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曼施坦因--失去的胜利-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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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却是因为敌人采取了行动，才使我们意外的获得了这次巨大的机会。
　　华沙的攻占
　　在布楚拉河会战之后，接着为了阻止敌军残部从莫德林要塞中逃往华沙，在莫德林以南地区中又发生了一连串的战斗，而本集团军群则奉命攻占波兰的首都。使我们最感到奇怪的，就是直到此时为止，英法两国还是在坐视着其同盟国接受毁灭的命运。
　　我们曾向陆军总部报告，说在9　月25日以前，无法完成攻击华沙城的准备，因为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调集全部的集团军炮兵，包括第14集团军的都在内。
　　不过当俄国于9　月17日也开始采取行动，并决定以维斯瓦河为分界线之后，希特勒就希望赶紧占领该城，并命令在9　月底以前必须将其攻陷。政治家希望将军们赢得一个胜利，这当然不能算是不正常的，但是我却认为指定时间是毫无疑问越出了正轨。
　　尽管如此，集团军群总部却仍决定在攻击中应使死伤减到最低限度。所以要攻击该城的唯一理由，即为敌方已经用了一个整个的集团军，来对该城采取防御的部署，而波兰的最高统帅也已经宣布该城准备死守到底。
　　集团军群总部深知在这个环境中，对于该城是绝无奇袭的希望，反之，无论如何，它也决不想在华沙城内进行巷战，因为这必然会使攻击军与平民人口都受到重大的损失。
　　所以奉命攻占该城的第8　集团军，在攻击方面只限于大致沿着圆环式的铁路线，对该城构成一道严密而连续的封锁线。于是再用炮击和轰炸的联合效力，来迫使该城投降，假使这个还不能产生效果，则水源和粮食的缺乏，也就还是可以达到最后的目标。我在这里应该提醒大家一下，希特勒早就想命令空军轰炸该城，但集团军群总部却坚表反对，所以迄未执行，我们的理由是认为在那个阶段中，空袭对军事行动并无任何直接的利益。不过，现在基于同样的理由，轰炸却又变得合理了。
　　9　月25日，德军开始向外围要塞，据点，以及重要补给中心，发动炮击。同时，为了达到预定的围城线，局部性的攻击也开始了。9　月26日，德国空军向该城散发传单，警告该城即将被轰炸，并要居民投降。因为波军仍继续作顽强的抵抗，所以在同一天下午开始了轰炸。
　　9　月27日正午，当伦德斯特上将和我正在视察我的老18师时——它刚刚攻下了两个堡垒——突然听到了敌军表示愿意投降的消息。炮击于是立即停止。
　　次日，波兰守军司令与德军第8　集团军司令，布拉斯柯维兹将军之间签订了降约。降约上规定对于平民人口及负伤敌军，应立即予以救济，并对于英勇敌军已尽量维持其军人的荣誉。军官被准许保留其军刀，士兵在完成了其必要的处理形式之后，即可以获得自由。
　　依照波兰人的报告，在华沙投降的官兵共为12万人。当降约签字时，波兰的主将说：“轮子总是会转动的。”他的话总算是灵验了，但是其祖国的命运却又非他所能料及的。
　　在桑河及维斯瓦河以东的最后战斗
　　虽然在维斯瓦河前方的敌军主力，已经在布楚拉河会战和华沙沦陷中，都被歼灭殆尽了。但是在第14集团军的地区中——格里西亚东部和桑河下游的彼岸上——对于敌军的残部，仍然发生了许多次的战斗。其中有些也很激烈。同时，第10集团军也派了一个军在邓布林，渡过了维斯瓦河，并进到了卢市林（Uublin）。在这个战斗中，我们突然接到统帅部的命令，把刚刚向第14集团军投降的利沃夫城，交给俄军接收，并把整个集团军群的兵力都撤回到李宾特洛普在莫斯科所划定的分界线的后方。这一条线从乌左克隘路（Uzok）起，到普里齐门斯尔，然后再沿着桑河与维斯瓦河，直到华沙以北为止。所以对于南面集团军群的单位而言，在那两条河彼岸上所作的战斗，实际上都是浪费精力，而只是让俄国人坐收其利而已！
