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论[1].克劳塞维茨-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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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一个问题的考虑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有重大的实际意义的。人们每当提出极端的计划时，总会考虑到这一点，而且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人们才常常不去实行这样的计划。对第二个问题的考虑也同样是必要的，因为人们并不是同抽象的敌人作战，而是同必须经常注意的具体的敌人作战。大胆的拿破仑肯定是懂得这一点的，也就是说他一定相信自己的威名能够先声夺人。正是这种信念促使他在1812年进攻了莫斯科，可是那次他失算了，他的威名经过多次大战已经有所降低。在1797年，他的威名方盛，而且坚决抵抗到底的威力，还是个没有被人们发现的秘密，尽管如此，如果不是他预感到可能失败而签订了好处不大的坎波福米奥和约，那么他的大胆在1797年也可能使他得到相反的结果。
到此可以结束我们对这个战例的考察了，因为这个考察作为实例已足以说明： 在考察中当人们要追溯到最终目的时，也就是检验为最终目的而采取的决定性措施时，将会涉及多么广泛的范围和多么繁多的对象，将遇到多么巨大的困难。从这里也可以看到，除了对事物的理论认识以外，天赋的才能对批判的考察的价值也必然有巨大的影响，因为要阐明各种事物的相互关系，在错综复杂的无数事件中辨别哪些是真正重要的，这主要是靠天赋的才能。
同时，在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天赋的才能。批判的考察不仅要检验实际上已经使用的手段，而且还要检验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因此在考察中必须提出，即找出可能使用的手段，如果提不出一种更好的手段，就不能指责已经使用的手段。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提出的这种可能使用的打法是很少的，但不能否认，提出这些没有使用的打法并不是对现有事物的单纯分析，而是一种独立的创造，这种创造不能用理论加以规定，而只能依靠丰富的智力活动。
我们无意把那些归结起来只是少数实际可行的、非常简单的打法都看作是伟大天才的表现。有人常常把提出迂回敌人阵地这一打法当作是伟大天才的表现，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可笑的，但是尽管如此，这种独立的创造活动还是必要的，而且批判的考察的价值主要取决于这种行动。1796年7 月30日拿破仑决心放弃对芒托瓦的围攻，以便迎击前来解围的乌尔姆塞尔，并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了被加尔达湖和明乔河隔开的乌尔姆塞尔的军队，他的这种做法看来是获得辉煌胜利的最可靠的途径。事实上他确实获得了这样的胜利，而且，当敌人以后几次前来解围时，他用这种手段都取得了更辉煌的胜利。这一点受到了异口同声的赞扬。
但是，拿破仑如果不完全放弃继续围攻芒托瓦的想法，在7 月30日就不能采取上述行动，因为这样的行动无法保住攻城辎重，而且在这一战局中他也无法取得第二套辎重。实际上，以后的围攻已变成了单纯的包围，尽管拿破仑在野战中取得了胜利，但这个只要继续围攻七八天就能攻陷的要塞，又继续抵抗了六个月。
批判者由于提不出更好的对付援军的打法，曾认为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憾事。在围攻防卫圈上迎击前来解围的敌军这一手段早就受到批评和轻视，以至完全被遗忘了。路易十四时代常常奏效的这一手段，在百年后竟没有人想到至少是可以加以考虑的，这只能说是时髦的观点在作崇。如果认为这种手段是可以使用的，那么进一步研究情况就可以看出，当时拿破仑在芒托瓦围攻防卫圈内配置的四万世界上最精锐的步兵，在筑有坚固工事的条件下，是不必惧怕乌尔姆塞尔所率领的前来解围的五万奥军的，因为他们就是向围攻防卫圈作一次进攻的尝试也是十分困难的。我们在这里不打算进一步论证我们的看法，但是我们认为，上述看法已足以说明这种手段是值得加以考虑的。