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论[1].克劳塞维茨-第7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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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不仅有损失很多兵力的危险，而且工具本身也会很快地失去锋芒。进行迂回的部队只要有一个遭到不幸，其余的就会丧失胆量，于是人们再也看不到勇敢的袭击和大胆的挑战，而只能看到不断逃窜的场面了。
因此，配置正面同交通线直交的军队只要利用对方上述困难就能够掩护距离自己最近的一段交通线，而且根据兵力的大小，这段距离可达二三日行程。这一段交通线是最容易受到威胁的地方，因为它离敌军最近。
与此相反，如果军队的配置大角度地斜交于交通线，那么距离军队最近的这一段交通线就不能得到安全保障。即使敌人施加最小的压力，进行一次威胁不大的行动，也会立即击中他的要害。
那么，配置正面为什么会没有同交通线恰好直交呢？
因为我军的正面是根据敌军的正面决定的。但是，敌军的正面同样又是根据我军的正面决定的。这里出现了一种相互作用，我们必须探求这种相互作用的根由。
假定进攻者的交通线为ａｂ，防御者的交通线为ｃｄ，它们之间的关系位置是两线延伸可以形成一个钝角，那么很明显，防御者若在两线的交点ｅ处配置军队，从ｂ点出发的进攻者单凭几何关系就能迫使防御者采取面向进攻者的正面，从而使防御者暴露自己的交通线。防御者若在交点这边的ｄ点附近配置军队，情况就会相反。这时，进攻者如果受到种种地理条件的严格限制，不能随意变换作战线的位置（例如改在ａｄ线上），他就只得采取面向防御者的正面。
由此可见，防御者在这一系列的相互作用中先占了有利地位，因为他只需要在两线交点的这边占领阵地就可以了。
我们所以再来考察这个几何要素，仅仅是为了把问题完全弄清楚，决不是过分重视它，与此相反，我们确信，当地的情况，尤其是那些具体的情况对防御者的配置起着更大的决定性作用。因此，要笼统地说明双方中的哪一方会被迫更多地暴露自己的交通线，这是根本办不到的。
如果双方交通线的方向是完全相对的，那么采取斜交配置的一方当然就会迫使另一方也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几何要素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双方的受益和受害程度是相同的。
因此我们在以下的考察中只以一方的交通线暴露的事实作为根据。
交通线的第二个不利的情况是，交通线在敌国领土上通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敌国的民众已经武装起来，就好象敌人有一支部队对我们的整个交通线进行活动，那么，交通线会受到怎样的威胁就很明显了。这些敌对力量虽然本身很薄弱，既不集中，又没有强大的威力，但是，我们应该考虑到在漫长的交通线上一处接着一处地受到敌人的袭扰和威胁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一点是无需进一步分析的。此外，即使敌国的民众没有武装起来，甚至这个国家没有后备军和其他军事组织等有利条件，乃至民众非常缺乏尚武精神，仅就他们对本国政府的臣属关系来说，对我们的交通线也是非常不利的。敌军的别动队很容易同居民取得联系，它们熟悉当地的地形和人情，能获得各种情报，并得到地方当局的支持。这些有利条件对别动队的小规模活动是有决定性意义的，而且任何别动队都无需特别费力就可以得到这些利益。同时，在一定的距离内总不会没有要塞、扛河、山地、或其他掩蔽地，只要我们没有正式占领这些地方并在那里配置守备部队，这些地方就永远是属于敌人的。
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其他一些条件也有利时，进攻者的交通线即使垂直于自己的配置正面，仍然有可能受到防御者别动队的威胁，因为这些别动队不需要返回主力部队，它们只要躲入本国腹地就能得到足够的掩护。
由此可知，进攻军队的交通线在下列三种主要情况下可能被防御者用相当小的兵力切断：（1） 交通线的距离相当长；（2） 交通线与军队配置正面斜交；（3） 交通线通过敌国的领土。
