穆宗驾幸温汤，而于长庆二年刺同州时又进马助翠华巡游昭应。其时间相距，不出二年，而一矛一盾，自翻自覆，尤为可笑也。然则其前状匡君进谏之词，本为救已盖愆之计，观此可知矣。
宪宗于永贞元年八月乙巳即位，至元和四年，已五载矣。观于后来穆宗于元和十五年闰正月即位，其年十二月即欲游幸温汤，则乐天此篇所见，殊为深远，似已预知后来之事者。颇疑乐天在翰林之日，亲幸小人已有以游幸骊山从臾元和天子者。故此篇之作，实寓有以期克终之意。是则乐天诚得诗人讽谏之旨，而与微之之进不以正者，其人格之高下，相去悬绝矣。
百炼镜
此篇疑亦是乐天翻检贞观政要及太宗实录以作七德舞时，采摭其余义而成者也。
青石
乐天秦中吟有立碑一首，可与此篇相参证。…盖皆讥刺时人之滥立石碣，与文士之虚为谀词者也。但立碑全以讥刺此种弊俗为言，而青石更取激发忠烈为主旨，则又是此二篇不同之点。立碑一篇以曲信陵为例者，曲信陵虽名位不显，而有美政，虽无人为之立碑，而遗爱在民，盖所以愈见立碑欺世之无益复可笑也。青石一篇以段颜为例者，唐世忠烈之臣无过二公，…真卿复与秀实齐名，此篇标举忠烈，以劝事君，舍此二公，自莫属也。又秀实死于朱泚之乱，真卿死于李希烈之叛，则此篇结语：
长使不忠不烈臣。观碑改节慕为人。慕为人。劝事君。
所谓不忠不烈之臣，乃指骄蹇之藩镇，当无可疑。而元和四年三月卢从史之父卢虔病殁，宪宗祭卢虔文即乐天在翰林所草。卢虔之碑文则归登奉敕所撰。从史为昭义节度使，于元和二年时已有不臣之迹，于元和四年五月衣发本军讨成德王承宗时，翰林学士又有奏疏论其奸谋，颇疑乐天此篇或即因卢虔立碑之事而作也。
碑志之文自古至今多是虚美之词，不独乐天当时为然。韩昌黎志在春秋，欲“作唐一经，诛奸佞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而其撰韩宏碑则殊非实录。此篇标举段颜之忠业，以劝人臣之事君。若昌黎之曲为养寇自重之藩镇讳者，视之宁无愧乎？前言昌黎欲作唐春秋，而不能就。乐天则作新乐府，以拟三百篇，有志竭成。于此虽不欲论二公之是非高下，然读此篇者，取刘义之言以相参证（指刘义持愈金数斤去，以谀墓中人所得也），亦足见当时社会风气之一斑。而知乐天志在移风匡俗，此诗自非偶然无的之作也。
两朱阁
乐天此篇所言德宗女两公主薨后，其第改为佛寺事。
德宗女义阳义章二公主之薨，恩礼独优，其后遂引以为例。此篇所言主第改佛寺事，固与旧唐书李吉甫传及新唐书公主传所纪于墓所起祠堂者不同。然揆以德宗诸女中，惟此二主齐名并称，则“贞元双帝子”殆即指此二主而言耶？未敢确言，姑记所疑，以俟详考。
西凉伎
李公垂原作今不可见，未知若何。元白二公之作，则皆本其亲所闻见者以抒发感愤，固是有为而作，不同于虚泛填砌之酬和也。此题在二公新乐府中所以俱为上品者，实职是之故。
微之少居西北边镇之凤翔，殆亲见或闻知边将之宴乐嬉游，而坐视河湟之长期沦没。故追忆感慨，赋成此篇。颇疑其诗中所咏，乃为刘昌辈而发。（旧唐书刘昌传所述刘昌之功绩，疑本之奉勅谀墓之碑文，不必尽为实录也。）既系确有所指，而非泛泛之言，此所以特为沉痛也。
宪宗尝有经略河湟之计图，…又李绛谏宪宗聚财，而宪宗以收复河湟为言事，通鉴以之系于元和五年之末者，盖以其无确定年月可稽，而次年即元和六年二月李绛拜户部侍郎出翰林院，故书之于元和五年十二月己丑以绛为中书舍人学士如故之后耳，非谓其事即在元和五年之末也。然则乐天于元和四年作此诗时，亦即其在翰林时，非独习闻当日边将骄奢养寇之情事，且亦深知宪宗俭约聚财之苦心，是以其诗中：
天子每思常痛惜。
之句，不仅指德宗，疑兼指宪宗。而取以与：
将军欲说合惭羞。
为对映，尤为旨微语悲，词赅意切。故知乐天诗篇感愤之所在，较之微之仅追赋其少时以草野之身，居西陲之境所闻知者，固又有不同也。今之读白诗，而不读唐史者，其了解之程度，殊不能无疑，即此可见矣。
凉州陷蕃，安西路绝，西胡之来中国者，不能归国，必有流藩散处于边镇者，故当地时人取以为戏，此后边将遂徇俗用为享宾犒士卒之资也。
