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7.3-第6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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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的真正意见？
　　事实上香港有时，甚至有些更重大的议题，“败方”的主张并非不代表主流民意，只是反对派议员的“票数”超过了三分之一，提案就被搁置到了一旁，这样的例子即使是我在香港短短的三年时间内也不止看到过一回，让人无奈过一次


　　“5号报告”何以流产？

　　2005年12月，香港政府在经过了长达18个月的社会公众咨询后，终于拿出了一份后来被人们称为“5号报告”的《香港政制改革建议方案》，提交立法会审议。尽管，“5号报告”的最后出炉，多数市民都认为这是一份民望所归的“政改方案”，在纷纭意见中，“政府是找到了最适当的平衡点，充分发挥了区议员的广阔民意基础，把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注入了较高的民主成分，让选举制度可以实质性地朝着最终实现香港普选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然而，就是这个不知道倾注了多少人心血的“5号报告”，由于反对派议员的强行阻拦，非要在“方案”中把不是2007至2008年选举的方案，即普选的“时间表”捆绑在“5号报告”中一起实现，否则就不举手通过，结果终使“5号报告”流产。香港从上到下不少市民对这个结果都感到“痛心疾首”，但是立法会总共60名议员，“5号报告”必须要在得到三分之二以上议员通过的情况下才能够被通过，差一票都不行，都得胎死腹中。
　　12月22日，也就是立法会匆匆结束后的第二天凌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立即举行了记者见面会，会上曾特首尽管看上去始终保持了宠辱不惊的领导人姿态，但是他在话语间还是无法完全掩饰住内心的“遗憾与失望”。按照特首的想法，“5号报告”是他上任以后“希望送给香港市民的一份圣诞礼物”，但是现在愿望落空了，“香港平白错失了一个政制发展大跃进的机会”。
　　香港特首曾荫权的“愿望”因为什么而“落空”？真的是由于他的想法没有出于为香港社会着想、为全体港人的根本利益着想的“公心”？是时机尚不成熟？都不是。
　　“5号报告”搁浅后，从头到尾操作这份“报告”直至其完善、出笼的香港政务司司长许仕仁更在同一天召开的“香港政制发展专责小组”记者会上心情万分沉痛地说：“这一天是香港民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他“痛斥多位泛民主派人士”应该为“5号报告”的流产负起历史的责任，三次强烈批评24位投了反对票的议员不顾民意，漠视《基本法》循序渐进发展民主的原则；这24张反对票，决定了香港07/08年行政长官及立法会选举方式只能原地踏步，政制发展只能停滞不前；这24位议员的否决方案，令扩大立法会及其行政长官选举的民主成分的机会落空“反对派议员发挥了他们对特区政府施压的能力，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对于“5号报告”的流产，香港市民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议论、谴责。一位老先生在香港网站上发了帖子说：“‘5号报告’的流产，我觉得好可惜，为什么香港有民主进步的时候，立法会议员都没有把握住？我现在已经60好几了，很快就要过70了，这次机会一错过，还不知几时才能等到，等不等得到？”一位姓钟的先生则指出：“香港民主有没有进步都无所谓，我觉得香港最要紧的还是稳定，经济好，政治上少点争拗，那样就对老百姓最好”……然而“舆论毕竟是暂时的，利益是长久的”，香港立法会墙上的“计票器”当时不是明确地显示出了“投票的结果”没有超过三分之二吗？“票数”决定一切，“权力”的最终体现都在“票数”的多少上，谁管这样的“权力”是否真正体现了民意，是否百分之百地与“公平”严丝合缝？
　　香港立法会“计票器”包含着太多的东西，输赢中有较量、有技巧，有时甚至也有天意和时运。香港究竟由谁当家做主？香港人的命运究竟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他们自己？不错，说到底还是他们自己。
　　经过了这次立法会，我再途经中环，再从立法会大楼的脚下走过，再抬头仰望楼顶那位蒙着双眼，左手持剑，右手拿着天平的希腊女神，心里已经少了一些东西，当然，也可说多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什么？一时说不清，说得清也于事无补。


