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7期-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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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思想文化的版图中，《原道》和这些文字折射出的无疑是近乎儒家的色调；另一方面，在儒学光谱内部，它们又仅仅属于一个小小的特定的频段。
　　是为序。


一个“老三届”思想者的民主探求
■　　吴　敏
　　上索下求写民主，半生心血凝一书。
　　缘有伟人遗训在，破周期率仅斯途。
　　自1970年代末以来的二十多年，我的笔耕生涯一直以研究和宣传民主为“主旋律”。上面这首歪诗，就是有感于此而写下的。我为什么要“一根筋”地执拗于民主探索，并将这些文字筛选和整理成书呢？
　　毛泽东1940年在延安的一次重要演讲中明确指出“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3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中国，不仅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实现了民族独立，而且，经过几十年艰难曲折的实践探索，尤其是二十多年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已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高歌猛进。
　　然而，毛泽东当年所讲的中国缺少的民主这件东西，我们现在是否完全得到了呢？二十多年前，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确定我国二十一世纪中叶要达到的现代化目标时，仍将“民主”列为主要内容之一。这意味着中国要完全实现民主，尚需长期不懈地努力和奋斗。
　　民主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幸福安康。从1950年代末期到1970年代中后期，中国之所以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之所以发生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灾难，最重要的原因是缺少民主。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之所以取得了举世公认的现代化建设成就，最重要的原因，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两条“最重大的”“新政策”，即“政治上发展民主”和“经济上进行改革”。（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如果没有这两条最重大的新政策，中国就不可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不可能有二十多年来所得到的一切。
　　中国有着数千年的专制传统，1950年代末期以后的二十年间，“左”的指导思想又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背着这样沉重的历史包袱，改革开放以来的民主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而是遇到了不少坎坷、艰辛和风浪。好在时代毕竟不同了，改革开放的大潮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随着这股波澜壮阔、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中国的民主发展就像九曲十八弯的黄河一样，劈高山，越峡谷，始终在坚韧不拔、无比顽强地向前挺进，绘出了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雄浑壮丽、可歌可泣的一道风景线。
　　我是“老三届”群体的一分子，于“文化大革命”爆发两年多之后，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风潮，到一个偏僻的山区县城里当了一名月工资18元的学徒工。我原来比较喜欢文学，除政治课外对政治理论几乎没有什么接触。但197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命运之神领着我稀里糊涂、懵懵懂懂地走上了政治理论教育的工作岗位。在此后的七八年时间里，我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崇奉有加，以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的“里程碑”。除此之外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真理，更谈不上有什么政治敏锐性和理论鉴别力了。当时，遵照中央和上级领导的部署，我不仅花很大力气承担了辅导学习《费尔巴哈论》《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著作的任务，而且，从“批修整风”、“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按既定方针办”和“抓纲治国”，我都以积极的态度和饱满的热情做过“理论宣讲”，以为这就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直到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以及由此引发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运动，我热昏的头脑才逐渐冷静下来，继而在激烈的思想斗争和痛苦的自我否定中接受了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启蒙。自此以后，由于有了过去那么长时间因无知、迷信和盲从而充当极“左”理论“喇叭筒”的痛楚经历，所以，我既对真理的向往和追求特别迫切，又不愿意不加分析和鉴别地“见庙就烧香”，而是力求在理论联系实际的比较和探索中认真进行独立思考，逐步寻觅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寻觅挽救自己灵魂的“药方”。
　　1970和1980年代交替之际，邓小平关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第14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石破天惊的精辟论断，以及当时报刊上旗帜鲜明地宣传民主的理论文章，深刻地影响和感染了我，使我渐渐地懂得了民主之于中国的极端重要性。因此，结合本职的理论教育工作，我开始试探性地对现实生活中影响和阻碍民主发展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政策问题和体制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并将自认为有价值的想法和观点整理成文字。于是，从1979年到1981年，我陆续写了《“左”倾路线与对苏政策》《官僚主义与委任制》《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等文章。这些文章有的得到了中央权威部门的认可，有的在《人民日报》《新华文摘》等报刊发表或转载了，这使我的自信心大为增强，也进一步坚定了我为中国民主发展不懈努力的志向和愿望。
　　二十多年来，我林林总总地写下了许多东西，其基本的价值取向或者说“关键词”，均为“民主中国”。可以说，追求民主，为民主在中国的完全实现而奋力耕耘，是我全部研究工作的主要内容。1985年，我在群众出版社出版了《干部制度改革与民主》；1993年，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民主建设论》；现在这本《民主探求录》，就是在前两本书基础上进一步筛选和扩展的结晶，大体上反映了二十多年来我在民主探索道路上的心路历程。我深知自己没有受过正规、系统的理论教育和训练，基础功底不够扎实。我所写的东西，无论是选题，还是文字，均有明显的“游击队”色彩。但是，颐和园的亭台楼阁、湖光山色有其厚重的文化内涵，穷乡僻壤的山庄茅舍、荒草杂树亦有其独特的自然情趣，这正是我将自己的文字集结成册的勇气之所在。
