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9-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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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宣部多次召开部务扩大会议，批判《文艺报》“压制新生力量”的错误。据康濯回忆，在中宣部召集的“矛头”“主要直指《文艺报》”的部务会扩大会议上，“文联、作协、文化部许多党员负责干部参加，陆定一同志（时任中宣部部长——引者注）主持，开了多次，主要批评了《文艺报》负责人冯雪峰、陈企霞以及前期负责人丁玲，周扬同志也受了批评，他们并都做了检讨”（康濯：《（文艺报）与胡风冤案》，载季羡林主编：《枝蔓丛丛的回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页535）。
中宣部召开多次会议后揭发出来的事实，认为《文艺报》的错误是严重的。“除了投降和袒护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压制马克思主义者的新生力量外，还发表了许多宣传错误理论的粗暴的武断的文艺批评，对文艺创作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甚至说它“已变成一个违抗党的文艺方针和拒绝党的领导的独立王国”。因此，指定了由林默涵、刘白羽、康濯、张光年、严文井、袁水拍、钟惦荣等参加的一个专门的检查小组，检查和整顿《文艺报》。12月4日，中宣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文艺报》新的编委会拟由康濯、刘白羽、侯金镜、黄药眠、王瑶、冯雪峰、秦兆阳等7人组成，由康濯负主要责任，不设主编（陈清泉宋广涓：《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页394）。康濯由此与《文艺报》工作有了联系。
当年被批判的陈企霞，在后来写出的《陈述书》中写道：“这些会议，已把我的问题提到反党、反中央、反领导，独立王国，骄傲自大的这一类范围上了。”“譬如说在中宣部会上，其实并无什么根据，竟有人说我是文艺界的高岗。譬如说，前文艺报的编委张光年（光未然）提出建议，他认为文艺报整个文艺方向和路线（在我们党团生活的习惯中，一提到方向路线，完全是能使人觉得严重的，这也是应该如此的）有问题，要求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审查，这委员（会）也在大会上产生了（附带说一下，这委员会并无任何审查结果的报告，至少作为文艺报负责人之一的我，完全不知道这委员会如何工作的，有什么结果）”（胡平、晓山编《名人与冤案——中国文坛档案实录（二）》。群众出版社1998年版，页417—418）。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检查《文艺报》时，“反党”、“独立王国”的罪名就已经提出来了。虽然作为前主编的丁玲也受到了批评，并作了检讨，只不过是当时“独立王国”的帽子没有公开给受到牵连的丁玲而给了陈企霞而已。二是，中宣部成立检查《文艺报》的专门小组。这个小组并不像陈企霞所说“并无任何审查结果的报告”，没有做什么工作，而是作了大量的工作。把陈的问题“提到反党、反中央、反领导，独立王国，骄傲自大的这一类范围上了”，这就是这个小组的工作“成绩”；而且，这个小组也已经把矛头引向丁玲了。曾任丁玲秘书的张凤珠回忆说：
1955年春，有一天我遇到马烽，马烽和我说：你给丁玲写封信，告诉她，如果作协通知她回来，立刻就回，不要推托（丁玲在1955年2月到无锡写作《在严寒的日子里》——引者）。我不大明白马烽的意思。后来才清楚原来马烽已看出批判的潮头推向丁玲了（张凤珠：《我感到评论界对她不公正》，载汪洪编：《左右说丁玲》，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页265）。
批判《文艺报》，康濯是重要的参与者之一。既然这次批判已经坐实了丁玲、陈企霞搞“独立王国”的罪名，康濯要写揭发材料，还不是手到拈来？揭发材料自然会有“震撼”的作用。
可遗憾的是，我们至今没有看到这份揭发材料。