最后，要想使切断敌人交通线发生效果，还需要有第四个条件，这就是敌人交通线被切断的时间要相当长。关于这一点的理由请参阅第五篇第十五章里叙述过的有关内容。
但是，这四个条件仅仅是概括了这个问题的主要方面，同这四个条件相联系的还有很多当地的和具体的条件，这些条件往往比这几个主要条件本身还重要，所起的作用还大得多。为了使人们能够注意这些具体条件中最主要的条件，我们仅提出：道路的状况，道路所通过的地区的地形，可以用作掩护手段的江河、山脉和沼泽地，季节和气候，个别重要的运输队（ 例如攻城辎重） ，轻装部队的数量等等。
因此，统帅能否有效地威胁敌人的交通线，这取决于所有这些条件，把所有这些条件对双方的影响作一个比较，就可以对比出双方交通线的状况谁优谁劣。双方统帅中哪一个能在切断交通线方面胜过对方，完全取决于这种对比情况。
这个问题在这里论述起来好象极为烦琐，但在具体情况下却往往一眼就可以决定。当然，要作出这种决定还需要有熟练的判断力。有些批判者认为，不需要说明什么具体理由，仅仅迂回和翼侧活动这个词就可以说明问题。为了知道应该怎样反驳这种经常出现的愚蠢的看法，我们必须考虑这里所阐述的一切。
现在，我们来谈谈进行战略上的翼侧活动所需要的第二个主要条件。如果敌军停止继续前进不是由于我军的抵抗，而是由于任何一个其他原因（ 不管是什么原因），那么我军就不必再顾虑派出大量部队会削弱自己兵力了。这是因为，即使这时敌军真正想发动一次进攻来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也只要避开它就可以了。1812年俄军主力在莫斯科附近的情况就是这样。不过，并不一定要有1812年战局中那样大的空间和兵力才能造成这种情况。在最初几次西里西亚战争中，腓特烈大帝在波希米亚或者摩拉维亚的边境所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149 。在统帅和他们的军队可能遇到的复杂情况中，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会使他们不能继续前进，其中特别是政治方面的原因。
在这样的场合，用于翼侧活动的兵力可以大些，因此其他条件就不一定要那么有利，甚至敌我双方交通线的状况，也不必一定要对我方有利；在这种场合敌人从我们的继续退却中得不到特别的好处，与其说他有力量对我们进行报复，不如说他必须更多地考虑直接掩护自己军队的退却。
因此，当人们不想通过会战（ 因为他们认为会战过于冒险） ，而想利用一种没有取得一次胜利那样成果辉煌、但危险较小的手段来取得效果时，使用上述手段是最合适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占领侧面阵地即使暴露了自己的交通线也不会有很大的危险，而且占领侧面阵地每次都可以迫使敌人的配置与其交通线斜交，所以使敌人的交通线与其配置正面斜交这个条件是不难具备的。其余条件和其他有利情况起的促进作用越大，翼侧活动就越能取得好的结果，其他有利情况越少，就越要依靠高超的指挥技巧和迅速准确的行动。
这里是实施战略机动的真正的场所。七年战争期间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在1760年和1762年的各次战局中，曾多次出现过这种战略机动。在战争的原始威力很弱的战争中这种战略机动所以出现得非常频繁，当然并非每次都是由于某一统帅已经面临进攻路程终点的缘故，而是因为他缺乏果断、勇气和敢作敢为的精神以及怕负责任的缘故，这一切是阻止他前进的真正的阻力。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回忆一下道恩元帅的例子就够了。
如果我们要把这些考察归纳成一个总的结论，那就是翼侧活动在下列情况下是最有效的：（1） 在防御中；（2） 在战局将近结束时；（3） 特别是在向本国腹地退却时；（4） 同民众武装相结合时。
关于对交通线威胁的实施问题，我们只简单地说几句。
这些活动必须由精干的别动队来进行，别动队可以分成若干小队，进行大胆的机动，袭击敌人兵力不大的守备部队、运输队、来往的小部队，它们可以鼓舞民军，并协同民军进行活动。这样的小队主要是要队数多，而不在于每队的兵力大，其编组必须保证既有可能集中几个小队进行规模较大的战斗，又不致因各队指挥官的自负和专断而过于妨碍集中。
