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论[1].克劳塞维茨-第10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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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决不能使战争离开政治交往。如果离开政治交往来考察战争，那么，就会割断构成关系的一切线索，而且会得到一种毫无意义和毫无目的的东西。
　　甚至当战争是彻底的战争，完全是敌对感情这个要素的不受限制的发泄时，也必须这样看问题，因为所有那些作为战争的基础的和决定战争的主要方向的因素，如我们在第一篇第一章中所列举的：自己的力量、敌人的力量、双方的同盟者、双方的人民和政府的特点等，不是都带有政治的性质吗？它们不是都同整个政治交往紧密结合而不可分的吗？同时，现实战争并不象战争的概念所规定的那样是一种趋向极端的努力，而是一种本身有矛盾的不彻底的东西；这样的战争是不可能服从其本身的规律的，必须把它看作是另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而这个整体就是政治；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这些，那么就更必须象上面那样看问题了。
　　政治在使用战争时，总是不管那些产生于战争性质的严密的结论的，它很少考虑最终的可能性，而只以最直接的概然性作为依据。如果整个行动因而出现了大量的不确实性，以致变成一种赌博，那么，每个政府的政治就都想在这场赌博中，用机智和锐敏的眼力胜过敌人。
　　这这样一来，政治就把战争这个摧毁一切的要素变成一种单纯的工具，把要用双手和全身气力才能举起作致命一击的可怕的战刀，变成一把轻便的剑，有时甚至变成比赛用的剑，政治用这把剑可以交替地进行冲刺、虚刺和防刺。
　　这样一来，战争使秉性胆怯的人所陷入的矛盾就自行解决了，如果这可以算作是一种解决的话。
　　既然战争从属于政治，那么，战争就会带有政治所具有的特性。政治越是宏伟而有力，战争也就越宏伟而有力，甚至可能达到其绝对形态的高度。
　　因此，当我们这样看待战争时，不但没有必要忽视这种具有绝对形态的战争，而且相反地还应该经常不断地考虑到它。
　　只有根据这样的看法，战争才又成为一个统一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所有的战争看作是同一类的事物，而且只有这样，在判断时才能有一个正确而恰当的立足点和观点，而这种立足点和观点是我们制订和评价大的计划时所应当依据的。
　　当然，政治因素并不能深入地渗透到战争的各个细节部分，配置骑哨和派遣巡逻哨，是不需要以政治上的考虑作依据的。但是，政治因素对制订整个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甚至往往对制订会战计划，却是有决定性影响的。
　　因此，我们也没有在一开始就急于提出这个观点。在研究个别问题时，这个观点不但对我们用处不大，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但是在制订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时，它却是不可缺少的。
　　一般地说，在生活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准确地找出理解和判断事物所必须依据的观点并坚持这一观点，因为只有从一个观点出发，我们对大量的现象才能有统一的理解，而且也只有观点的统一，我们才不致陷入矛盾。
　　因此，既然制订战争计划时不能有两个或更多的观察事物的观点，例如忽而根据军人的观点，忽而根据行政长官的观点，忽而根据政治家的观点等等，那么，我们就要问：其他一切都必须服从的是否必然是政治呢？
　　我们探讨问题的前提是：政治在它本身中集中和协调内政的一切利益，也集中和协调个人的一切利益和哲学思考所能提出的一切其他利益；因为政治本身不是别的，它无非是这一切利益的代表（对其他国家而言）。至于政治有时会具有错误的方向，会主要地为统治者的野心、私利和虚荣服务，这不是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因为军事艺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作为政治的导师。在这里我们只能把政治看作是整个社会的一切利益的代表。