　　为了退过桑河起见，我们又必须摆脱对于一个敌军集团的战斗，估计他们的兵力仍有2…3　个步兵师，和1…2　个骑兵旅。这些兵力现在显出了极大的勇气——尽管同时对于全面的情况是完全不了解——他们拼命的攻击，以阻止我方第7　和第8　两个军达到该河。在这里又是纯粹因为德俄两国政府之间的政治谈判拖延未决之故，所以还仍然继续的发生着激烈的战斗。
　　下述的事实可以当作一个最好的证明，10月1　日，对于分界线又作了一次新的调整。这一次我们又奉命重占卢布林省。所以第14摩托化军又再度越过维斯瓦河，接受敌军最后残部的投降，后者正在面对着前进的俄军，作英勇的抵抗。
　　波兰战役终于结束了。在这个过程中，南面集团军群一共俘获人员523；236　名，野炮1；401　门，机枪7；600　挺，飞机274　架，战斗车辆96辆，和其他无数的各种装备。毫无疑问，敌人的伤亡相当惨重，因为他们作战时是非常的英勇，而且即令在最无希望的情况中，也还是决心苦战到底。
　　我们本集团军群的损失统计如下：
　　军官：死505　人，伤759　人，失踪42人。
　　士兵：死6；049　人，伤19；719人，失踪4；022　人。
　　10月5　日，希特勒在华沙举行了一次胜利大阅兵，所有在该城附近的各师都参加了这次盛典。很不幸，在结束时却有一段不愉快的插曲，它也适足以明白的表现出来，其对于陆军将领的态度。
　　原定的安排是在希特勒飞返德国之前，应与部队的指挥官们会晤一次，为了这个目的曾经在一个飞机库中，安排了一张桌子，并由一个野战厨房提供食品。当希特勒走进来时，看到了桌面上铺着的白台布和陈列的秋花，他马上转身就走，跑到外面去与部队坐在一起进餐。吃了几口汤，并且与周围的士兵闲谈了几句之后，就直接走上了升火待发的飞机。这是一种故意的做作，表示他具有“群众”化的风度。但是我却很怀疑他这种行为，是否会真正的赢得那些军人们的赞许。我敢断言，当他们已经赢得了胜利之后，国家元首若是为了尊重全体部队起见，实在应该接见他们的指挥官。若果如此，则他们对于这种姿态是一定会大表欣赏的。他对于后者的待遇，简直可以算是一种侮辱。
　　不久以后，波兰战役就被人形容为“闪击战”（Blitzkrieg）。诚然，若就其执行速度与结果而论，那的确要算是一个空前的杰作。直到以后，德军在西线上发动了攻势之后，才有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相似例证。
　　不过为了要作公正的评价起见，则我们就必须先记着在前一章中，对于波兰方面的分析。
　　事实上，德国人是不仅具有优势，而且在开战时也有了许多比较有利的条件，只要更能符合下述的两个假定，则他们赢得这个战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第一为德国人为了在东线上保持必要的优势起见，在西线方面就必须要准备作相当高度的冒险。
　　第二为西方国家无论如何都不会利用这个机会，对于波兰人作适当的援助。
　　那是不会有任何疑问的，假使西方国家能够尽可能提早在西线方面发动攻势，则战局的结果将会大不相同。不过这当然又还附带着有另外一个假定，即波兰的统帅部能够具有较大的现实感。换言之，它在开战时，不分散其所有的一切资源，企图守住它所不能守住的东西，反之却能集中其力量于要点之上，并为了争取必要的时间，而有系统地战斗，这样就可以使德国人真正的面临着一个两面战争的矛盾难题。波兰部队是很够英勇，能够坚持到底，这样也许就能苦撑下去，直到盟军达到了莱茵河时为止。于是也就可以迫使德国统帅部要认真考虑在波兰方面叫停的问题了。
　　诚如施里芬伯爵（Count　Schlieffen）所说过的，较弱的一方面对于对方的胜利，作了其自己的贡献。这一次的情形就是如此的。但就另一方面来说，除了因为我们敢于冒险，所以能获得数量优势和作战性的利益以外，又必须承认我们在波兰成功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完全者，还是因为德国的战斗部队有了较好的领导和素质。
　　我们成功的速度中有一个主要因素，即为对于大型自足的坦克部队，作了一种非正统性的使用，而更用一个远较优势的空军来担负支援。但是真正具有决定性的因素，除了德国军人的勇敢与负责以外，还是德军全体上下所具有的“精神”。诚然，德国重新武装的物质成就，大部分是应该归功于希特勒个人的努力，可是专凭数量优势却还是不一定能够保证获得如此迅速和完全的胜利。
