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柯卡自传-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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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认为我想篡夺福特家族的王位，他非得除掉我不可，但又不敢直截了当地赶我走，他也知道这样做势必会付出相当的代价，因此他决定采用马基雅维利的权术，羞辱我然后逼我辞职。
亨利趁我不在的时候丢下了他的第一颗炸弹。1975年年初，我参加《时代周刊》组织的企业领导人访问团出国数周，到中东做旋风式的访问，以便更了解以色列和中东世界。
我2月3日回到美国，一下飞机便看到我的助理在纽约肯尼迪机场接我，这令我很惊讶。
“有什么事吗？”我问。
他告诉我：“我们有大麻烦了。”
麻烦真是不小！他概略地向我报告我不在时所发生的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就在几天以前，当我们代表团正在会晤沙特阿拉伯的费萨尔国王时，“亨利国王”突然召开高级经理特别会议。
那次会议的影响至今犹存。亨利很担心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动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亨利在重整福特汽车公司上居功厥伟，而如今他却开始害怕了。阿拉伯人的油价攻势，令他简直无法招架。
把头埋进沙里
亨利认为另一次重大的经济衰退已经迫在眉睫，因此下令取消20亿美元的研究开发未来产品的计划。这个决定等于把我们较具竞争力的产品的开发都取消了，其中包括我们迫切需要的小型车以及前轮驱动的技术。
在会议中，亨利宣布：“我是福特汽车公司的休厄尔·艾弗里。”这实在是一个不祥的比喻。
艾弗里曾是蒙哥马利百货公司的总裁，也是超级保守的经营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决定不拨任何费用以供研究发展，他深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而且美国注定毁灭。他的决定使蒙哥马利百货公司蒙受了重大损失，因为西尔斯公司趁机痛击蒙哥马利，占领了市场。
亨利的声明对我们也有同样的含义。
我很清楚他的决定是冲着我来的，他趁我在千里之外时召开会议，抢夺了我的职权和责任，而且他的做法与我所坚信的完全背道而驰。
那天亨利给公司带来了莫大的伤害。福特汽车公司在1983年5月才姗姗推出两种前轮驱动的小型车蜂鸟（Topaz）和天霸，其实这两款车早在四五年前大家急需小型车的时候就该上市了。而对于如何应对1973年的石油危机，福特却一直到1979年还未拟定任何计划。
我的肺简直气炸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不生产小型车，我们就是死路一条。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都在积极地准备推出小型车，可是在这个时候，福特汽车公司的老板却逃避现实，把头埋进沙里。
每个月董事会结束之后，墨菲都会过来看我。他是我们的资深董事，曾担任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校长，也是亨利的心腹知己。
墨菲经常给我许多真诚的劝告，当然不是教我怎么经营公司，而是教我如何与亨利相处。有一天墨菲告诉我：“亨利目前压力很大，你要宽容一点，他和他太太正闹得不可开交。”
行贿丑闻
几天以后，我感冒生病在家，错过了那次令人震惊的会议。
2月14日我请假。当我不在时，亨利召开了一次高峰会议讨论印尼形势，亨利授权公司的执行副总裁保罗·洛伦茨支付100万美元佣金给一位印尼将军，福特可以因此获得2900万美元的合同，修建15座地面卫星转播站。
