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8期-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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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功能；②补充和选出政治领导人的功能；③决策机构的组织化功能；④政治的社会化功能。（转引自冈泽宪芙：《政党》，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当然，这是西方代议制民主下的现代政党，在封建主义根深蒂固的中国土壤中，始终没有给它以生存的空间。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带有民粹派倾向的知识分子精英，主张直接与社会下层群众结合发动暴力革命，因此也有一些会党人物加入了革命队伍：成为烈士的工人领袖汪寿华和成为叛徒的顾顺章，是两个相反的著名例子；刺杀汪精卫案的重要当事人华克之，原是被称为“暗杀大王”的会党首领王亚樵的部下，后来成为上海特科的骨干。举国一致的抗战期间，会党人物组织了活跃于苏、沪的抗日队伍“忠义救国军”，也有不少中共党员加入。从史料上看，青帮大亨杜月笙与中共是有合作的。至于利用青帮、洪门的通道从事秘密活动和输送军火物资，则是严酷的斗争形势下所容许的手段。
当时的中共是一个农民成分占90％~1i的政党，其中有一部分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游民无产者，其参加革命初衷，还是“均贫富”的朴素农民革命思想，向往着“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的快意，这种人最易成为会党政治的拥护者。精英政治本身具有的排他性，会助长决策的不透明和家长作风；而在白色恐怖下险恶的生存环境，亦需要经常以严酷的纪律来控制内部。党史上一些“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当与会党政治的思想不无关系，是应当认真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的。
1949年以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问题摆到了中共领导人的面前。军事上胜利的速度超过原先的预料，无论从组织结构上还是从干部的思想上，尚缺乏接管一个大国的准备，这种欠缺主要表现为乌托邦主义及会党思想的影响。如何从一个造反的“武化集团”（毛泽东语）转化为治理国家的现代政党，成为对领导人的重大考验。国家政权的铁扫帚横扫了旧社会一切阴暗的角落，迅速取缔了烟、黄、赌、毒及一切帮会、行帮、会道门，一时弊绝风清，人人称道。会党对灰色地带的控制迅速被党组织和基层政权所取代。
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决策不透明、宗派主义、家长作风、个人崇拜和残酷斗争等会党政治遗风，仍在对政治生活发生影响，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是最明显的例证。“革命造反”精神指导下的“红卫兵运动”等风靡全国的暴民政治，总是令人想起庚子年“奉旨灭洋”的义和团。
高度集权的前苏联解体后，中央政权的式微，令黑手党和经济寡头大行其道，在黑白两道之间如鱼得水，成为至今困扰着俄罗斯领导人的社会毒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和相对宽松的社会生活环境，也给腐败及其他丑恶现象提供了温床和发展空间。腐败官员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网，共同祸害良民百姓；受到舆论监督和党纪国法查处时，则层层回护，相助匿非，犹如“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江湖忠义。其实这也是会党政治的遗风在作祟，是对国家和人民最大的不忠。
