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9-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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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滋滋的感觉溢于言表。
当时实行供给制，男同志每月20斤小米。女同志则每月25斤小米，因为每斤小米的市场价是1角钱，所以发给我2，5元，而他们男士都只有2元。他们很不理解地问我：“为什么你的津贴比我们多？”有一个人不服气地问：“凭什么多给你五斤小米？”我无言以对，因为我也感到很奇怪。这时，科长走过来向大家解释：“照顾女同志是我们革命队伍的传统，在政协这里也是一样，给女同志补贴5斤小米，这叫妇女卫生费。”科长虽然做了说明，好像这些小青年还是不很明白，或者说，心理仍不太平衡，以后还时不时唠叨两句。有一天路过小卖部时，他们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的钱多，你得请我们吃花生米！”我二话没有，马上买了一包花生米请大家吃。还有一次大家一起打扫卫生，还剩一条走廊没人扫，一位男士也笑对我说：“这应该归你扫！”我也二话没有，乖乖地把这条走廊扫干净。我觉得：多得应该多劳。
开始工作了
我们穿上了灰色干部服，佩带上中南海的徽章，等待着给我们布置工作。迟先达同志在桌上铺了一张大纸，准备好了笔墨，让我们每个人都用毛笔签名，于是我们一一写了自己的名字。
接着，左达和陈然带我们分别去参加会议，发给我们纸笔，要我们在会议上尽可能作详细记录。我是跟着陈然去的。会议开始了，我一心想做详细记录，但心情非常紧张，越想记全，却越是记不全。会散了，陈然收去我的记录，我歉意地说：“我没有记好。”我为自己没有做好记录而十分懊丧。
第二天早上，科长向我们宣布分工：夏国治、高镇宁、梁秀峰和大学生张敦礼等人到记录组，显然他们是记录得比较好的，左达、陈然把他们带到东边的办公室去谈工作了。毛世民、张允、李希玉和我四人就留在科长办公室，由迟先达副科长指导我们工作。在靠门口的地方为我们摆了两两相对的四张办公桌。
迟先达同志对我们说：“你们几个人毛笔字写得不错，现在给你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写信封。”他发给我们每人一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代表名单”和一大摞信封。要我们立刻就动笔，因为要给代表发会议通知书。
从这一天起，我们作为工作人员就真格的忙碌不停了，几乎天天要开夜车。有时已困倦不堪，但每天夜晚食堂都把一大盆煮好的挂面作为夜宵送到办公室，只要一碗热乎乎的挂面吃下肚，我们又精神抖擞起来了。
背代表名单
对于写毛笔字，我不发怵，因为从小就习惯用毛笔，但是写这样重要的会议通知书信封，觉得要尽可能写得好一些，迟先达同志也要求我们必须把字写得端正清楚，所以我总是认认真真一笔一划地写，速度当然快不了。不料还经常会出错，错了一个字，涂改太难看，只能重写，更是忙上加忙。任务常常很紧急，越急越爱出错。因为速度慢，我们只能加班加点，连连开夜车以便按时完成任务。
孙传禄科长看出了我们的毛病，他说：“你们要熟悉代表的名字，应该把各单位代表的名字都记熟，这样可以减少错误。”我们觉得他说的对极了，于是下决心把全部代表名单背下来：新政协筹备会有23个单位共134位代表；第一届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则有46个单位662位代表。我们反复念，反复背，还反复地互相考问，以增强记忆。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我们对代表名字熟悉多了，但还是有记不住的情况出现。
有一天，孙传禄科长笑话我们说：“看你们背得好苦啊，我记这些名字，从来不用这样死记硬背。”我们异口同声地称赞他记性真好，从心里佩服他的记性好！但他却说：“你们搞错了，不是我的记性好，是我的政治经验比你们多，所以很多名字我不用背就自然而然地记住了。”
毛泽东报到
人民政协开会之前要组织好六百多名代表的报到。这项任务由丁洁如大姐总负责，动员了许多同志参加，具体分工时，让我分管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报到，我表示一定要尽心尽力做好。
代表报到的签名纸已经印好，是白色宣纸，上端印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徽，中间印了一个大方框，内分五行。迟先达同志交代说：代表签名一律用毛笔，第一行写单位名称，由各单位的首席代表写；第二行是首席代表签名；自第三行起是各单位的其他代表签名，每行上下可写两个名字。
政协代表报到处分设在勤政殿、怀仁堂等几处地方。各党派代表的报到处设在勤政殿正门内的大厅里。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代表16人，候补代表2人。陈云同志是第一个来报到的，我请他在第三行上端签了名。之后，刘少奇、周恩来等代表都先后来报到签名，首席代表毛泽东是最后一位报到的。
9月17日上午，迟先达同志通知我：“今晚7时毛泽东主席来勤政殿开会，同时就来报到。有摄影记者拍照，可能还要拍电影，你要做好准备。”于是我忙着挑选最好的毛笔、最好的砚台、最好的墨，……。突然，我想起一个问题：毛主席在前两行写字，而后面三行已经写满了名字，这样拍摄出来是不是不太好看？我问先达同志怎么办？他想了一下，要我给他一张未用过的签到纸，他沿着第三行的竖道把纸折叠起来，盖上已签满名字的后三行，这样，乍一看，就像一张崭新的签到纸了。我很高兴，佩服先达同志真聪明，但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毛主席大笔一挥，把字写到盖在上面的白纸上，岂不糟糕啦！”他笑着对我说：“这就是你的事了，你必须对毛主席讲清楚，只能把字写在前两行之内。”
晚上我提前到了签到处，等着毛主席来报到。那天许多人已先来到勤政殿，毛主席一进门就被他们围住了，一一与毛主席握手问好，过了好一会儿，毛主席才来到报到处，郭沫若、李济深、马寅初、乌兰夫等人跟着簇拥到他的身旁，说要看毛主席写字。这时四周灯光齐亮，好几个摄像机镜头已对准毛主席。待他一坐下来，我就大声地说：“毛主席，请你在第二行写党派名称：中国共产党，在第二行写名字，请不要写到第三行里去。”他诧异地问我：“什么，到底要我怎么写？”我又大声地重说了一遍，最后干脆补了一句：“就是只在这两行之内写，不要写到上面这张纸上。”他笑了笑，像是看穿了我们所做的手脚，说：“好吧，我照你说的写。”他在第一行写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二行内写了“毛泽东”。然后他放下笔起身离开，周围的人也同时散去。啊！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终于完成了中国共产党代表的签到任务。
