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8期-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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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谡很可怜，浑浑噩噩，稀里糊涂，一失足摔到这口黑咕隆咚的大井里去了。他在街亭这么一败，害得自己赔上了小命不打紧，牵累了天下读书人跟着他一起倒霉才是大问题！这下子，诸位看客们可算是逮着读书人的狐狸尾巴了：马谡他不是熟读兵书吗？不是“好论军计”吗？不是知识渊博、学富五车，大有“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架式气概吗？可你瞧瞧，真让他去办点实事，不就全露怯了，非砸了锅不可。志大才疏，言不及义，满腹经纶，花拳绣腿，可不都是那些读书人的通病，光有理论顶个屁用，关键是要能实干，会办事。所以，读书人应当守自己的本分，去做专家学者，而不该这山望着那山高，幻想“挥斥方遒”，去充当什么领导，免得邯郸学步，到最后只好爬着回去。可见，马谡的落魄，的确害得天下读书人丢人现眼，长时间里说话都缺了中气。
可是，再往深处想一想，似乎又觉得事情有些不大对劲。兵书读得多而最终误了大事的，历史上好像并不太多见，你掐着指头数了又数，不也只能举出赵括、马谡等寥寥几个吗。相反的情况是，知识越多越聪明，好像更在理：读兵书多而成就大事者不乏其人，读书人统兵御敌而建功立业者也比比皆是。袁崇焕不是正儿八经的文进士出身吗，可就是他当年把宁远保卫战打得有声有色，让不可一世的后金八旗雄师栽了跟斗，叫苦不迭！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不也是原汁原味的读书人吗，可又有谁敢说，他们的军事指挥能力欠火候，否则，怎么能把占有东南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国给灭了呢！即便是“赳赳武夫”出身的吕蒙，还不是听了孙权的劝告，潜心问学，熟读兵书，方才“学问开益，筹略奇至”的，在日后收复荆州的战争中，“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杀得号称“万人敌”的关羽没有半点脾气，只好乖乖地束手就擒！
所以，如果你拿出赵括、马谡的例子，来证明读书人迂腐疏阔，不堪大用；那么，我就可引用袁崇焕、曾国藩的故事，来证明读书人担当统帅才是理想的选择。这笔墨官司永远也扯不清楚。我不讳言，读书人当中是有像马谡这样做事教条的人，但是他们只是异数，只是极其个别的特例。拿少之又少的个案来给读书入画脸谱，定角色，那是地地道道的“以偏概全”，根本经不起任何推敲。时至今日，这种习惯性思维是得改一改了。不然，读书人没有活动手脚的空间，自早到晚枯坐在书斋当中，缺乏站到前台操盘演示的机会，这恐怕不能不说是属于一种人才资源的浪费，而日积月累，长此以往，即使原本有本事的读书人，也会“忍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优哉游哉打发日子，“渐磨圭角人中年”，变成光滑滑、圆溜溜的皮球，到那个时候，他们可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纸上谈兵、百无一用了！
“奇思妙想”的复古主义
■ 刘东超
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界，蒋庆先生以其独特的言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被一些人视为当代儒学发展中最值得重视的人物。最近，由其论文连缀而成的著作《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三联书店2003年版）被收入三联·哈佛燕京丛书出版了。通读这部著作之后，笔者产生了强烈的讨论和评价的愿望。这是因为一方面，这本著作确实提出了某些富有启发的观点；另一方面，这本著作也存在大量需要辨析的问题。而且，这本书的出版本身就是中国当代文化的一种有趣例证，有必要进行多角度的深入解读。
