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6期-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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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橹械囊灿腥舾善�。如此说来，《甲骨六录》一书又有何意义呢？笔者认为大凡有如下几端。
　　此书在甲骨流传、著录方面有其地位。殷墟最早出的一批甲骨，多在刘鹗手中，但他印行的《铁云藏龟》不过著录了五分之一。此后罗振玉《铁云藏龟之余》刊布40片、王国维《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刊布655片、叶玉森《铁云藏龟拾遗》刊布245片、商承祚《福氏所藏甲骨文字》刊布31片、商承祚《殷契佚存》刊布　600片、李旦丘《铁云藏龟零拾》刊布93片、李孝定《中央大学史学系所藏甲骨文字》刊布242片，陆续又公布了，1900多片。而中央大学所藏只有李孝定摹本（错漏较多），未见拓片，也只算做了一半工作。《甲骨六录》除去华西大学和于省吾的19片，共刊布刘鹗旧藏651片，虽然中大所藏和一小部分从前已著录，但这回增加了中央大学所藏甲骨的拓本，且陈、束、曾王家所藏370多片中绝大部分也算首次披露，况且与从前诸书相比，《甲骨六录》著录的甲骨数量也的确不少，虽然多是小片，也给学者认识最早出土的那一批甲骨提供了新的材料，且有裨于甲骨缀合，应该说是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胡先生此书自序开篇曾自道：“治学之道，赖乎新资；考古之学，材料为尚。况甲骨古脆，出土易损，迁移辗转，动辄破碎，灾祸战乱，每致散失。故罗振玉谓材料之蓖集，尤重于研究；郭沫若谓秘而不宜，与藏之地下何异？俱以见菟集材料与流传材料实为学者当务之急也。”《甲骨六录》集胡先生近五年时间内费力讨求借看或代为整理的公私藏品于一书，岂不正是他当时身在战乱时局却能全心全意搜集、著录殷墟甲骨文的写照吗？
　　著录体例较佳。《电骨六录》六家各为一部分，每部分都有拓本、摹本和考释。胡厚宣先生在1985年出版的《英国所藏甲骨集》的序里说甲骨文著录“只有照片拓本摹本三位一体，互相补充，那才是尽善尽美”。这个标准是总结了80多年来许多著录经验才得到的，在《甲骨六录》出版之前，甲骨文著录书或全是拓本，如《铁云藏龟》《殷契佚存》；或全是摹本，如《殷虚卜辞》《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或全是照片，如《卜辞通纂》附录之《日本所藏甲骨择尤》，像于省吾《双剑移古器物图录》能做到既有拓片又有照片，已是十分不易；而《甲骨六录》则是同时著录拓本、摹本的第一本书。平心而论，此书拓本不是十分清楚（可能石印之故），只能算是聊胜于无，摹本似不得已而为之，但此二者之结合，也是泽被学者的善举。虽然说，这以后照片、拓本、摹本三位一体的著录书也问世了一些，最近的如2003年出版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但从辨认字迹的角度来说，拓本与摹本似更重要些。《甲骨六录》拓本的编次也较有体系，即按照董作宾五期说分为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等期（此书未见文丁以后甲骨文），每期内再按天象、祖先、祭祀、征伐、田猎、人物等事类排比。胡先生此种编排方法在后来的《战后平津新获甲骨集》《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等书中都加以沿用，并在他总编辑的巨著《甲骨文合集》中发挥到最成熟的境界，可以说影响学界至深且巨。（从目前甲骨学殷商史研究的立场来看，此种方法得失参半：对于私掘出来的小片来说，倒不失为一种较理想的著录原则；但对于字多的大片和科学发掘晶来说，就稍有缺憾。因为许多大版字多的甲骨内容丰富，往往涉及多个事类，要强分在某一类名下，难免顾此失彼，《甲骨文合集》中即存在这个问题；科学发掘品则一般按照考古学方法著录，重视甲骨出土单位，以期读者能据以恢复甲骨出土时的情境，《殷虚文字甲编》《乙编》《丙编》《小屯南地甲骨》等书皆如此，代表着一种更为科学的著录方法。）