又取乐天此篇有“有一征夫年七十。见弄凉州低面泣。”与骠国乐“时有击壤老农夫，暗测君心闲独语。”及秦中吟买花“有一田舍翁。”“低头独长叹。”相较，其笔法正复相同，此为乐天最擅长者。
八骏图
（微之）八骏图五言古诗，虽非新乐府中之一篇，然既为微之在江陵时所作，则与乐天赋新乐府时相距当不远。（微之之作当较后。）元白两诗，其间或有关系，亦未可知也。
复次，此篇修词虽至工妙，寓旨则殊平常，较之前篇西凉伎之有亲切见闻，真挚感慨者，不同科矣。
涧底松
白氏此题不独采用太冲此诗（平按，左思咏史第二）之首句以名篇，且亦袭取其全部之旨意。初视之，颇似为充数之作，但细思之，则知其实是有为而作，不同于通常拟古之诗篇也。
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论牛李党之分野，以为李党乃出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之山东旧门，而牛党则多为亮宗武后以来，用进士词科致身通显之新兴寒族，乐天即为以文学进用之寒族也。…乐天此时虽为拾遗小臣，然已致身翰苑清要，以其资历而言，不得谓之失地，故此篇并非自况之词，如左太冲喻已之原意也。然则其兴感之由果何在乎考牛李党争之表面公开化，适在乐天作诗之前一年，即元和三年。…牛僧孺李宗闵，后日牛党之党魁也。李吉甫，后来李党党魁德裕之父也。此次制科考策（平按，元和三年夏四月宪宗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牛李之底斥吉甫，或不免太甚，而吉甫亦报复过酷。自此两种不同社会阶级，夺取政治地位之竞争，遂表面形成化矣。乐天牛党也，故于此时亦密谏其事。
乐天作此诗时，李吉甫虽已出镇淮南，犹邀恩眷。牛僧孺则仍被斥关外，未蒙擢用。故此篇必于“金张世禄”之吉甫，“牛衣寒贱”之僧孺，有所愤慨感惜。非徒泛泛为“念寒隽”而作也。又白氏长庆集二捌与元九书云：
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戒焉。
可知乐天与思黯气类至近，宜其寄以同情矣。
牡丹芳
乐天秦中吟有买花一首，可与此篇相参证。盖二者俱为咏牡丹之作也。唐代牡丹之赏玩甚盛，故元白二公集中多咏此花之诗。观容斋随笔二唐重牡丹条所举之例，可概见也。
此花于高宗武后之时，始自汾晋移植于京师。当开元天宝之世，犹为珍品。至贞元元和之际，遂成都下之盛玩。此后乃弥漫于士庶之家矣。…此足与元白二公集中歌咏牡丹之多，相证发者也。白诗此诗之时代性，极为显着，洵唐代社会风俗史之珍贵资料，故特为标出如此。
红线毯
唐代初期以关东西川为丝织品之主要产地。迨经安史乱后，产丝区域之河北山东，非中央政府权力所及，贡赋不入。故唐室不得不征取丝织品于江淮，以充国用。由于人力之改进，此后东南遂为丝织品最盛之产区矣。如宣州者，当开元天宝之时，其土贡为葛属之纻布，其特产并无丝织之绫絁等物，而至贞元以后，遂以最精美之丝织线毯着闻，乃其尤显着之例也。观于此，亦可以知政治人事之变迁与农产工艺盛衰之关系矣。可参阅下缭绫条。
乐天于贞元中曾游宣州，遂由宣州解送应进士举也。是以知其红线毯一篇之末自注所云：
贞元中宣州进开样加丝毯。
乃是亲身睹见者。此诗词语之深感痛惜，要非空泛无因而致矣。
杜陵叟
元和四年暮春，京畿实有苦旱之事，…是知乐天此篇：
三月无雨旱风起。
一语，实非诗人泛写，而此篇之作，盖亦因此而有所感触也。
诗中“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句，可与白氏长庆集四一奏请加德间中节目，（缘今 时旱请更减放江淮旱损州县百姓今年租税。）及李相国论事集四论量放旱损百姓租税条：
昨正月中所降德音，量放＇江淮＇去年钱米，伏闻所放数内已有纳者。
之言相参证，以深之与乐天同上之状，其所言者，虽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