至于拿破仑本人在当时是否考虑过这一手段，我们不想妄加推断，但是在他的回忆录和其他已出版的资料中都找不到他曾考虑过这点的痕迹。后世所有的评论中也都没有提到可以采用这一手段，它已经完全被人遗忘了。重新把这种手段提出来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功劳，因为人们只要摆脱时髦观点的影响就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提出这种手段加以考察，并且把它同拿破仑所使用的手段进行比较，却是十分必要的。无论比较的结果如何，在批判中都不能不作这种比较。
1814年2 月，拿破仑在埃托日、尚波贝尔、蒙米赖等地的战斗中击败了布留赫尔的军队以后，他就抛开布留赫尔，把矛头转向施瓦尔岑堡，并在蒙特罗和莫尔芒打败了他的军队。人们十分钦佩拿破仑，因为他忽东忽西地调动自己的主力，巧妙地利用了联军分兵前进的错误。拿破仑在这些方向上进行的出色的战斗，虽然没有能够挽救他的失败，但至少在人们看来失败不是他的过错。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提出问题： 如果拿破仑不把矛头由布留赫尔转向施瓦尔岑堡，而是继续进攻布留赫尔，并把他一直追到莱茵河边，结果又会怎样呢？ 我们确信，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战局可能会有根本的转折，联军的主力可能不会进军巴黎，而会退回莱茵河东岸。我们并不要求别人都同意我们这种见解，但是既然有人提出了另一种打法，在批判时就必须加以探讨，这是任何军事家都不会不同意的。在这里提出来作比较的打法；比在前一例中提出的打法本来是更容易被人们想到的；但是，人们只盲目地追随某一种见解，缺乏公正的态度，因而没有看到它。
虽然有些批判者认识到有必要提出更好的打法来代替受到指责的打法，但是他们只是提出了自己认为是较好的打法，而没有提出应有的论据。这样，提出来的打法并不能使每个人都信服，别人也会提出另外一种打法，这样就产生了没有任何论据的争论。所有的军事著作中都充满了这一类例子。
只要所提出的手段的优点还不明显到令人信服的程度，就必须提出证明。所谓证明，就是探讨两种手段的特点，并且结合目的进行比较。如果能这样用简单的道理来说明问题，那么争论就必然会结束，或者至少可以从中得出新的结论，否则争论就会无休无止。例如，在上例中如果我们不满足于仅仅提出一个较好的打法，而想进一步证明继续不断追击布留赫尔要比把矛头转向施瓦尔岑堡更好，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出下列简单的理由作根据。
（1） 通常向一个方向连续进攻要比忽东忽西地进攻更为有利，因为采用后一打法会浪费时间，同时因为在敌军由于损失惨重而士气沮丧的情况下，连续进攻更容易取得新的胜利，并且能够充分利用已经取得的优势。
（2） 布留赫尔，虽然他的兵力比施瓦尔岑堡少，但由于他敢作敢为，是更为重要的敌人，因此他是他们中间举足轻重的人物。
（3） 当时布留赫尔所受的损失几乎等于惨败，拿破仑因而占有很大的优势，要想迫使布留赫尔一直退到莱茵河边几乎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布留赫尔在这个方向上没有值得一提的援军。
（4） 没有其他结果比布留赫尔被迫退到莱茵河边更能引起恐惧，更容易造成失败的印象了，特别是使施瓦尔岑堡这样以优柔寡断出名的将领产生恐惧和失败的印象，更是很重要的事情。符腾堡王太子在蒙特罗和维特根施坦伯爵在莫尔芒一带遭到的损失，施瓦尔岑堡侯爵肯定是了解得相当清楚的。如果布留赫尔在从马恩河到莱茵河这条完全孤立和被隔离的战线上遭到失败，那么这个消息就会象雪崩一样传到施瓦尔岑堡那里。拿破仑为了以威胁性的战略迂回来影响联军，在三月底曾向维特里进军，这一绝望的行动显然是以恐吓为基础的，但是，那时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拿破仑已经在郎城和阿尔西两地遭到了失败，而布留赫尔已经率领十万大军与施瓦尔岑堡靠拢了。
当然，一定会有人没有被上述理由所说服，但是他们至少不能反驳说： 如果拿破仑继续向莱茵河前进，威胁施瓦尔岑堡的基地，那么施瓦尔岑堡也会威胁巴黎，即拿破仑的基地。因为上述理由已经证明，施瓦尔岑堡根本不会向巴黎进军。