　　材料与考释均有特色。就当时战乱环境而言，《甲骨六录》刊布的材料还是新颖可喜的。抗战军兴，祖国半壁山河沦陷，文化界退缩至后方，生活和学术条件都是异常艰苦的，在此种情形下，搜集殷墟甲骨之难可想而知。我们今日诸生可能已品味不到胡先生彼时的甘苦。这批材料对于物质、精神双重困顿的战时后方学术界是激励人心的。胡先生在自序评价这批材料说：“书中所录材料，以数量言虽不甚多，然其记事之辞、刻画之例、龟卜之制、四兄之称，皆极为重要。而双剑誃三甲，实与中央研究院十三次发掘所得者为同一坑，举一反三，一脔知味，尤为至感兴会之问题。”胡先生曾作《武丁时五种记事刻辞考》（载《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乃首次对殷墟甲骨文中之记事刻辞作系统深入的研究，此外他对甲骨文例亦投入很多精力来研究。故《甲骨六录》之考释，不但将甲骨上之字句一一释出，还特别注出每版文字之行款方向、时代、涂朱墨与否、是否记事刻辞，至于各片是甲抑骨、是腹甲还是背甲也不惜笔墨加以交代，很便于读者对各版甲骨有一全面体察。于省吾所藏三甲卜兆皆经刻画，胡先生多方论证应与中央研究院第十三次发掘的127坑甲骨为同一批之物，并请读者重视其卜兆与卜辞之关系、排列次序、兆辞等问题。在谈到三甲上卜辞文例时，胡先生总结说“甲骨文例在原则上皆迎兆刻之”，这一看法在最近公布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上表现得十分显著，颇见胡先生在甲骨文例研究上的功力与卓识。“四兄”之称，见《束》第四四片，其辞曰：＇庚＇午卜，□贞：禦于四兄？”胡先生认为即已见之“兄甲”、“兄丁”、“兄己”、“兄庚”四人。除上述以外，《甲骨六录》中《束》五五也很重要，该版为牛胛骨，约为武丁时期，其辞日：“贞：勿于乙门令？”其中的“乙门”对研究当时宗庙建筑制度颇有启示作用。总的说来，《甲骨六录》考释部分渗透着胡先生研究卜辞、记事刻辞、甲骨文例的许多创获，虽有若干小的瑕疵（如未释出贞人“争”），但不防碍它在甲骨学史上享有一个突出的位置。
　　经过数辈学者百余年的不懈努力，摆在我们眼前必看的甲骨文著录书已堆积如小丘：《甲骨文合集》及其《补编》《小屯南地甲骨》《英国所藏甲骨集》《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荦荦大观，真有唾手可得之感，为研究某一专题翻检诸书时竟会产生不胜其烦的念头，旧日里前贤为搜求材料奔波劳顿、费尽心机的场景似已成为尘封往事。览过《甲骨六录》，想想里面一片片甲骨从洹南刨出后，辗转负贩、流落众手，终于静静地躺在书页之间，又被详细描述、考释、阐发，不由得对胡厚宣先生生出许多敬佩之心！不了解一个学科的历史，就很难体会到从事该学科研究工作的真味，笔者看完《甲骨六录》，不由得叩问自己在甲骨学一途上是否有如前辈的专注、虔诚，是否能做到他们百之一二的成绩。有了如是自省，也算是很大的收获了吧。


走过初唐佛典的一串脚印
■　　张诒三
　　说到唐代的典籍，人们会首先想到唐诗、散文、传奇和敦煌变文，其实大唐是中国历史上的灿烂时代，它的丰富有时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它的成就远比我们了解的还要辉煌。
　　单说佛教典籍的翻译，唐代也是—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时代。只要翻一翻《大正新修大藏经目录》或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就能看出，佛教典籍的引进和翻译，最早从东汉时期开始，接替是两个繁荣时期，一是魏晋南北朝，二是隋唐；或者可以说，从魏晋到隋唐，佛经翻译一直很兴盛。
　　我愿意把这样一个兴盛阶段分为两段，是基于这样—个考虑：从历史背景上说，六朝时期以南北分裂为主，而隋唐时期是一个政治统一的时代；从佛经翻译本身的特点来看，六朝时期佛典翻译的参加者多是从西域来到中土的僧人，他们凭着宗教热情来到中土，又凭着宗教热情学习汉语汉文并把异域文字的佛经译成汉语，现存早期汉译佛典的稚气粗抽以及包含有大量的汉语口语词汇都反映了他们汉文水平方面的不足。唐代就不同了，玄奘和义净两位大师西行求法，不仅带来了大量的梵文佛教原典，也带来了梵文。他们在回国后教授梵文，翻译佛经。由于他们的汉文和梵文水平都很高，所以他们的佛经翻译素以典雅著称，而流传于世的著名佛典，也以这些经书的影响大。