　　梁爱诗自己“打车”走了？

　　中国内地有句话叫“有奶便是娘”，不知道在汉语里应该算作成语、谚语，还是干脆就属于一句骂人的粗话。香港的很多事情让我感到“无情”，这两个字并非都是贬义，从某种意义上讲，“无情”正是众多“游戏规则”中最核心的灵魂，这一点我是到了香港以后才深刻领悟
　　2006年6月19日，香港妇女事务委员会在香港会展中心召开了一个“携手共建和谐社会”的大型研讨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顾秀莲、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曾荫权、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黎桂康、香港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周一岳、香港妇女事务委员会主席高静芝、律政司前司长梁爱诗以及本港和内地关注妇女事务的各界人士约四百人隆重出席。开幕式后，各位领导纷纷致辞完毕，记者们也都纪录和拍摄到了足够的新闻内容，接下去会议就要进入议题论坛，我和摄像师照例商量：“行了吧？人家各位领导可都撤了，咱们也走吧”？于是很快收拾机器赶紧出来。
　　站在会展中心旧翼的门口，因为时间还早，门前刚好又有个垃圾桶，我和摄像两人就习惯地停下来，掏出烟来冒上一根再回站里发稿也不迟。不过就在我们抽烟的这会儿工夫（幸亏耽搁了一段时间），我看到了令人无语的一幕，这一幕像青烟飘进空气转眼就消失得干干净净，但是于我却难以忘怀，“四两拨千斤”地仿佛一下子撬开了香港社会的一块结实、沉重的水泥板
　　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香港维多利亚港湾南岸湾仔地段填海建造出了一个迎海开启的“大贝壳”，这个标志性的建筑就是香港“会展中心”的新翼，有“新”相对地就有“旧”，会展中心“旧翼”过去在香港就存在，与“大贝壳”南北相接，设计得很合理很好用，特别是会场外面的停车场，三层“马蹄形”的临时停车道，供人上车和落车，功能清楚，等级分明。这三层“马蹄”第一层属于公共停车道，主要是让排队送客、接客的“的士”车辆停靠；中间一层属于“私家车”；第三层则有点特别，靠大门最近，供一些领导、嘉宾，身份显要的“大人物”们使用。
　　“携手共建和谐社会”大型研讨会那天召开的地点就在“旧翼”。领导提前退场了，依次在大门口等车离去。我知道曾荫权走到半途就被香港记者截住，正在回答媒体提出来的各种问题，其他的领导都在我的视线里寒暄握手，礼貌道别。不一会儿，一辆加长的“奔驰”首先开了过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顾秀莲女士坐了上去，车子开走了；紧跟着，又一辆“宝马”开过来，香港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周一岳坐上去；接下来后面还有一辆辆的好车，都是其他几位“领导”的坐骑。这时候我一偏头，看到了一个人，香港律政司前司长梁爱诗，这位一向雍容典雅的香港独身女人，一个人正单独地从大门里出来，不过她默默地走出大门之后，并没有站到“马蹄”的第三层，也没有走向第二层的“私家车”车道；而是很快地走向了出租车。我的左眼对右眼说：不会吧？梁爱诗难道要自己“打的”？她这才“退”下来多长的时间啊？一个月？两个月？马上就没有了政府提供的车辆？外出公干还得自己叫出租？
　　至少10年，梁爱诗在香港一直令人瞩目，香港律政司，那不仅是与香港“政务司”、“财政司”相提并论的三大政府支柱机构，前司长梁爱诗作为第一任特区政府的元老为香港回归、为香港回归以后的各项法律建设、社会事务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即使因为年龄的关系前不久刚刚荣休，离开了“司长”的岗位，但是人家，起码目前还是“香港基本法委员会”的现任副主任，依然还是电视曝光率很高的社会“明星”。不可能，不应该，绝对的不可能也绝对的不应该，“老太太”刚没有了实权，一个人即使出席有国家领导人到会的大型研讨会，竟然没了专车、没了司机，仿佛人一“退”下，立刻什么待遇就都没有了？
　　红色的出租车（港岛的出租车一律为红色）把梁爱诗默默地拉走，默默地留给我一个问号、一个惊叹号，尽管那天她穿的是一套深蓝色的套裙，不怎么显眼，但我依然看得真切、看得心跳。
　　梁锦松是怎么“下台”的？
　　2003年年初，香港有人向廉政公署举报了一个“以权谋私”的个案，涉案者不是一般的公职人员，而是香港回归祖国后政府的第二任“财爷”，董建华班底的当家“算盘”财政司司长梁锦松。
　　举报者投诉梁锦松什么罪过？
　　“偷步买车，有逃税之嫌”。


