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7.3-第4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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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子”原地转圈。
　　在我和瑞伯周旋的时候，父亲就跟王阿玛聊他们在日本学校里的事，他们说到因为输球，宿舍的寮长将他们全体扒光了赶到雨地挨浇，看得出这个话题让他们都很兴奋，两个人仰着脑袋哈哈大笑，王阿玛头上的睡帽笑到了地上，父亲的胡子上着着实实地挂了一条鼻涕。可以想见，十几个大小伙子光着眼子在雨地里站成两排，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实在是一种让人记忆深刻的风景，这个惩罚绝对比训斥到位，以至于都成了老头子了，两个人还在津津有味地絮叨，还在为此而欢乐。后来父亲给王阿玛学说扒老七衣裳的事，历数老七的不是，王阿玛开始还咯咯地笑，不知怎的忽然就不笑也不说话了。
　　王太太用手拍打着她的“小儿子”对父亲说，四爷，您千万别介，别介……别跟我们似的……
　　父亲说我们家的几个儿子都不争气，没有血性，硬是怎么赶，也赶不出家门。
　　王阿玛说，真赶出家门就麻烦了！
　　我回来告诉母亲，父亲扒哥哥们的衣裳是跟日本人学的，他在日本大学里就被扒过，箍筲胡同的王阿玛也被扒过。母亲说，父亲扒儿子的衣裳不是跟日本人学的，是跟《三击掌》学的，王丞相的女儿王宝钏抛彩球击中薛平贵，王丞相嫌薛平贵穷，硬是不答应，王宝钏不听她爹的，王丞相便让女儿将身上的衣裳脱了，再不要进王家的门。说到这儿，母亲学着王宝钏唱道：

　　上脱日月龙凤袄，下脱山河地理裙。
　　两件宝衣来脱定，交与了嫌贫爱富的人。

　　我不敢恭维母亲的唱，跟我们家的人比，母亲的戏曲水平属于朝阳门外平民市场唱落子的档次，“小老妈儿在上房打扫尘土嘛嗨嗨，扫完了东房扫西房……”母亲唱这个还行，唱《三击掌》的王宝钏，没板没眼，还时时地跑调。母亲没文化，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她当然不知道什么是FOX，什么是中锋，也不知道捷克和法国在地球的哪一角落，甚至搞不清楚父亲留学过的东京帝大是不是由日本皇上来主事。母亲活得有些糊涂，想来也凄惨，嫁了比她大二十多岁的父亲这件事本身就够委屈的了，更何况父亲在事业上一无所成，整天扯些个没有用的咸淡，今天考证个版本，明天作一首唱和诗，全是不能当饭吃的勾当，家里的老底眼瞅着日日渐空，父亲甩手出去云游，家里只好全靠典当过日。父亲对家境的每况愈下也不急，说他自从进入“古典讲习学科”的那天起就断了升官发财的念头，就注定了这辈子要跟枯燥的古旧书本打交道，越是这样便越是对了。
　　相反，王阿玛回到国内却是大展宏图，他的眼光和魄力，他的善变和灵动，再加上他曾经搞过洋务的父亲的佐助，没有几年便成了京城的工商大亨。我是在二十一世纪研究老北京工商史的时候才重新认识王国甫这一人物的，史料的记载使我见识了这位老人的另一面，这是一个不为我熟识的王阿玛，一个崭新的王阿玛，一个所走道路和我父亲完全不同的王阿玛。
　　我也明白了父亲扒儿子们的衣裳，为什么会适可而止。