第十章1975年：不幸的一年（2）
但佣金的事走漏风声以后，亨利从迪尔布恩派了两个人到雅加达去告诉这位将军，福特汽车公司不能给任何佣金。
洛伦茨是我的下属，我一听到这件事就找他来我办公室：“你为什么要给那位将军100万美元的佣金？”洛伦茨是个规矩、能干而且很忠实的人，他不想给任何人找麻烦，他告诉我：“这是误会。”
“误会？没有人会因为误会而付100万美元！”我说道。
他不再说话，而我坚持要他回答，最后他说：“你不认为我会自作主张做这种事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告诉我你在奉命行事？”我继续追问。
他说：“不能那么说，但董事长示意我们去做。他说，‘这是那里的规矩。’”
确实，有些美国公司在第三世界国家行贿以争取生意，但就我所知福特汽车公司从没干过这种事。
新闻界风闻我们有行贿的企图后，公司内部开始议论纷纷，人们津津乐道的程度不亚于水门事件。我们重新清理内部文件，甚至举行特别协调会议来统一口径，以免露出马脚。
我们不得不开除洛伦茨，而且和以往一样，由我来做这件事。洛伦茨告诉我：“假如你们不在我的记录上留下任何污点，我会静悄悄地走，但我只是替罪羔羊，你也知道的。如果没有获得最高领导的批准我是不会做这种事的。”我很了解他的为人，我相信他说的是实情。
几天以后亨利似乎招认了，他告诉我：“我想我可能让洛伦茨以为这样做不会有事，我可能把这个可怜的混蛋引入歧途了。”
祸事连连
一年半之后，有一次我审阅我们发放红利的名册，赫然发现亨利决定付给洛伦茨10万美元。
我问亨利：“我把他开除了，你怎么能付给他10万美元红利呢？”
亨利说：“他不是个坏人。”真是水门事件的重演，洛伦茨出来顶罪，老板再给他回报。
新闻界这回还是对亨利很客气，法庭也是一样。几年之后我还为这件事被司法部传去作证，亨利却没事，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躲过的。
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宣布1974年第四季度的营业损失为1200万美元，这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数字，比起汽车业1979年到1982年这段期间的营业状况，仅有1200万美元的损失已经是值得庆幸的事了。
但这是福特汽车公司自1946年以来首次有营业亏损的一季，因此除了健康不佳和摇摇欲坠的婚姻之外，亨利还必须为公司营业状况担心，这使他比以往更偏执、更不讲道理。
后来亨利变得越来越缺乏理智。在1975年4月10日我们每月一次的董事会上，我主张把我们1974年末季的股利减少02美元，以应对营业损失，这样公司一年可以节省7500万美元。
但同时亨利却把董事的年薪从4万美元升为47000美元。我猜他是想收买董事会让他们保持中立。
4月底我们宣布1975年首季税后净亏损1100万美元，我们已经是连续两季亏损。
亨利的情绪这时已开始失去控制，7月11日，他终于发作了。
他召集了500名公司的高级经理开会，事前没有透露任何信息，甚至也没有通知我这次特别集会的目的何在。
等每个人在会场坐下以后，亨利开始演讲，他说“我是这条船的船长”，并说我们高级经理的经营方向大错特错。我是总裁，自然心里有数他的矛头指着谁。在这个前所未有的会议上，亨利的讲话毫无重点、没有条理而且互不连贯。大家出来以后都议论纷纷，不知所云。
一团混乱
这次会议以后，大家开始怀疑亨利是不是精神有问题，每个人都很紧张，整个公司都停顿下来，大家没有人做事，反而急于想了解亨利准备做什么，以及他们该如何自保。
虽然新闻界还不知道这一团混乱的情形，但我们的经销商已经感觉出来事情有点不对劲。1976年2月10日，在拉斯韦加斯举行了福特部门经销商会议，会议记录上这样写道：“福特汽车公司的领导阶层似乎都忙于钩心斗角，领导者无法有效地指挥……亨利·福特二世的领导实在无法满足经销商们的期望。”
第十章1975年：不幸的一年（3）
经销商同时表示，他们对公司缺乏新产品非常关切，他们感觉福特汽车公司已落于通用汽车之后。