　　“偷步”？什么是“偷步”？

　　提前知道政府有可能要增加车辆购置税，打了个“时间差”，税前买车。
　　就为了此事，以后一连数月，梁锦松成为香港媒体争相报道的热门人物，最后风吹雨来，不日之后梁锦松竟然主动请辞，香港一位难得的理财干将“折”在了自己行为的“不检点”上，因小失大，不仅被迫下台，而且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
　　2003年3月香港媒体对“梁锦松事件”的追踪调查我们先看看是怎样的紧锣密鼓：
　　3月5日，有报章报道：香港政府二月决定加车税，目前政府财政预算案已公布：汽车首次登记税要大幅度增加；
　　3月9日，香港《苹果日报》首次披露了梁锦松今年一月预先买车，有逃税之嫌；梁锦松随后会见记者，解释一月份他买车时政府还未决定加税，并宣布要捐出自己买车所值税款的约两倍10万港币给慈善机构；
　　3月10日，香港汽车业人士揭发梁锦松需要补交的税款差额（不是10万），应该是19万，随后梁锦松把捐款数目改为了38万；
　　3月11日，有车行职员在电台节目中回忆：一月中梁锦松夫妇确实曾到他们车行来要求购买现货的“平治”房车，当车行向其夫妇说明“未有现货”时，他们便离开（证明梁锦松有心急于购买现货），当车行职员问他港府是否会在近期内加征车税时，他“笑而不答”；
　　3月15日，梁锦松“会见记者，向市民致歉”；
　　3月16日，被停职的警务处高级督察向廉政公署投诉梁锦松，说明其在政府宣布加税前买车，此种行为已经涉嫌官员“以权谋私”……
　　“以权谋私”？就为了“偷步买车”，就为这么一点点事情，梁锦松头上就戴起了“以权谋私”的帽子，被迫下台，“此种行为”在其他地方算个什么？后面的话，我都无法再多说。
　　提起梁锦松，内地人可能并不熟悉，我对梁锦松也不熟悉，因为2004年我到香港，政府的“财爷”已经易主，但是如果说前几年香港的一位高官娶走了我们内地的一位跳水名将“国宝”级人物伏明霞，很多内地人就会说：“哦，这件事可是知道。”当时香港的大小媒体曾经为此事炒得惊天动地，梁锦松几乎是刚一上任，他同伏明霞的恋情就被曝光，之后便是追踪二人如何拍拖，如何证实伏明霞已怀有身孕，再往后还有结婚、生女，总之“新闻”不断。
　　按照梁锦松的资历，1973年他从香港大学毕业，获得了“社会科学”的学士学位，1982年进修美国哈佛商学院，1999年又在同一个全球精英的摇篮完成了高级管理学业；1994年获“香港杰出管理奖”，1999年获香港特区政府金紫荆勋章；2001年５月１日出任香港财政司司长以前，曾在香港多间大规模的国际银行担任过高层管理职位，那时候香港人都知道，梁锦松同意“屈就”香港政府财政司司长一职，人家可是放弃了美资“大通银行亚太区主席”的高位，那个职位年薪怎么也得2000万！
　　就是这样一个人，即使不做美国“大通银行”的高级职员，纡尊降贵在香港做了一任“财爷”，一年怎么也能挣到港币数百万，可是他为什么还要“偷步买车”，引来“逃税之嫌”，戴上“以权谋私”的帽子呢？
　　2002年梁锦松和伏明霞结婚后，2月26日在香港产下一名千金，香港媒体对此曾经热烈追捧，细致报道。第二天新闻喜洋洋地就介绍：刚刚当上了爸爸的财爷昨晚一脸喜悦，向外界透露母女平安。当被记者追问他们夫妇是否真的是“奉女成婚”时，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