　　（二）

　　父亲和王阿玛学成回国的时候，宣统还在皇帝位子上坐着，我的祖父刚刚过世，依着惯例，父亲承袭了祖父镇国公的称号，代降一等，被封为镇国将军。镇国将军是不用上班的，不多不少的俸禄也按时拿着，这就注定了父亲的闲适无为，注定了他在事业上没什么大出息。
　　王阿玛回来，理所当然地接管了王家的产业京津沪三处叫做“和瑞祥”、“锦瑞祥”、“长瑞祥”的大绸缎庄，做了一个风风光光的少东家。
　　中国的丝绸锦缎一直是宫廷服装的主打，千百年来几乎无多改变。自光绪以来，“和瑞祥”的料子几乎四成供应大内，所以“和瑞祥”料子采办得就考究、精细，集中国南北之精华，非其他绸缎庄能比。
　　我们的老祖母在做姑娘的时候和端康太妃是朋友，太妃闷得慌了，就将祖母叫进宫去“陪着说话儿”，祖母进宫有时半日便回，有时一住半月，时间的长短全看太妃的高兴与需要。有一回，祖母从太妃处回来，捎回两匹洋布，说是太妃的赏赐，原来洋人将洋布送到了宫里，送到了太妃的眼皮底下。祖母说洋人的布料轻柔、精美，比国产的漂亮，她一直以为中国的缎子是最好的，苏杭江宁，供着北京，供着宫里，几十辈子传下来的，无一更改，没想到，跟外国的东西一比就不行了。
　　父亲的第一任夫人瓜尔佳氏看了那些布料爱不释手地说，这颜色，怎么染上去的？这质地细得跟云彩似的，轻得一点儿分量没有，中国料子上的花不是绣上去的就是织上去的，还没见过印上去的呢。
　　祖母说，洋商人除了棉布还有呢子，羊绒呢子。但是大清国的人从来不穿呢子，它倒可以做轿子，防水。洋商人说了，棉布和呢子可以染成各种颜色，说他们国家的印染业是最发达的。
　　瓜尔佳母亲问洋人干吗往宫里送这些料子，祖母说他们要通过朝廷，从各口岸大量进口这些料子，给中国人穿。瓜尔佳母亲说这样的料子一定很贵，祖母说比中国的便宜几倍。瓜尔佳说，那洋人不是亏了吗？漂洋过海地运过来，纸似的卖出去，他们图的是什么？
　　祖母说，他们为的是友好，和大清国的友好，他们热爱大清的朝廷和百姓。
　　瓜尔佳母亲说，话说得不错，可洋人的心思让人总揣不明白。
　　祖母将太妃赏赐的花布赏给了即将出世的长孙“做小衣裳”，瓜尔佳母亲肚子里正怀着我的大哥。
　　父亲多了个心计，将其中一匹抱到了箍筲胡同他的同学那里。他同学的生意正做得如日中天，名声大振。
　　学过经济管理的王国甫在经营上比他的父亲多了些手段，多了些眼光，他提出了“明码标价，以货盈人”的经营原则，传统中国的商业方式是标货不标价，顾客买货先得“问价”，而“价”又是由商家“说”的，这就难免有了很大的随意性，让顾客的心里有了疑虑，有了不信任感。王阿玛学习东洋，标出价格，看似小事，却让买主一目了然，方便之外便是踏实。商界还有话说，“货不压库利自生”，王阿玛将他父亲留下的“和瑞祥”的库存在半个月之内大甩卖甩了出去，以便腾出地方装新货，在采取薄利多销方针的同时，对店员管理也学日本的办法，“号规”严明，即“和瑞祥”的店员上班要提前半个钟头到达，站队背诵店规，店员一律要剔光头，穿长衫，说话不许高声，不许吃生葱生蒜，不许吸烟喝酒，上班身上不带钱，不许结交不三不四的朋友，工作时间不许会客，亲戚朋友来购物必须由其他店员接待，本人买商品需开具发票，经别人检验才能拿出店门……在新掌柜的经营下，“和瑞祥”的影响迅速扩大，顾客盈门，生意红火，盈利比在他父亲手里时翻了一倍。
　　父亲到箍筲胡同王家时，王阿玛正坐在院子里选布样，父亲将带来的花布给他看，王阿玛仔细地审视花布，说是英国莱尔兹纺织厂的出产。父亲说，都是棉花织出来的，人家的怎就这么精美？
　　王阿玛说，人家的机器先进，工艺精湛，咱们比不了，咱们的布还是窄面手织布，印花也简单……说着，拿过旁边的布样让父亲看，说这本是英国毛呢样，那本是丝纺样。
　　太阳光底下，那些布样一本比一本漂亮。
　　王阿玛说，下个月他准备在上海和北京两个铺子分别进30匹英国色布和丝绸，看看行情再说。父亲说这样便宜的料子30匹进得少了，王阿玛对父亲说，四爷，我是想……买布不如买机器，中国的棉花不比英国的差。
　　父亲说，你要办工厂！行吗？办厂子得要钱，要机器，要地盘，要人。
　　王阿玛说，中国除了机器没有，其他都不缺。


