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6期-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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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影响载入史册。
　　即使作为一次流产和失败的历史性会晤，重庆谈判给后人留下的教训和启示也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关于中国国家制度的民族、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基础，关于中国道路、命运和使命，关于中国的世界地位和人类责任，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公开论列的范围和高度，至今没有被超越。
　　像中国这样一个民族，归根结蒂，只能凭依自己的智慧、德性和力量自救自尊自强。企图仰仗任何一个国家（即或是真正的友邦）的善意、调解、援助、恩赐，都几乎无一例外地使中国饱尝失望和挫折。
　　国事可问，天下苍生有幸；国是可商，为政者有幸。
　　1929年，梁启超写道：“五十年来的中国，正像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变蛾蜕壳，自然是一件极艰难极痛苦的事。只要生理上有必变必蜕的机能，心理上还有必变必蜕的觉悟，那么，把那不可逃避的艰难痛苦经过了，前途便别是一个世界。”无论机能还是觉悟，中国都又累积了近八十个年头。经验也好，教训也罢，我们毕竟又来到一个历史的临界处：共同的命运和使命超越了一切分歧、恩怨、鸿沟；作为我们的生命共同体，中国再次成为所有中国人的中国。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慎终追远，当下即是，民族复兴，天下为公……这些暌违已久的哲慧又开始成为公共话语和国民意识，中国终于可望不仅自强不息、而且自作主宰地问商天下兴亡，对于中国和世界，这都是多年未闻的好消息。
　　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谆谆告诫世人：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注重“力行”、“实践”的蒋介石、毛泽东终身都厌恶“空盲”（尽管他们也说过不少让时代称道甚至叫绝的“空言”），他们都以“改造中国”为己任。历史无情，无论言行，都会记录在案；历史也有情，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本文摘引当年原始文字，其诣在斯，岂有它哉。
　　世界越来越像一个大舞台，中国越来越像这个大舞台的一个中心，所有的人不是演员就是观众。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重庆谈判是一出既精彩又乏味、既成功又失败、既完整又残缺的历史舞台戏，如此独特而意味深长的戏剧，是不会遽尔落幕的。无论剧本由何人编撰，演员由何人指定，道具由何人搭建，排演由何人执导，它都将融汇进更大更新的历史悲喜剧，甚至出现新的续幕和出人意表的高潮。


黑暗中的萨特
■　　黄　湘
　　一
　　
　　2000年，《自由的冒险历程；法国知识分子历史之我见》一书在国内出版，作者Bernard…Henri　Lévy的名字亦因之进入我的视野，该书译者将其译为“贝尔纳·亨利·雷威”，不过通行的译法显然是“贝尔纳·亨利·列维”或“贝尔纳·亨利·莱维”。据说，作为当代“新哲学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名声如此之大，以至于在法国，人们可以不提他的全名，只呼其姓名缩写BHL即可——鉴于他的中译名实在太长，以下我在行文中也使用这个缩写。