后来，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有关的展览会上，我看到了毛主席在新政协签到的照片，解说词中都说毛主席作为中共代表第一个报到。其实应该把“第一个”三字去掉才符合史实，作为当事人的我，心里很明白，但是别人哪能知道这个过程的底细呢。
宋庆龄报到
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有“特别邀请人士”75人，为了工作方便，秘书处把“特别邀请人士”也算作一个单位，即第46个单位，第一名就是举世闻名的宋庆龄女士。
宋庆龄是从上海专程来北平参加人民政协会议的，由邓颖超、廖梦醒和管易文陪同她乘坐火车于8月28日下午抵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和各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以及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的代表郭沫若、蔡畅等数十人到车站迎接，在北平火车站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领导通知我和荆惕华，由我们两位女同志来负责宋庆龄的报到，我们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在我的心目中，宋庆龄从来就有着极为崇高的形象，过去我们都称孙中山为国父，孙夫人为国母，但是却没有机会见到她，现在要亲自接待她来签到，怎能不兴奋呢！
在准备过程中，迟先达同志告诉我们一个情况：宋庆龄不习惯用毛笔写字。他说：“我们应该尊重她的习惯，为她的签到准备一支钢笔。”为此，我们在签到的宣纸上试用了好几支笔，才挑出一支比较合适的钢笔。
9月中旬末的一天，天气晴朗宜人，我们在怀仁堂门口的报到处等待着。宋庆龄由管易文陪同着来签到了，她用钢笔很工整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我们目送她走进一辆小汽车，随即驶离了怀仁堂。
在9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有一整版刊登人民政协会议的照片，其中有宋庆龄到政协报到的照片，照片中有荆惕华和我站立在签到桌旁。周围的同志指着这张照片对我说：“呦！你们两人竟被拍摄进了这个历史的镜头！”
30多年以后，在1983年参观宋庆龄故居的时候，我又看到了这张照片，我对同去的朋友说：“那就是我。”这话被宋庆龄故居负责人杜述周同志听到了，他立即向我询问起来，感叹道：好多年了，一直不知道这两位女同志是谁！他热情地让我留下姓名和地址，可惜我已不知道荆惕华的去向。他说：“你们自己也保存有这张照片吧！”我说：“没有，那时工作很忙，纪律又严，我们不敢去要照片。其实我们常碰到摄影记者侯波、陈正清等人，但从来没有向她（他）们提出过要求。”他表示一定要翻拍了寄给我。果然，几天以后，我收到了杜述周同志寄来的两张五寸的翻印照片，让我留作纪念。
大会开幕
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于9月21日晚七时在怀仁堂开幕。
开会期间，我们的任务是每次会前在会场单双号两个入口处向代表们收签到卡，根据收到的签到卡来统计到会的代表人数，向领导报告。然后我们进入会场，分别站到最后一排坐位后面的一个固定位置，当会议议案交大会举手表决时，我们要做数票工作，每人分管几行，从后往前走三次，边走边数：赞成的多少，反对的多少，弃权的多少。为了做好数票工作，事前迟先达同志领着我们到怀仁堂实地演练过两回。
开幕式前，周恩来代表政协筹备会报告会议各类代表名额、大会主席团名单和会议秘书长人选（林伯渠），由全体代表举手表决。我们从后向前数了三遍，每个代表都举手赞成，无一人反对，无一人弃权，全体一致通过。记得后来几次大会的议案表决，情况也是同样，所以我们的数票工作很顺利，很轻松。
当主席团成员登上主席台后，政协筹备会常委会主任毛泽东就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军乐队奏起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会场外鸣起礼炮，全场代表起立，热烈鼓掌达五、六分钟之久。接着是毛泽东致开幕词，几乎是每讲一两句就要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他说：“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会议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和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国旗、国徽；决定国都、年号；“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时全场欢声雷动，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开幕式上还有刘少奇、宋庆龄、何香凝、张澜、黄炎培等十二位代表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都讲到要把旧中国建设成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自6月份起新政协筹委会的各个小组就为这些工作非常紧张地忙碌着。我常路过勤政殿里那个堆放国旗图案的房间，从全国各地以及海外不断寄来各种设计图案，图纸堆得很高很高，后来知道有2992份。一个由马叙伦为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为副组长的十六人工作小组，认真地对所有图案一一审看、比较、筛选，到大会前夕选出了若干幅图案提交会议全体代表讨论、挑选，为公正起见，对图案只编号而隐去设计者姓名。经过激烈争论，直到9月26日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综合代表讨论意见，向大会提议采用经过修改的第32号图，即红地五星红旗作为国旗。在9月27日的大会上，这一提案在全场热烈掌声中一致举手通过。我至今还保存着一份当年印发的五星红旗图案。
为女代表服务
领导嘱咐我们，在会议期间，除了各项交办的任务，还要主动为代表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科长特别嘱咐我：作为一名女工作人员，要多关照女代表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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