我们再就上述从1796年战局中所引述的例子来谈谈这个问题。拿破仑认为他所采取的打法是击溃奥军最可靠的方法，即使确实是如此，他所能得到的也只不过是一个虚有其名的胜利而已，对攻陷芒托瓦并没有起显著的作用。我们认为，我们提出的打法是阻止解围的可靠得多的办法。即使我们也象拿破仑那样，不认为这个打法更为可靠，甚至认为采用这个打法获胜的把握更小，那也必须对比一下这两种打法：一种打法是获得胜利的把握较大，但所能得到的好处不大，也就是说效果较小；另一种打法虽然获得胜利的把握较小，但效果却大得多。如果这样来权衡得失，那么有胆略的人就一定会赞成后一种打法，只有从表面上看问题的人，才会有相反的看法。拿破仑肯定不是胆小的人，但是很明显，他不可能象我们现在这样，可以从历史经验中认清当时情况的性质，并看到事件可能的结果。
考察手段时常常需要引用战史，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军事艺术中经验要比一切哲理有价值得多。但是，这种历史的引证当然有它特定的条件，这一点我们将在专门的一章里论述。可惜人们很少注意这些条件，因而引用历史大多只能增加概念上的混乱。
现在我们还要考察一个重要问题，即批判者在判断某事件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和必须利用对事物的比较全面的了解，利用为结果所证明了的东西，或者说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场合必须抛开这些东西，完全站在当事者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如果批判者想要赞扬和指责当事者，那么他们必须尽可能地完全站到当事者的立场上去，也就是说，一方面必须去搜集当事者所知道的一切情况和声生行动动机的一切情况，另一方面又必须抛开当事者当时不可能知道的和不知道的一切情况，首先必须抛开结果。不过，这仅仅是人们努力追求的目标，实际上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因为产生某一事件的具体情况，在批判者眼里和在当事者眼里决不会是完全相同的二有一些可能影响当事者决心的细小情况已无从查考，有一些主观的动机也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些主观动机只能从当事者本人或向他十分亲近的人的回忆录中去了解，但是在回忆录中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往往写得很不细致，或是有意不写真情。因此，当事者所了解的必然有许多是批判者所不可能知道的。
另一方面，批判者要想抛开他们比当事者多知道的材料就更为困难了。如果要抛开偶然发生的事情，即同事件本质没有联系的事情，那还是容易的，但是，要抛开一切重大的事情就非常困难了，而且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我们先谈谈结果。如果结果不是偶然产生的，那么知道结果以后再判断产生结果的事物，就几乎不可能不受已知结果的影响，因为我们是在知道结果的情况下观察这些事物的，而且其中有的部分只有参照结果才能完全了解并给予评价。战史的所有现象对批判来说都是教训的源泉，批判者用全面考察历史所得到的认识来阐明事物是很自然的。因此，他虽然有时想抛开结果，但仍然不能完全做到。
不仅对结果，也就是对事后发生的情况是这样，而且对事前发生的情况，也就是对那些决定行动的情况也是这样。这方面的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批判者要比当事者知道得多，也许有人认为完全抛开多知道的那部分是很容易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当事者对事前和当时的情况的了解不是只靠确实的情报，而是还要根据大量的推测或假定，即使要了解的情况不完全是偶然的，也几乎都是先有假定或推测，尔后才有情报的，因此在得不到确切的情报时，就只有用推测或假定来代替了。不难理解，实际上已经知道事前和当时情况的后世的批判者，当他在考虑当事者不了解的情况中，哪些情况的可能性较大时，他本来不应该受多知道的材料的影响。可是我们认为，要想完全抛开多知道的材料，如同要抛开结果一样，是不可能的，其原因也相同。
所以，批判者赞扬或指责某一具体行动时，站到当事者立场上去的可能性是有一定限度的。在很多情况下，批判者在这方面能够满足实际要求，但在有些情况下；却完全不能满足；这一点不能不注意到。
但是要批判者同当事者完全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