　　这样一本书当然无法不提及萨特，书中对萨特的评价基本上是负面的，BHL揭发萨特晚年领导的几份报纸创造了法国报业史上的野蛮记录：“老板该给关起来……议员该私刑处死……人民战争万岁……永远消除资产者……”；而在　1972年，巴解组织成员在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向以色列运动员发动恐怖袭击时，萨特本人曾经撰文支持：“巴勒斯坦人拥有的唯一武器就是恐怖主义，这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但是，贫穷的被压迫者没有别的武器。”身为犹太人的BHL愤怒地评论说，这是在不折不扣地支持“大屠杀”‘的原则本身。他对萨特的态度毋宁说是拒绝宽恕：“不管对这个人怎样同情，不管对他的作品怎样欣赏……必须看到……他把思想家们仇恨思想的奇怪爱好推向了极致。”
　　《自由的冒险历程》写于1991年，一个对欧洲、对世界来说都是历史性的年份，左派的思想传统先是经历了巨大的崩溃，而后又遭到严厉的清算。萨特生前曾是左派荣耀的化身，此时无可避免地扮演了箭垛的角色。当时有谁能想到，就是这个BHL，竟会在九年后推出一本洋洋洒洒、中译本厚达八百余页的书，重新肯定萨特的伟大？并且，正如书名显示的那样，把二十世纪命名为“萨特的世纪”？
　　
　　二
　　
　　雷蒙·阿隆早在1970年便评论说，有一条分界线把萨特分在了两边，一边是早期的“投有上帝”的“孤独的人”，另一边是后期在《辩证理性批判》里重新找到的“我们”。阿隆说，后一个萨特是“西方第一个毫无保留地欣赏革命群众的哲学家”，把集团融合看成是个人获得真正人性的途径，采取的却是粗暴的立场，选择的却是让人感到恐怖的兄弟情谊。阿隆的诊断是精辟的。后一个萨特抨击“无记名投票”，理由是无记名投票“使群众再一次陷入了原始的四分五裂中；每个人都是独自一个人，所表达的只是他单独一个人时所想到的，因为他不知道在群体里他会怎么想；比如刚才，在大会上或者在车间里……”这段话想必连“文革”中的极左派也自叹弗如。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发表的秘密报告成为世界范围内反思斯大林主义的导火索，萨特却令人难以置信地说，自己从“内心深处”觉得发表这个报告是苏联犯下的“最大的错误”，说斯大林“在很长时间里代表了苏联，是个神圣的人物。把他的罪行详详细细地公诸于众，简直是发疯”，而且这一事件产生的惟一的、令人遗憾的结果就是“把真实情况披露给并不适合接受这些情况的群众”。他对于经历了古拉格的苦难、流亡西方的索尔仁尼琴一向表现得非常残忍，说后者“代表的是十九世纪的观念，他的思想与现代的社会不适应。因此对于发展来说，他是一个有害分子……”甚至极其冷血地说：“他在集中营里待过，因此算是彻底地忍受了苏联的意识形态”，言外之意是索尔仁尼琴并无资格对苏联说三道四。
　　看了上面的花絮，你还能不能相信，萨特年轻时曾经是一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反对群体性，主张“为了自由的自由”胜过一切？
　　
　　三
　　
　　萨特在二战前曾写过一部著名的小说，至今依然被公认为他的代表作：《厌恶》。小说里有一个角色“自学成才者”对主人公罗康坦讲述1917年在德国战俘营里的情景——木板棚子，两百名囚犯互相挤在一起，难闻的气味，呼吸声，肉体的混杂，黑暗，令人窒息的感觉，天在下雨。尽管如此（抑或正由于如此？），他感到一种“强烈的欢欣”从心中升起，舒服地连身子都要瘫软了，“我喜欢那些人，像我的兄弟一样……真想拥抱所有的人。”这种湿乎乎、甜腻腻的人生观令信奉尼采的个人主义者罗康坦——也是早期的萨特——厌恶之极。然而，萨特在　1940年成了战俘，进了斯塔拉格的战俘营，在那里经历了深刻的思想转变。波伏娃敏感地注意到，萨特“走的时候是罗康坦”，回来却成了“自学成才者”。多年以后，在自传作品《文字》（一译《词语》）的结尾，萨特表达了与“自学成才”者相同的信念：“任何一个人都是由所有的人构成的，他和所有的人一样，所有的人也都和他一样。”
　　BHL细致地分析了萨特在斯塔拉格撰写的剧本《巴利奥纳》，这部戏剧通过讲述一个发生在罗马人占领下的犹太地区的故事，号召对占领军进行英雄主义的抵抗，1940年圣诞节前后在肮脏、寒冷的战俘营里上演时曾经轰动一时。一位见证者说：“《巴利奥纳》演出之后，一切都变了，好像萨特引进了‘某种病毒’一样。多亏了他，使人无法反抗的漫长的酝酿时期结束了。”然而这部戏剧还有更微妙的哲学意蕴，标志着两个萨特的分水岭。主人公巴利奥纳原先是一位悲观的反抗者，不相信救世主的神话，但萨特或许是为了安慰观众，同时也安慰自己，给剧本设置了一个光明的尾巴，在这个尾巴里，巴利奥纳是为了救世主而死，因为他的献身，襁褓中的救世主活了下来，并且将为世界带来福音。萨特正是从此变成了一个救世学说的支持者，一个乐观主义者，一个进步主义者。