会党政治在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起过革命的作用，但归根结底是封建家族主义的产物，在上个世纪就已经过时，现已不再具有任何的进步性。经济体制的改革会带来经济民主，经济基础的变动也必然影响上层建筑，对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国人已期盼多年。在提倡政治文明的今天，更需要理性的思维。驱除会党政治的幽灵，消灭政治腐败的温床，确立廉洁、民主的现代政党政治，既是历史的潮流，又是现实的必需。
对手相看两了然
■ 邓文初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民国政治，虽说是乏善可陈，但却是豪杰如过江之鲫，所谓时势使然。在南北对峙的格局中，孙中山与吴佩孚的角逐更是此期中政治博弈的大戏。然而，历史总是以成败论英雄，看历史的人又免不了以史家的好恶为好恶。所以国人眼中只有军阀吴佩孚而无英雄吴子玉，只有英雄孙中山而无落魄总统孙文。历史评价其势利如此！多辩无益，不如以史为证。
1921年8月11日《京津泰晤士报》社论中说，要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只有以吴佩孚这位“受到全国信任的领袖”为中心，而必须排除孙中山。因为“孙中山在国内其他地方已经完全失掉了信任，倘若他继续保持着僭称总统的职位，那么，重新统一就没有希望”。《密勒氏评论报》在一则社论中说，在中国，吴佩孚、冯玉祥和陈炯明“似乎是更为爱国和富于公益心的”军人。他们“显然是中国的希望”。《京津泰晤士报》还认为“陈将军和吴将军一样，是在中外人士中享有盛誉的人，假如他们之间能就为准备重新统一国家和恢复立宪政府的问题达成协议，那么，北京和广州两位不合法当选的总统（指孙中山与徐世昌）间之争执就将成为次要问题了”。同期的《字林西报》《远东时报》等等均持这一观点。这也包括苏俄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评价。正是基于这一判断，苏俄政府在寻求中国政府的认同以建立正式的中苏外交关系时，一开始是以吴佩孚为中心，而劝导、诱使乃至逼迫孙中山与吴佩孚合作。正是在孙中山与吴佩孚的分合即离中，双方各自打量着自己的对手。也因为这相互打量，为后世留下了一份英雄识英雄的有趣史料。 先看孙中山如何评价吴佩孚。 1921年，吴佩孚在占领两湖之后，为全力对付奉系军阀张作霖，曾经托人致意孙中山，希望与孙中山合作，并派人到广州活动，以联结陈炯明，分化孙中山的北伐力量。孙中山对吴佩孚的代表有一段说法：
子玉如以诚相见，我可接谈，惜子玉事事骗人，即如所说，恐人亦不尽
信。吴子玉一骗王占元，再骗赵恒惕，三骗鄂省人民，今加兵岳州，进兵川陕，
俨然与西南为敌，我不打他谁打他。鄂人逐王占元乃鄂人天职，与吴佩孚何
涉？既不助王占元，又不助鄂人，反从中窃取地位权利，此种人说话毫无信
义，叫我如何能信？（1921年12月5日的天津《大公报》）
孙中山对吴佩孚“事事骗人”的评价是否持平，这是另一个话题，此处不论（仅从赵恒惕晚年作《吴佩孚先生传》及主持《吴佩孚先生集》一事足可以否证孙中山此说）。本文感兴趣的是孙中山看对手的那种道德审判姿态。在孙中山居高临下的眼中，吴佩孚的成就，可以用“骗人”两字予以解释。这种与生俱来的道德优越感，注定了孙中山与国内各势力之间的恩怨分合将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死结。
在苏联共产国际的档案中，有一份1922年9月26日孙中山同苏俄代表格克尔的谈话记录。据此记录，孙中山对苏俄与吴佩孚合作一事表示怀疑。因为他认为：吴佩孚“是个中国式的老学究，让他对新思想感兴趣是不容易的。他是个‘成品’。而土匪张作霖是个可以加工的原料”。孙中山说“吴佩孚依服于英国和美国，他不止一次地欺骗过中国人，所以他（孙）特别怀疑，现在能否认真对待吴对俄国做出的友好姿态”。孙中山对苏俄的这种说法，自然是为了打消苏俄与吴佩孚的联系，诱使苏俄转向支持自己。而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孙中山却一直试图与吴佩孚结盟，不过被吴佩孚拒绝了。吴佩孚拒绝孙中山的理由是什么呢？这里又引出了一段吴佩孚看孙中山的妙论来。
1923年10月2日，徐绍桢受孙中山委托赴洛阳拜访吴佩孚，希望建立孙吴联盟。吴佩孚对徐有一段言论，实在是了解吴佩孚眼中的孙中山之一段重要文字：
吾观孙先生过去之经历，虽可认为一伟大人物，然彼之知识与言论，与其
谓中国固有，无宁称为祖述泰西之为愈……彼所理想之主义，迄于今日尚未
有见任何寄予国利民富，目前干戈之扰攘，苍生之困厄，岂非数倍于彼所视为
腐烂而打倒对象之前清末叶政府耶？孙先生一出，精神的或实际政治的，果有