　　尤其是，纵观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民主发展的实践进程，我既为它已取得的卓著成就感到欣慰，更为它经历过的艰难曲折及仍面临的艰巨任务感到揪心和焦虑。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尖锐地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在这些弊端中，“权力过分集中”是一个“总病根”。又说：“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1页，第328页，第33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尽管各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和人身依附现象远未从根本上被铲除。在有些地方和单位，这种情况甚至比二十多年前还严重了。与此相联系，民主的发展自然受到了不少影响和干扰。从民主选举方面看，法律和党章规定的选举程序虽然普遍被重视，相当一些选举亦能较好地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但形式主义的“仪式性选举”仍严重存在，不少选举结果实际上是上级预先确定好了的，选举只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从民主决策方面看，一般来说，民主决策机制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决策过程中的民主参与及论证、听证和公示等制度也执行得比较好，但不少地方和单位长官意志、拍脑袋决策的现象仍严重存在，那些为数不少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就是其造成的恶果；从民主管理方面看，相关的制度和法律规范已普遍建立起来了，一般而言执行得也可以，但仍有不少地方和单位往往把这些规定说在嘴上，贴在墙上，实际上却不认真执行，搞的还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和家长制、“一言堂”那一套；从民主监督方面看，广大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自觉性和主动性普遍提高了，被监督事项和活动的公开性、透明度明显增强，监督效果不可否认，但监督机制仍不完善，监督渠道仍不通畅，对权力主要是对领导干部管理和使用人财物的权力仍缺乏真正有效的制约。显然，我国民主发展的历程和现状并不尽如人意，需要我们充分关注，认真研究，努力解决那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二十多年来，我写这本《民主探求录》中各篇文字的目的，就是想以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及民主理论为指导，对这些问题尽力作些探讨。
　　我之所以将自己二十多年来提出和阐述的诸多业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观点收录到本书中，不是要炫耀自己的什么“先见之明”，只是想表白自己力求“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虔诚态度和探索精神。我一向认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写的文字，如果都是已被公认的结论和观点，都是人云亦云的空话和套话，毫无政治敏感性、现实针对性和理论创新性可言，那不仅是一种悲哀，更是一种耻辱。二十多年来，我真诚地为摆脱这种悲哀和耻辱而孜孜以求，尽力写了一些还算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实话和新话，这大约也是一点自我慰藉吧。
　　滔滔黄河无论经历多少曲折和艰难，终将通向浩瀚的大海。中国民主发展无论遇到多少阻力和困难，终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民主中国。黄河入海是势所使然，民主中国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亦是势所使然。首先，民主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进步的光辉成果，是人类历史发展和进步的客观趋势及规律性体现。中华民族要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必定要汇入这股浩浩荡荡的历史主潮流中去，否则难免要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被“开除球籍”。其次，百年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进行的撼天地、泣鬼神的顽强拼搏和为此付出的巨大民族牺牲，以及二十多年来汹涌澎湃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包括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春潮般地迅猛发展，为中国的民主发展奠定了坚不可摧的思想认识基础和政治经济基础，中国的民主发展已经势不可挡地踏上了不归路。如果有谁想减缓或阻碍它向前挺进的步伐，只会被踢到历史垃圾堆里去。再次，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民主的现代化国家确定为二十一世纪中叶要实现的重要目标，并为达到这个目标提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系列正确的理论、战略和策略，如党政分开、权力下放、使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等等，这是中国民主发展的“导航系统”，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从血与泪的历史教训中得出的深刻启示，任何人都不可能将其淡化和改变。
　　当然，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这对那些企图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特权者，那些以权谋私的腐败者，那些假“人民公仆”之名行个人专制之实的僭妄者，无疑是根本性的利益剥夺，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使出浑身解数软磨硬顶、负隅顽抗。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民主作为专制的对立物，它的发展进程实质上就是同形形色色专制势力进行较量和博弈的过程。不过，在人类历史业已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尽管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专制势力和违反民主的做法有可能暂时性、局部性地得逞，但反映最大多数人民利益和意志的民主发展大趋势在根本上不可能发生逆转，它会以雷霆万钧之力不断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可以相信，在这条道路上迅猛行进的中国人民，必定能在本世纪中叶完全地得到民主“这件东西”，胜利地到达以“富强中国”为基础、以“文明中国”为伴侣的“民主中国”的彼岸。


美国消费主义的起源
■　　潘小松
　　现代意义上的消费主义起源于十九世纪末的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高速发展。1870～1900年世界工业生产比1850～1870年间增加了两倍。作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犹为引人注目。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一百年后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工业总产值占到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0％，居世界第一位。1859～1899年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从18。8亿美元增长到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