　　因此，现在的问题仅仅是：在制订战争计划时，是政治观点应该让位于纯粹的军事观点（假设这种观点可以想象的话），即政治观点完全消失或从属于纯粹的军事观点，还是政治观点仍然是主导的，而军事观点应该从属于它。
　　只有在战争是单纯由敌对感情引起的殊死斗争的情况下，才可以设想政治观点会随着战争的爆发而消失。然而，正象我们上面说过的那样，观实战争无非是政治本身的表现。使政治观点从属于军事观点，那是荒谬的，因为战争是由政治产生的。mpanel（1）；
　　政治是头脑，战争只不过是工具，不可能是相反的。因此，只能是军事观点从属于政治观点。
　　让我们想一想现实战争的性质，回忆一下在本篇第三章中已经讲过的，我们首先应该根据由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产生的战争的特点和主要轮廓的概念性来认识每次战争，而且时常——在今天，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必须把战争看作是一个各个部分不能分离的右庇的整体，也就是说，各个部分的活动都必须汇集到整体中去，并从整体这个观念出发。这样，我们就会完全确信和明白，借以确定战争主要路线和指导战争的最高观点不能是别的，只能是政治观点。
　　从这一观点出发，制订的战争计划就会象一个铸件那样完整，对它的理解和评价就此较容易和合乎情理，它的说服力就比较强，它所依据的理由就比较充分，历史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从这一观点出发，政治利益和军事利益之间的冲突就至少不再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因此，如果出现了这种冲突，也只能认为是由于人的认识能力不完善的缘故。
　　如果政治向战争提出战争所不能实现的要求，那么它就违背了政治应该了解它想使用的工具这一前提，也就是违背了一个应该有而不可缺少的前提。如果政治能正确地判断战争事件的进程，那么，确定什么样的战争事件和战争事件的什么样的方向是同战争目标相适应的，就完全是而且只能是政治的事情。
　　简而言之，军事艺术在它最高的领域内就成了政治，当然不是写外交文书的政治，而是打仗的政治。
　　根据这一观点，对一个大规模的战争事件或它的计划进行纯军事的评价是不能容许的，甚至是有害的。在制订战争计划时向军人咨询，象有些政府常做的那样，让他们从纯军事观点来进行判断，那确实是荒谬的。而有些理论家要求把现有的战争手段交给统帅，要统帅根据手段制订一个纯军事的战争计划或战局计划，那就更荒谬了。一般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尽管今天的军事非常复杂，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战争的主要轮廓仍始终是由政府决定的，用专门的术语来说，只是由政治当局，而不是由军事当局决定的。
　　这完全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如果对政治关系没有透彻的了解，是不可能制订出战争所需要的主要计划来的。
　　当人们说政治对作战的有害影响时（人们是常常这样说的），他们所说的实际上完全不是他们想要说的意思，他们指责的其实并不是政治对作战的影响，而是政治本身。如果政治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果政治同它的目标是一致的，那么，政治就其本身的意图来说就只能对战争发生有利的影响。当这种影响同目标不一致时，其原因只能到政治的错误中去寻找。
　　只有当政治期待从某些战争手段和措施中得到同它们的性质不相符合因而不可能得到的效果时，政治才会通过它的决定对战争发生有害的影响。正象一个人用不十分熟练的语言有时不能正确地表达正确的思想一样，政治也常常会作出不符合自己本来意图的决定。
　　这种情况经常不断地发生，于是人们就感觉到进行政治交往时必须对军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然而，我们在继续论述以前，必须防止一种很容易产生的错误的理解。我们决不认为，当君主本人不亲自掌握…　内阁时，一个埋头于公文的国防大臣，或者一个学识渊博的军事工程师，或者甚至一个能征善战的军人就因此可以成为杰出的首相。
　　换句话说，我们决不认为，熟悉军事是首相的主要素质。伟大而出众的头脑、坚强的性格，这些才是他的主要的素质。至于军事知识，那是可以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很好地予以弥补的。法国的军事活动和政治活动再没有比贝利耳兄弟和舒瓦瑟耳公爵当权时更糟的了，尽管这三个人都是优秀的军人。