在1956年的肃反甄别阶段，丁玲、陈企霞要求为此案平反时，康濯曾就这份材料对人解释过。他说，当时那些人对他的揭发有所歪曲。我是在跟党组谈话时。一是说丁玲有严重的自由主义。二是说你们作家协会领导同志之间不够团结。建议你们开个会，把三十年代的问题也一块谈。我怎么知道，我的意见变成了丁玲个人和党的关系的问题。你们把我摆在起义的位置上让我下不了台（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页88）。
康濯的叙述，当然有些避重就轻，但从中也可看出，他首先是在与作协党组谈话时谈到丁玲的情况，党组认为他所说的情况很严重，要他写成书面揭发材料的。而从前引张僖的回忆看，康是在作协党组批判胡风的党组扩大会议上先讲的。
康濯所言的“丁玲有严重的自由主义”是什么？当年担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长的公木，在1957年的讲话中披露了概要的内容：
据KZ（指康濯——引者）同志检查：文研所的干部，至少在以下三点上，是在丁玲思想影响下，又帮助丁玲扩大了消极影响：（1）提倡对丁玲的个人崇拜、从创办的传奇到挂像，一直到教学计划中“五四”以来新文学部分关于丁玲作品的课堂讲授。（2）宣扬文研所一贯正确。相形之下，别人都是累犯错误；宣扬文研所是文艺党校，是文艺的最高学府。使着不少人都有一登龙门便身价十倍之感。（3）把创作看得高于一切。万般皆下品，唯有创作高。对毕业学员也是片面地强调能写出作品来，实际上很少进行服从组织、做好工作的教育。凡此一切都是与文学的党性原则背道而驰的（张菱：《我的祖父诗人公木的风雨年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页265—266）。
就这样几条——当然，还要加上检查《文艺报》时丁玲、陈企霞搞“独立王国”的“罪状”，就成为一个“反党小集团”的引线？现在看来，真是难以置信。但是，如果联系到当时作协内部复杂的具体情况来看，则就不奇怪了。
作协内部“话语权”的争夺
1955年10到作协担任秘书长的郭小川，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份交待材料中有这样一段话：
原来文化部方面是胡乔木管，后来由陆定一主管，拉来周扬。周扬有文艺界的实权是从54年或55年初开始的。当时周扬手上只有作协，当初只有作协归中宣部，其它协会归文化部管。
周扬要从作协打开缺口，掌握文艺界。55年底，康濯写了一个揭发丁玲的材料。说丁自由主义，攻击周扬。原来没有准备搞丁陈的，刘白羽来作协后鬼得很，野心勃勃，对丁陈斗争是刘搞的。他一来作协就感到作协有一派势力，要搞作协，必须把丁玲这一派打下去。
因为反周扬的人很多，打丁玲是杀鸡给吓猴，把作协的阵地抓到手上来。搞了丁玲，就要搞创作，搞出成绩给中央看（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115。引文中的“1955年底”应为“1955年6月”）。
经历过那场批判的黄秋耘回忆说：
反右前后那个时候，作家协会的权力主要属于文艺官僚，像刘白羽等人，他们代表党来管作协，管文学。还有一些就是创作上的实力派，以丁玲为首，团结了一批真正写出了作品的作家，包括小说《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等人。那个时候，这个文学创作上的实力派跟作协的当权派，跟刘白羽那些文艺官僚斗得很厉害。为什么对丁玲那个“一本书主义”批得那么厉害呢？丁玲不是说作家最要紧的是要有一本书，有了一本书你就站住了吗？这确实说出了她的心里话。她拿这个作本钱来反击刘白羽他们那些文艺官僚。刘白羽连《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那样的一本书都没有呀。他靠的是职务。他是军人呀，那他是什么样的军人呢？他并没有打过仗。他有的是职务、权力。“是中央派来的”，即周扬派来的。他靠的就是职务、权力这个东西！所以，矛盾就发生在争权（黄伟经：《文学路上六十年——老作家黄秋耘访谈录》，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页4849）。
郭小川和黄秋耘的记述相互印证，当年周扬、刘白羽与丁玲之间的“争权”是不容否定的事实。