在我和亨利斗争的过程中，经销商明确表示他们支持我，但这却使事情变得更糟，经销商每一句支持我的话都使亨利火冒三丈。福特汽车公司并不是民主团体，因此大家支持我，使亨利视我为危险人物。
但上述的所有事件比起那年所发生的真正大新闻来还是小巫见大巫。1975年秋天，亨利传唤采购副总裁伯格莫泽，严厉质问他关于我们和比尔·富盖齐做生意的事。富盖齐在纽约经营租车和旅游公司，同时负责安排我们经销商的奖励活动。
亨利问伯格莫泽：“你是不是怕富盖齐？你是不是担心自己会出什么事？”
不久后亨利叫我进去，他说：“我知道富盖齐是你的好朋友，我正在全面调查他。”
我问：“有什么问题？”
亨利说：“我认为他和黑手党有牵扯。”
我说：“别开玩笑了，他祖父在1870年就开始从事旅行业务，并且我曾和他以及斯佩尔曼红衣主教一起吃过饭，他来往的人没有什么不当。”
亨利说：“这我不清楚，他有一家租车公司，而租车公司和运输公司一直是黑手党的大本营。”
我说：“你是开玩笑吧？假如他与黑手党有瓜葛，为什么他赔了许多钱？”这句话似乎并不管用，于是我改变话题，提醒亨利当初罗马教皇访问纽约时正是富盖齐的安排，才使得教皇乘坐林肯车，而不是凯迪拉克。
但亨利一意孤行，然后富盖齐告诉我他办公室的档案被取走了，却没有事先通知他。他认为他的电话也被窃听了，但他们一直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200万美元的调查
不久后真相大白，富盖齐事件纯粹是借口，亨利调查的对象绝不是富盖齐，而是李·艾柯卡。
这项调查始于1975年8月，最后花了公司将近200万美元。由于水门事件给了亨利灵感，他甚至任命前密歇根高等法院的法官来做这件事。
这项调查最初专注于拉斯韦加斯的福特经销商会议。我们在圣迭戈分公司的销售经理温德尔·科尔曼负责拉斯韦加斯会议的财务，他被召去接受严厉的盘问，这令他非常愤怒，对此他写了详细的报告寄给我。
科尔曼在1975年12月3日被叫到总公司接受两名财务人员的调查。一开始他们告诉科尔曼他所拥有的权利，然后对他说这并不是福特部门的查账，而是应总部要求所做的调查，他们要求他不可向公司内任何人谈论这件事。
这次调查一开始先仔细盘问了在拉斯韦加斯举行的几次福特经销商晚宴，他们问科尔曼，有没有女人参加在一家上等餐厅举行的高级经理晚宴，特别是有没有女人陪我。他们又严厉质问科尔曼，为什么给宾馆服务生这么多小费，富盖齐有没有来参加我们的会议，是否有一些高级经理赌博，以及科尔曼是否供应他们赌资。
科尔曼告诉我：“这简直是迫害，他们拼命想找把柄，赌博也好，女人也好，什么都好。”当科尔曼反驳时，他们干脆直截了当地问他：“你是否曾拿钱给艾柯卡赌博？”
然后亨利假借核查高级经理差旅费用之名，对我的公私生活展开全面的调查。这个调查包括了大约55次的面谈——不仅针对福特的高级经理，还有许多我们的供应商，如美国钢铁公司以及我们的广告代理商。
尽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这个调查并没有找到任何不利于我和我下属的事情。
整份调查报告呈送给资深董事墨菲，他告诉我说：“你不用担心，整件事已经过去了。”
我很生气，我问他：“这件事进行的时候为什么你们董事都袖手旁观？”
他说：“不要再提了，你知道亨利的小孩子脾气改不了，不管怎么样，他来势汹汹，结果却一无所获。”
如果是一个正常人在花了200万美元而毫无成果的情形下，他可能会道歉，可能会表示一点悔意，可能会说：“我已调查过我的总裁和一些副总裁，他们都非常清白，他们能通过这么严格无情的调查，我真为他们感到骄傲。”
第十章1975年：不幸的一年（4）
在那几个月里，我们离开办公室出外才敢打电话。亨利曾去过日本，他对于日本制造的新型高效能电子装置十分着迷，我们都很恐惧办公室被人窃听。我们的副总裁比尔·伯克说他看到亨利买了一个价值1万美元的设备，能够窃听另外一栋大楼的谈话，了解亨利的人都不会怀疑这是否是真的。
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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