　　要使一次战争完全同政治意图相符合，而政治又完全同战争手段相适应，如果没有一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的统帅，那么就只有一个好办法，只好使最高统帅成为内阁的成员，以便内阁能参与统帅的主要活动。但是，只有当内阁即政府就在战场附近，从而不必费很多的时间就能决定各法联盟各国的君主这样做了，而且这种做法证明是完全行在内阁中，除了最高统帅的影响外，任何其他军人的影响都是极端危险的，这种影响很少能够导致健康而有力的行动。法国的卡诺于1793、1794和1795年从巴黎指挥作战的例子在这里是用不上的，因为只有革命政府才执行恐现在我们想以历史的考察结束本章。
　　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在欧洲的军事艺术中出现了一种惊人的变革，由于这种变革的出现，那些优秀军队的技巧有一部分已丧失作用，同时，人们在战争中取得了一些过去难以想象的规模巨大的成就，于是，人们自然就认为一切错误的计算似乎都应该归咎于军事艺术。十分明显，军事艺术过去一直被习惯局限在这个概念的狭窄的范围里，现在，超出这个范围但又符合事物性质的可能性使它感到意外而不知所措了。
　　那些以宽广的视界观察事物的人，把这种现象归咎于几世纪以来政治对军事艺术所产生的非常不利的普遍影响，这种影响使军事艺术降为一种不彻底的东西，常常降为一种十足的耍花招的艺术。事实的确是如此，然而，只有把这种情况看作是偶然发生的和可以避免的，那却是错误的。
　　另一些人认为，这一切都可以从奥地利、普鲁士、英国等个别国家的政治所起的暂时影响中得到解释。
　　然而，人的智力感到意外而不知所措的原因果真是在军事范围内而不在政治本身吗？用我们的语言来说，这种不幸究竟是产生于政治对战争的影响呢，还是产生于错误的政治本身呢？
　　很明显，法国革命对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与其说是由作战的新手段和新观点引起的，不如说是由彻底改变了的国策和内政、政府的特点和人民的状况等弓Ｉ起的。至于其他各国政府未能正确地认识这一切，企图用惯用的手段同那些新的和压倒一切的力量相抗衡，这都是政治的错误。
　　那么，人们以纯军事的观点来看待战争是否能认识和改正上述错误呢？不可能。
　　假设真的有一位有哲学头脑的战略家，他可以仅仅根据敌对因素的性质就推论出一切结果，并想根据这一结果对未来的可能性作出预言，那么他的这种妄想是根本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只有当政治能正确地估计法国的觉醒力量和欧洲政治中新产生的关系时，政治才能预见到战争的大的轮廓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怎样的，而且只有这样，它才能确定必需使用的手段的范围和选择使用手段的最好的途径。
　　因此，我们可以说，法国革命所取得的二十年胜利，主要是反对这次革命的各国政府的政治错误的结果。
　　当然，这些错误只是到战争期间才暴露出来，在战争中出现了同政治所抱的期望完全相违背的现象。但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政治没有向军事艺术请教。
　　政治家当时所相信的军事艺术，是他那个世界的军事艺术，是从属于当时的政治的军事艺术，是政治一直作为非常熟悉的工具来使用的军事艺术，这样的军事艺术，我认为自然同政治有同样的错误，因此它不能纠正政治的错误。的确，战争本身在本质上和形式上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已经使战争更接近其绝对形态，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是因为法国政府已摆脱了政治的羁绊而产生的，而是因为法国革命在法国和全欧洲引起了政治的改变而产生的。改变了的政治提供了不同的手段和不同的力量，因而使战争产生了在其他情况下难以想象的威力。
　　因此，就连军事艺术的实际变革也是政治改变的结果，这些变革不但远不能证明两者是可以分割的，反而有力地证明了两者是紧密结合的。
　　我们再重复一遍：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必不可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它必须用政治的尺度来加以衡量。因此，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