　　（三）

　　王阿玛从商业转到了工业，从卖布转到了织布，那时候流传着一句很时髦的话，叫做“实业救国”。
　　王阿玛聘了我父亲当生产总监，想的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父亲与王阿玛虽不是兄弟和父子，却有着一同光眼子站雨地的交情，这样的交情就是真的兄弟和父子也未必能演绎得出来。
　　“生产总监”一听这名字就有些大而化之，父亲的“生产总监”如同他的“镇国将军”一样，是飘浮在半空的，凭借父亲那散淡的文人性情，能干得好这差事才是见鬼。父亲从担任“总监”到卸任，他根本也没闹清楚织布是怎么回事，狗看星星似的在车间里瞎转。父亲在厂里也有办公室，办公桌玻璃板下头压着的不是戏单就是当票，没有一点儿跟生产有关的内容。
　　王阿玛的工厂在南城，父亲回来跟家里人说，王三爷厂里的机器轰隆隆响，白布哗哗地，水似的往前流，工人戴着白围裙，白套袖，干净、利落，跟洋大夫似的。祖母说跟洋大夫一样干活的工人她还真没见过，机器哗哗的，想必三爷挣的钱也一定哗哗的……
　　王阿玛一连开了两个织布厂，没几年又开了火柴厂，火柴厂的名字叫“丹枫”。“丹枫”是王阿玛在日本念书时发表文章用的笔名，从根上论，这个名字还是我父亲给取的，取自他们宿舍窗户外头那棵枫树，树一到秋天就火红火红的，很是惹眼，用在火柴上也很合适，王阿玛很欣赏这个名字。
　　有了数家工厂，王阿玛阔起来了，娶了留洋的太太，生了儿子，给儿子取名叫“利民”。父亲说这孩子的名儿听着像口号，不像人名，王阿玛说孩子将来也要像他一样，利国利民地干实业，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正月的时候，王阿玛过来接我祖母上“吉祥”听戏，接祖母的是辆洋马车，马车零件锃光瓦亮，紫红大绒的弹簧坐垫是北京头一份，马是洋的，高大威猛，昂着头，凡人不理地骄傲着，赶车的穿着洋制服，挺着小腰坐在车前头，细看竟然是金发碧眼的洋人。这阵势让我们家看门的老张惊奇得嘴也合不上了，说他进北京几十年，头回看见这么好的车，比醇王府的马车还气派，他问王阿玛车是打哪儿弄来的。王阿玛说，跟洋机器一块儿进口的，我东西南北城地跑，没辆好车不行。
　　老张问那个赶车的洋人是不是跟车一块儿进口的，王阿玛说是他上租界里雇的，这年月，只要有钱，鬼都能给你守门。老张说，明儿个我撺掇我们老爷也弄俩洋人来当门房，保准有人来看稀罕。
　　王阿玛说，你还不如弄俩猴来呢……
　　王阿玛扶着我的祖母上了车，那是我祖母有生以来头回坐洋马车，祖母掩饰着自己的新奇和喜悦，不动声色地端着。老太太回来说，看的戏是《三击掌》，罢了，行头陈旧，演员也不卖力气，扮王宝钏的太胖，腰粗得像桶，一脸的褶子，没踩跷，一双大脚片子在台上踢出一溜烟尘，远不如国甫的马轻便，看王宝钏不如看赶马车的小洋人儿舒坦。
　　矜持的祖母对王阿玛的马车记忆深刻。
　　王阿玛是商人，是FOX，在他的鼓动下，我们家以祖母为首，女眷们大都用私房钱入了王家工厂的股份，看门老张也随大流入了两股。祖母和老张入的是火柴厂的股，祖母出了一千块大洋，老张出了十块，他们认为，火柴家家都得用，北京城哪家不隆火点灯抽旱烟？那些火镰纸捻到底不方便，洋火的用途广泛极了，那是个千千万万年的生意，赔不了。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祖母已经不能坐着王阿玛的洋马车到“吉祥”听《三击掌》，她老人家病得起不来炕了。王阿玛站在祖母的病榻前说，老祖宗，您好了我用车拉着您上妙峰山烧香去！
　　祖母说，上妙峰山是下辈子的事啦，看你这么喜兴，今年又是大赚了。
　　王阿玛说，老祖宗，托您的福，不是我大赚了，是您也大赚了，我那个“丹枫”是股份制，咱们大家伙都赚了。
　　祖母问王阿玛她赚了多少。王阿玛说，翻了四倍，一千大洋变了四千。祖母说，四千好，是个整数，用它来发送我大概是够了……
　　王阿玛说，您这是要撤股哇！
　　祖母说，不撤股我还能陪你玩一辈子？
　　祖母死在冬至的早晨。真真应了她老人家的话，置办棺椁，请和尚、喇嘛念经，连请客带出殡，不多不少，整整用了四千块，老太太算计得准。
　　天有不测风云，生意场如同战场，好像一个风筝，王阿玛起得快也落得快。有天早晨，满街的洋布，一夜间突如其来，袭击了北京的角角落落。
　　小贩们在吆喝，便宜咧，便宜咧，洋布洋绉洋呢子，两大枚五尺，买四尺花洋缎，白送青呢子二尺啊！
　　大姑娘、小媳妇们围着布摊抢购。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