　　
　　四
　　
　　
　　乐观与悲观。这其实也是萨特——加缪之争的核心。加缪说：“萨特怀念的是普天之下共唱一首田园牧歌的情景。”而加缪却在《西西弗的神话》中断言：“活着就忍耐，死了绝不妥协，怀有欲望的精神和让人失望的世界之间的离异是永恒的。”即使人真能打破社会的束缚，那也还有另一种束缚是人摆脱不了的——“人对人的诅咒”。
　　所有专制主义其实都源自千个隐秘的梦想：“普天之下共唱一首田园牧歌。”目标是美好的，手段呢？啊，为了美好的目标，可以采取一切手段。这里隐含的逻辑显然是荒唐的、危险的，可是为什么二十世纪有如此之多的知识分子（包括后一个萨特）会一头扎进去呢？是因为一个陷阱，一个恰恰是越聪明、越博学就越容易掉进去的陷阱：“历史主义”。
　　前一个萨特是历史主义坚定的批判者。　
　　他在《什么是法奸？》一文中说，有一种“被误解的黑格尔哲学”让人们以为，“最后的历史事件是最好的事件，只是因为它是最后的”，如果这事件导致不正义的行为、酷刑、暴力，那也活该，因为“所有的伟大变化都是以暴力为基础的”，追随这种学说的人就是法奸。“法奸患了知识分子的病，我们可以把这种病称之为历史主义”；法奸在“评判自己的行为时，站在尽可能遥远的未来的立场上”；这种“先跳过几个世纪，然后再回到现实中来”，“从远处观照事件，再把事件重置于历史之中”的方式，是典型的法奸的思想方法——“你们站在历史的观点上，也就是说，把现在当成过去，你们会看到耻辱、失败、死亡的集中营、被酷刑折磨的抵抗战士、巴黎街头的德国士兵、在维希电台讲话的法西斯老头子元帅，所有这些屈辱的、可恨的现实，突然之间都变得符合秩序了，因此你们也就觉得可以接受了。”
　　但是，奇怪的是，后一个萨特却向历史主义投降了，想想他对索尔仁尼琴的评价：“对于发展来说，他是一个有害分子……”不过，这也许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矛盾：萨特对悲观的、逆来顺受的历史主义有免疫力，但他无法抵御一种许诺要完善人之本质的、乐观的历史主义的诱惑——这显示了一个深刻的悖论，因为前一个萨特，“没有上帝”的“孤独”的萨特曾经否认人有任何本质。
　　
　　五
　　
　　正是在这里我们听到了一声冷笑：“萨特并没有放弃‘本质’，他只是说‘存在先于本质’；他无法摆脱‘本质’，因为他依然相信‘主体’。”
　　上面这声冷笑几乎是六十年代以后欧陆后现代思想界的共识，伏笔其实早就埋下了。1946年，萨特发表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著名演讲，德勒兹，未来的思想家，此前是萨特的狂热崇拜者，现在却感到极其失望。
　　德勒兹为何失望？“人道主义”在汉语语境里是一个好听的词汇，一个“政治正确”的词汇，但在二十世纪的哲学语境里却意味着一种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这种学说有一个隐含的意图，就是要创造条件，把人塑造成“按其本质理应如此”的人，塑造成“新人”；当然还包括清除“人渣”——“人渣”不除，何来“新人”？
　　这是否就是萨特在给法农的《人间受难者》作序时发出如下血腥呼吁的理由？一“打死一个欧洲人，等于一石两鸟，等于同时消灭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剩下的则是死人和自由人。”当然，萨特这样说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反对欧洲帝国的殖民主义，但怎能不令人感到毛骨悚然？还有，“一个反共分子就是一条狗，我决不放弃这一立场，我永远不放弃。”BHL提醒我们，1978年，某个法国原犹太事务专员说：“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毒气室里的，只有虱子”——这两句话何其相似！
　　在德勒兹这样的后现代思想家看来，想要弃绝这种以清除“人渣”为己任的“人道主义”，就必须清算“主体”，因为“主体”本身就预设了“本质”。
　　以萨特的哲学为例，主体是“自—为”的，客体是“自在”的，“自为”拥有对“自在”的一切权力。诚然，萨特所说的“自在”，本意是指物质性的存在，但是谁能保证有一天主体不会把其他的“白为”当成“自在”，当成“狗”或“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