　　唐代皇帝尊老子李耳为始祖，因而比较重视道教，但佛教在唐代也一直延续着六朝以来的余风，几度繁荣。我们对初唐时期的佛教往往措意不多，即使这样，我们还是知道玄奘大师，而玄奘大师的高足辩机和尚与高阳公主私通而被腰斩的故事，则被许多电视剧炒作得家喻户晓，通过这一段名僧艳史我们大约也能感受到初唐时期的和尚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角色以及那时的佛教是怎样的轰轰烈烈。
　　义净法师的译经《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和游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等都是佛教史和中外交通史的名著，但唐代诗文的魅力往往使我们无暇翻阅这些著作。初唐佛典就这样像楼兰古城和尼雅遗址一样，在岁月的一隅沉寂着、等待着，也时时吸引着那些好奇的探险家或旅游者去留下一串传奇的脚印。
　　见到《初唐佛典词汇研究》（王绍峰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版）一书，仿佛听到一声来自某个深山名刹的暮鼓晨钟，在隐隐约约的经声佛号之中，感受到一种难以抵御诱惑，让人忍不住要翻一翻，读一读了。
　　按说，研究词汇史，注意力是集中在口语词汇的，六朝时期的佛典，除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以典雅著称外，大多由于翻译者汉语水平有限而口语性强，唐代的佛典以典雅著称而口语性差，以初唐佛典为对象研究汉语词汇，不能不说是知难而上的事。为此我耐心读了《初唐佛典词汇研究》（以下简称《初》），发现该书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特色：
　　首先，词汇研究与佛典校勘相结合。如：《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那》卷七：“六众重来见彼天庙，商贾杂踏，车马骈阗，多有资财非常丰赡。”（24／442／中）《初》：“‘踏’《大正藏》圣本作‘还’，按，作‘踏’是，‘杂踏’与‘骈阗’义近，并且都是连绵词，其义为‘多’，也就是‘纷至沓来’的样子。”
　　又如：《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舆心规者，皆得就手。”（20／804／中）《初》：“‘　’《大正藏》宋本作‘興’。《佛说宝雨经》卷十：‘兴心损坏’（16／324／中）《大正藏》小注：興＝　，三本、宫本。本文谓作‘兴’是。《大词典》：‘兴心：打定注意。存心。’例举元关汉卿《单刀会》。《元语言词典》：‘兴心（儿），拿定注意，存心。’所释与上举二例用法相合。看来这些书证都应当提前，也就是说，‘兴心’一词至少在唐即已产生。”
　　这些校勘，不仅很精彩，也顺便解决了其他问题：如“兴心”一词的最早书证问题以及这个词的产生时代问题等等。
　　其次，佛教词语与世俗词语相参照。汉语中不少词语是源自佛教的，但一些司空见惯的词，我们往往不能准确说出它的来源，《初》在研究佛典词汇的时候，时时和世俗词语相联系，既注意发掘佛典中的特殊意义，又注意论证一些世俗词吾的佛教源头。我们今天对“戒指”一词并不陌生，但戴戒指的风俗从何而来？为什么叫“戒指”，大概很少有人能够回答出来。《初》中说：
　　唐代译经中已见到用戒指来定情的记载。唐地婆诃罗译《方广大庄严经》卷四：“尔时耶输陀罗，侍从围绕，最后而至，姿容端正，色相无双，谛观菩萨目不暂舍，怡然微笑，而作是言：‘独不垂赐元忧之宝，将非我身不足采耶。’菩萨报言：‘我今于汝诚无所嫌，汝自后来宝器尽耳’，即脱指环而以与之。其环价值百千两金。耶输陀罗受指环巳，复作是言：‘我身虽劣，止直尔耶？’是时菩萨尽脱所着众缨璐而以赠之。”（3／558／下）这个例子说菩萨（悉达多太子）与耶输陀罗定亲的礼物就是指环。另外在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三则、有这样的记载：“时彼太子，先以珍宝施诸女尽，更无遗余，独有一金指环；见耶输陀罗，即举共指。然耶输陀罗，先与菩萨从久远来，恒为因缘，常相爱乐，即升师子座上，从太子指取其指环。群臣诸人递相谓曰：‘此耶输陀罗，族姓尊贵，颜容具足，于诸女中最为殊胜，堪为太子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