自十九世纪晚期开始，中国学术受到以西方为主导的近现代世界文明潮流的深刻影响。也可以说，中国近现代学术主要是各种路向的现代性作用的结果。这就使中国学术中充满各种各样的现代性“教条”，比如，科学、理性、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治、民族等都是这样的现代性“教条”。须说明的是，我们指出这些观念属于现代性“教条”并不意味着对它们持批评态度，更不意味着当代中国不需要这些观念（实际情况恰恰是，当代中国社会急需这些观念的真正实践），而是想说明，这些现代性观念在很多学人那里成为不能施以一丝“碰撞”的“宝贝”，成为判断、衡量一切的标准。这实际上会缩小我们的思想空间，妨碍我们在更为根本的层面上反思历史和设计未来。虽然在近现代中国文化中存在对于这些现代性“教条”的批判，但这种批判主要来自宗教界（比如，佛教界的陈健民等人对科学有过批评），在世俗学术界很少有人开展这样的批判，反之，却基本上接受了这些教条。难能可贵的是，蒋庆在《政治儒学》中对于某些现代性教条表现出某种反思精神。
比如，蒋庆认为：“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与特质，而不是‘人类价值’。”站在中国儒家文化的立场上，“就不如此肯定赞成这些价值，因这些价值与儒家价值存在着某种层面与程度的冲突，如儒家强调个人对家国天下的道德责任而不怎么强调个人自由，即把道德责任放在行为价值的第一位，个人自由则放在其次；儒家不赞成形式理性一刀切的西方平等观，而是以‘礼’的‘中和精神’强调‘等差之爱’、合理的等级制度以及相应于每一个合理等级的生命价值与行为准则；儒家不赞成民主，因为民主的平面化、世俗化、庸人化以及贤与不肖各一票的所谓平等化使有道德、有智慧、有品位、有高才而不肯与庸愚为伍的人不能进入政治去转化政治；儒家亦不完全肯定人权，因人权源于人的利益欲求而非道德实现，只有反抗压迫的消极意义而无更高的价值目的。”（第348页）还有，蒋庆认为这些西方价值与儒家价值“永远都不可能会通融合”（第349页）。我不知道学界同仁读到这些“奇思妙论”的感觉是什么。不过，实事求是地说，蒋庆站在传统儒学立场上对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这些批评是合乎儒学思想实际和比较逻辑的，他在此肯定儒家理想的社会状态和价值内涵，且批评形式化的西方制度和价值内涵也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作为一种工具价值也确有其局限性和不足处。从理论实质上说，蒋庆这是以传统来批评近现代（他认为是“西方”），由于传统社会朴素的、相对的整全性使人保有低水平的全面性，而近现代则由于科层分化及工具层面的过分膨胀导致人的片面发展和异化，在看不到从传统向近现代演进必然性的理论条件下，以传统来批评近现代就具有某种理论可能性和“道义性”。正因为如此，本文肯定蒋庆对这些现代性价值的批评有其自己的某些道理。在这些现代性价值成为中国学界“教条”的情况下，这些批评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对于反思我们的理论底线和思想范式、开拓我们的思维空间具有某些启发价值。而且，蒋庆敢于公开对于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今天人类绝大多数国家普遍接受的价值提出批评，确实也表现出某种理论勇气和探索精神，这是应予以充分肯定的。
但是，蒋庆的这段话也存在着价值取向和论证逻辑方面的重大问题，这是笔者（大概还有其他一些学界同仁）觉得“偏颇荒谬”、“不可思议”的原因。简要来说，在价值取向上，蒋庆过分褒扬传统价值的理想层面且贬低近现代现实价值，没能看到传统价值一旦落实到社会生活层面而产生的各种各样问题，没能充分理解近现代价值的现实有效性和演进的可能性，没能看到从传统价值过渡到近现代价值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在论证逻辑上，蒋庆实际上以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方式在否认或降低自由、平等等现代性价值对中国社会的适用性（在后文中蒋庆有更为清晰详细的说明，见第366~374页等处）。其暗含的比较方式是：在中国社会需要的维度上，儒家理想比西方近现代现实价值更适用于中国。可是，即使我们承认这一结论，以己之理想比人之现实的比较方式是合理和公平的吗？
尽管蒋庆的这些说法对于我们反思现代性“教条”确实具有某种意义，在他的这本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类似说法。但是，由于他论证的无力甚至可笑，不仅使这一意义大打折扣，甚至在某些人那里还可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不过，在新世纪之初的中国思想界，作为清理和反思中国近现代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蒋庆进行的一些工作还是应该予以某种视角、某种程度的肯定，虽然他采用了“古装喜剧”的工作方式。