　　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那个小型“国防军”（Reichswehr），虽然当时曾经为许多人所看不起，却能够从1918年的失败中，使德军的训练和领导的伟大传统得以复活。现有的“新国防军”（Wehrmacht）　，要算是旧国防军的儿子，它的成就为发现了一种方法使战争不再退化为静态的战争。在新的工具帮助之下，德军在机动作战中重新获得了真正的领导艺术。个别的领导力发展到了一时无两的程度，这也正是我们成功的真正秘密。德国的新国防军已经光荣地通过第一次考验。直到此时为止，陆军的总参谋部可以完全不受外来的干涉，自由地采取行动。军事指挥官保有完全的指挥权。部队所打的是一个纯粹军事性的战斗，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战斗中还可能保持着古代骑士的侠义风度。
　　10月15日，陆军总部中作战部门的胡辛格上校（Col。　Heusiger）　来看我们，带来一个好消息，说在这个月底，我们集团军群总部也就移住西线了。我们现有的地位将用第8　集团军接替。不久以后，我自己也奉命于10月21日，到设在左森（Zossen）的陆军总部中去接受新的作战命令。
　　我于18日离开罗兹城，中途还去看了一看我自己的家庭和我的妻舅，他正负了重伤在布里斯劳的医院中休养。
　　于是就等着面临一个新任务。
　　第四章　陆军总部的失势
　　很快乐地逃避了在波兰担负占领军的任务，那是毫无乐趣的。我们这个总部于1939年10月24日，达到了西线，开始接管新成立的A　集团军群。我们所指挥的为第12和第16两个集团军，其前线各师沿着比利时南部和卢森堡的边界，展开占领阵地，其后方部队则一直向后进展，到了莱茵河的右岸。集团军群总部决定设在科布仑兹（Coblenz）　。
　　我们迁入了莱茵河畔的李森·弗尔斯吞霍夫（Riesen　Furstenhof）　旅社，当我在青年时期在附近的恩格尔斯（Engers）镇上当军校学员的时候，总是认为这是一个最优美的建筑物。但是在今天，由于受了战时的限制，这个著名的建筑物不免黯然失色了。我们的办公室就设在一所古老的建筑物中，到战争发生时为止，那里都一直是被用作科布仑兹师的师部。这些过去很美观的房间现在都显得空洞而阴沉。距离房屋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古树所构成的方阵，中间立着一块颇饶趣味的古碑。上面是充满了夸大语气的碑文，那是1812年由法国驻科布仑兹的司令官所树立的，用来纪念拿破仑大军团在征俄的行军中，渡过莱茵河的地点。在原有碑文之下，又另有一段碑文，其大意即为“立此存照”，那是1814年，一位充任科布仑兹驻军司令的俄国将军所刻的。
　　可惜希特勒不曾看见这个纪念碑！
　　在我的提议之下，我们司令部中的作战部门又增加了一位老总参谋部军官。在那个时候，他还是垂斯考中校（Lt…Col。　V。　Tresckow）　，他在1944年7　月间，因为是一个参加谋刺希特勒阴谋的主要人物而被害了。在平时的陆军总参谋部中，垂斯考在第一处（　作战）　中服务，是我的老部下。他是一个最有才能的军官，也是一个热烈的爱国者。他的头脑敏锐，风度优美，有儒士的作风，他的太太也是系出名门，为前军政部长和总参谋长，法尔根汉（V。　Falherhayn）　的女儿。在那个时代的柏林军事界中，再没有比垂斯考夫妇更受人欢迎的。
　　垂斯考与我个人之间，具有亲密的友谊，这是当我们在总参谋部同事时，就已经发展成功了的。在科布仑兹同事时，他也给予我以极有价值的协助，为了使我们集团军群的攻势计划能够被采用，我们也曾一同努力奋斗。以后当我出任装甲军的军长和集团军司令时，我都曾经一再要求调垂斯考为我的参谋长。可是我的要求却都被上级拒绝了，其理由也很特别，那就是说我不需要这样一个聪明的人。可是到了1943年春天里，最后上级却准备推荐他出任我的集团军群参谋长时，可是那时我却又无法接受，因为我的作战处长，布西将军（Gen。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