现在，我们还必须谈一谈对退却线的威胁。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在本章开始就已经提出的那个原则：奉命在敌人背后进行活动的部队不可能同时对敌人的正面发生作用。因此，对敌人背后或翼侧的活动不应该看作力量本身有什么增加，只能看作力量的使用提高了效果。所以，一方面是效果提高了，但另一方面危险也增大了。
任何一种武力抵抗，只要不是直接的和简单的抵抗，要提高效果就必须牺牲安全。翼侧活动就是如此，不论是用集中的兵力从某一面威胁敌人翼侧，还是用分割的兵力从几方面包围敌人，要提高效果都必须牺牲安全。
但是，如果切断敌军退路不是单纯的佯动，而是认真的行动，那么，只有进行决定性会战，或者至少创造决定性会战所必需的一切条件，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正是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包含着较大的成果和较大的危险这两个因素。因此，一个统口巾必须有种种有利条件做根据，才有理由采取这种行动。
在研究这一抵抗方式时，我们必须把前面提到的两种方式区别开。第一种是，统帅企图用整个军队从背后进攻敌人，这种进攻或者是从侧面阵地（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占领的） 发起的，或者是通过正式迂回敌人来进行的；第二种是，统帅把自己的兵力分为两个部分采取包围的部署，以一部分在敌军背后活动，以另一部分在敌军正面活动。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效果的提高是相同的，或者是确实地切断敌人的退路，从而俘虏或击溃敌人大部分兵力，或者是迫使敌军为了逃避这种危险而大幅度地后退。
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危险的增加却不一样。
如果我们用全部兵力迂回敌人，那么危险只在于自己的背后暴露了，因此，这时一切都取决于双方退却线的对比情况。就象在类似情况下威胁敌人交通线时一切取决于交通线的对比情况一样。
如果防御者是在自己国内，那么不论在退却线上还是在交通线上，所受的限制肯定都比进攻者小，因此他更有能力进行战略迂回。然而，这个一般的对比还不足以作为建立有效方法的依据。因此，只有具体场合的总的对比才起决定作用。
我们还能补充的只有：宽阔的地区自然比狭小的地区有更多的有利条件；独立国家比依赖外国援助的弱小国家有更多的有利条件，因为依赖外国援助的国家的军队首先必须考虑同援军会师的地点；最后，在战局临近结束，进攻者的进攻力量已经衰竭的时候，情况对防御者最为有利；所有这些大体上又同对比交通线的情况时一样。
在1812年，当拿破仑的进攻力量衰竭的时候，俄国军队在莫斯科到卡卢加的道路上占领的侧面阵地就非常有利。但是，假如在德里萨野营的俄军在战局开始时占领这种侧面阵地，而又不能在紧要时刻明智地变更计划，那么就会陷入十分不利的境地。
以另一种方式，即以分割的兵力进行的迂回和切断退路的危险是：我军兵力分散，而敌人由于占有内线之利，兵力集中，因而能以优势的兵力各个击破我军。因此，使军队不得不处于无法挽救的不利地位的重要原因只有下列三个：（1） 兵力本来已经分散，但又不愿意消耗太多的时间来改变这种状态，因而不得不采用这种方式；（2） 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占有巨大优势，可以采取这种有决定性意义的方式；（3）敌人已经到了进攻路程的终点，已经缺乏进攻力量。
1757年，腓特烈大帝向心地侵入波希米亚，虽然他的目的不是把正面进攻同战略上的背后进攻结合起来（ 至少，这不是他当时的主要目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其他场合作更详细的说明） ，但是，无论如何，他在侵入波希米亚以前不会把兵力集中在西里西亚或者萨克森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如果这样集中兵力，他就会丧失出敌不意带来的一切利益。
联军在作1813年战局第二阶段的部署时，由于在兵力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可以考虑用主力袭击拿破仑的右翼，即在易北河畔的军队，因而把战场从奥德河移到易北河去了。至于他们在德累斯顿附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