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涉及到这部著作存在着的关键问题。在此，我们想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归结和分析。具体来说，这部书中从历史事实到论证逻辑再到概念运用甚至内容编排都存在诸多问题。下面我们主要讨论前面两个问题，对于后面两个问题只做简单举例说明。
1、这部书中进行的某些论证缺乏起码的事实根据，也可以说是对中国和东亚历史清清楚楚的误读。比如，在谈到无为政治的时候，蒋庆说：“在儒家无为政治传统的影响下，千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家们都不把参与政治看作实现自己生命价值的手段，更不把获取权力看作自己人生意义的追求，而是在济世益民的仁心悲怀驱使下进入政治作现世的担当，把从事政治看作此生无可逃于天地间的存在责任。因此，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政治的地位并不高，只有消极的意义而无积极的价值。，’（第371页）与这段话几乎全部相同的一段话在该书后文中（391页）再次出现，只不过将主语由“千百年中国的政治家们”换成了“千百年东亚的政治家们”。坦率地说，笔者在读到这段话时有一种“莫名其妙”、“匪夷所思”的感觉。这是因为，即使我们不讨论无为政治是否应归属于儒家（如学界所周知，一般人们总是将无为政治归人道家思想），即使我们暂时承认无为政治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家们产生了较大影响（实际上，这种影响恐怕也不宜高估），这段话中仍然存在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史实错误。那就是，从总体上来看，千百年来大多数中国和东亚的政治家都是为了个人权益（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生命价值”和“追求自己人生意义”恐怕都是溢美之辞）而去纵横捭闽、争斗抢夺；说有人是在“仁心悲怀驱使下”去从事政治活动，即使有，恐怕也是极少数情况或者仅是一种“招牌”或说辞。这不仅可以从大量屠城灭族、弑父杀兄、卖友欺亲等无耻、残酷的极端政治事件中得到证明，而且可以从许多政治家的人格和言行中得到清晰的说明。刘邦、刘彻、王莽、刘秀、曹操、刘备、孙权、杨坚、杨广、李渊、李世民、李隆基、赵匡胤、铁木真、忽必烈、朱元璋、玄烨等人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家，又有谁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在政治领域拼搏奋斗呢？又有谁能真正无愧地敢戴“仁心悲怀”这顶帽子呢？虽然他们有时也会产生“仁心悲怀”、有时也要对人大讲“仁心悲怀”，但在他们的所有心理和言行中这绝不会占到重要地位，更不可能起到决定作用。这本是一个极为清楚明白的历史常识，而且其他任何国家的政治家也都如此。揭示出政治家们的这一心理属性，既不是贬低也不是抬高他们，只是道出一个符合一般人性的简单事实。还有，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政治的地位不高吗？不用说别人，仅说孔孟对于政治那样的热心和投入又如何解释呢？我们能仅仅根据某些学者对道德的强调就否认东亚社会中政治几乎压倒一切的强势地位吗？因此，蒋庆这段话只能是以偏概全的、违背历史真实的妄议。
有趣的是，蒋庆类似的妄议在这本书中还有一些，比如，他说：“儒家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已成了东亚各国自身的传统，形成了一种区别于西方与亚洲其他地区的独特而一统的东亚政治文明。东亚各国人民千百年来均在此东亚政治文明中安身立命，生息繁衍，过着儒家式和谐而稳定的政治生活。”（第381页）很简单，在儒家式的东亚政治文明中，能说千百年来各国人民过的是“和谐而稳定的政治生活”吗？东亚政治史上数不清的争权夺利、不义之战、冤假错案、苛捐杂税、农民起义、阴谋诡计又如何解释呢？
坦率地说，笔者实在不想占用这样多的篇幅来讨论这些常识性的史实问题。但由于这是蒋庆阐发其政治儒学的一个重要基点，这种讨论又可清晰彰显出蒋庆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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