何物以俾补中国乎？不独此也，彼急求成功，为敷衍一时计，从来不问其对手
为何人，只有乞助于妥协一途。甚至联络日本，因无结果乃转而欲利用俄国，
不图反为俄国所利用。（见赵恒惕《吴佩孚先生集》，台北文海出版社）。
孙吴予对方的评价，都有一个苏俄的影子在，指出这一点是颇耐人寻味的。因为正是双方在寻求苏俄的支持以圆各自的统一之梦方面，两位英雄窥破了对方的门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革命之后的苏俄遭到西方势力的联合封锁，不得不寻求中国的认同。但它在寻求认同过程中，却在谋求自己的利益。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诱使中国方面对蒙古独立的认可，或至少是承认苏俄在蒙古的驻军。
先看吴佩孚与苏俄的外交博弈。
1922年苏俄代表越飞使华，多次与吴佩孚联络，双方显然达成了某种协定。11月18日越飞在给吴的信中提起，在蒙古问题上“我们同您取得了一致意见，立即从蒙古撤出我们的军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但吴佩孚坚决予以否认。在11月20日复越飞的信中，吴佩孚毫不含糊地声明：“蒙古属于中国。中国中央政府不承认所谓的蒙古政府，因此中国政府难以承认蒙古政府与俄国政府所缔结的条约是有效的”。在国家主权上，吴佩孚决不与外人作交易。
再看孙中山在同一问题上的态度
苏俄与吴佩孚的谈判失败时，孙中山正积极寻求苏俄的援助。苏俄的失败恰好成为孙中山的良机，双方立时达成合作协议。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发布。在北京政府那里没有得到的东西，在南方孙中山这里，苏俄却轻易取得了。
《孙文越飞宣言》的主要内容是，承认苏俄在外蒙驻军的合法性，承认苏俄单方面与外蒙签订的条约的有效性，从而在事实上承认了外蒙的独立。而孙中山在这一宣言中得到的，只是苏俄保证不在中国推行苏维埃制度。
当然，还有纸面之下的东西。
1923年5月1日，在《孙越宣言》正式发布之后3个月，越飞接到苏俄政府转发致孙中山的电报。电报中涉及对孙中山的军事与财政援助：“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达二百万金卢布的款额”，“我们还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物质援助数额很小，最多只能有八千支日本步枪，十五挺机枪……”
为圆他那统一之梦，孙中山不惜代价寻求外援。也因此，在国内政治博弈中，孙中山得以胜出；而为维护国家主权，吴佩孚拒绝苏俄的引诱，从而也注定他统一之梦的破产。历史的评价是，孙中山成为民族统一的英雄，而吴佩孚却沦为破坏统一的军阀。所谓历史的公正，无非是成王败寇逻辑的翻版而已。如此历史，不读也罢！
回到孙吴的对看上来。
显然，吴佩孚对自己政治取舍准则及其后果有清醒的认识。在同徐绍桢的进一步谈话中，他说：
余信政治之要谛在于道德，而孙先生似认政治为一种技术。不知《大学》
所谓治国平天下之根源在于诚意正心修身，示人以万姓率由之轨范。余奉此
信条不渝，故不能与孙先生共同行动。
所谓惺惺惜惺惺，英雄识英雄。吴佩孚这一段话的穿透力，似乎还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的分野其实就在这一句话之中体现无遗。技术政治对道德政治的锲入并最终导致后者的分崩离析，是西方政治现代性的基本面相。面对这一现代性的强势弥散，在西方，经历了一个传统的道德政治消殒的过程。而在东方，吴佩孚的结局同样昭示：在现代性的冲击之下，一切传统的美好秩序在一刹那烟消云散的悲壮。
尽管孙中山评判他人往往出之以道德的审视，但在他的实际政治运作中，孙中山却信守实力政治原则。所以在国际结盟中，孙中山穿梭于日、英、美、德、苏等国家之间，而不问其对手之目的为何。在国内政治结盟中，孙中山奔走于张作霖、段祺瑞、吴佩孚、陈炯明之间，而不问其亲日、亲美还是亲苏；在西南军政府之间，孙中山游说于桂系、滇系、粤系、闽系之中，而不问其主义为何。其选择联盟者的原则，不是合作，却是对手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加以改造。依据这种技术政治的原则，在他与各路军阀的合纵连横中，也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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