但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争权”与我们现今所看到的某些体制内的争权具有不同的性质。现今体制内某些人的争权，是为了“夺利”；而当年，是集体主义话语权张扬、个人自由主义遭唾弃的时代，作为有坚强党性的周扬、刘白羽等人，是从维护“党的领导”来争夺话语权力的。在中国作协党组对丁玲、陈企霞进行批判后，向中央写出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中，罗列了丁、陈四大“罪状”：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三、玩弄两面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四、制造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是这些“罪状”的核心。刘白羽之所以“必须把丁玲这一派打下去”，是因为在他及周扬看来，丁玲的自由主义行为、以及由于她个人的威望所凝聚的一股力量，已经严重动摇了党在作协乃至中宣部的权威。
在后来对丁玲批判时，丁玲在文学研究所的所作所为被认定为“搞独立王国”，从周扬、刘白羽维护党的领导的立场来看，这样的认定并无错误，从文学研究所到“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的变化过程中就可以看出来。
1952年，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提议停办文学研究所。胡乔木出于什么考虑，不得而知。据陈明回忆，最反对胡这个提议的是康濯。1952年冬天，田间、康濯两人到大连去找丁玲，说，听说文研所要被取消，他们两人很着急，也很气。丁玲说不了解情况，回去后了解一下再说（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页88）。丁玲回到北京后，与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就此事交换意见，决定开一个党组会议讨论一下乔木这个提议。大概这次党组会议否定了胡乔木的提议，因而有了“会后乔木同志决定缩小编制，改为‘文讲所”’的结果。与此同时，丁玲并给刘少奇上书（由康濯执笔），要求把文研所办下去。尽管如此，胡乔木仍然“认为可以停办一期”，“准备教学力量，以便将来办成名副其实的有正规教学制度的训练创作人员的学校”（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页63）。不过，乔木这个建议也没有实行，1953年8月，第二期学员照常招生。这年秋天，丁玲辞去了文学研究所所长职务，改由田间担任。
丁玲辞职后，就出现文学研究所的人“集体撤退”的现象。1957年9月25日，公木在文学讲习所第八次部分毕业生座谈会的讲话中谈到了这一点：
1953年中央提出暂时停办函授、筹办正规学校的建议，因为不符合丁玲的想法（这时丁玲的想法是要办文学合作社，拉一批人在这里搞创作，实际上是培植自己的势力，作为对党闹独立性的资本）。所以就抵制，并散布不满。后来文学合作社的想法行不通，就甩包袱，纷纷撤退。直到第二期中途，丁玲时代的所有负责同志都完全退光了。后走的，差不多都去找丁玲商量，走私人路线离开文讲所。……在撤退以前，丁玲在文研所以至文讲所是有很高的个人威信的，干部也帮她“树立”威信。尊重领导并没有错，制造传奇故事，夸大事实真相，是带有个人崇拜意味的。这时期，有某些干部在丁玲的拉拢下，有感情结合的宗派情绪，挂像、发动写信以至集体撤退……都说明这一点（张菱：《我的祖父诗人公木的风雨年轮》页268）。
公木的话虽然带有批判的痕迹，但所说的事实并没有错。当时，“工作最积极的康濯沉着脸甩手不干了，以后调到作协搞创作。马烽调到作协创作委员会任副主任。陈学昭、严辰、逯斐、李纳调到作协搞创作。西戎调到山西省作协，雷加带着一些创作研究室的人到了北京市文联。教务处主任石丁调到中央戏剧学院文学系当主任”。到1953年冬至1954年春，文学研究所“一些了解底细的领导人”，又“相继要求调走”。副所长田家调北京市文联，邢野调电影局，田间去搞专职创作。至此，文学研究所的主要成员都撤离了，唱起了“空城计”。
为此，中国作协党组接管了文学研究所。1954年2月，改中央文学研究所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这才达到了胡乔木“缩小规模”的目的。文学讲习所人员由作协党组来调配，任命吴伯箫为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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