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6期-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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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此极具大局观的闳深把握，《非常道》才不会被当成等闲之书。《非常道》既不是读者茶前饭后的言谈之资，也不是写家好奇猎异的撰文之助，而是一部标明中国“走向历史破晓时分”的行动之书。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把时代列车抵达我们脚下之前所费的人力、物力视为投资——赢利前的必要投资，为了最终的赢利，必须义无反顾地不断追加投资，不惜倾家荡产，生死以之。王序告诉那些因缺乏远见而气沮神伤的人们：巨大的投资不会白费，高额的赢利必能兑现。《非常道》之所以不同于《世说新语》，就在于《世说新语》无助于中国摆脱不断瓦解、不断重建的改朝换代和周而复始的治乱兴亡，而《非常道》却无可置疑地昭示着：有史以来第一次，中国可望摆脱两千年来的循环史观和历史定命。
　　就此而言，坐而论道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起而行道，所以编者认为，把锥心之痛的历史片断铺陈稀释为斗方时文，是不正当的。唯一正当的是行动？走向个人的成熟，从类人孩成长为现代公民。易言之，国人不能仅仅是历史日出的等待者和观望者，而必须是历史日出的助产士和拉拉队员。倘若像《红楼梦》诗句所言：“天上一轮谁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那就会如编者旧文“类人孩们尽朝晖”所示，即使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促其喷薄而出的“历史破晓时分”如期而至，类人孩依然是类人孩，“难见真的人”。
　　
　　二
　　
　　余跋说：“2002年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词：类人孩，我像回到故乡的丁令威二样，认识到我和我的同胞乡亲离文明仍然遥远，我们是无知、于权利、权利不得保证、心智蒙昧身份可疑的类人孩。对那些先贤、前辈，我有着物伤其类的同情；阅读他们不能返乡的人生，了解他们无能获得文明的成人理性或说现代公民人格的悲惨遇合，感知他们的肝胆忠义，英雄末路，狂狷意志，我的心情难以言喻。我至今记得，无数个炎炎夏日，我坐在蒸笼一样的屋子里，整天整天地读书、抄录卡片，汗流浃背，常常为一段故事激动地站起来在屋子里转圈，又或者为一句话停顿下来静静地流泪。现在这些卡片妁一部分，就成为《非常道》的来源。”
　　“类人孩”是一个发人深省的命名，编者此前已有多文述及，但一直未曾深入展开，此书或可视为实证陛展开的一种努力。余世存认为，即使到了王康眼中的历史破晓前夜，在低水准参照系中抵达相对较高境界并取得相对较高成就的那些人，依然不脱类人孩的基本特征。余跋中特意点到如下这些名字：梁启超、章太炎、陈独秀、胡适、梁漱溟、陶行知、郭沫若、张季鸾、王芸生、徐铸成、李慎之，认为其中的至高者依然是“有着圣贤君子人格的类人孩”。落实到具体人物身上，一定见仁见智，易起纷争，且看余跋对“类人孩”是怎样描述的：
　　“类人孩跟孩子一样是站在知识的碎片上，现代文明社会里个体公民的生存常识在类人孩们那里分布得极为不均、稀薄，知识的污染蒙蔽了他们，知识的碎片教唆了他们，也切割了他们，使他们往往彼此对立，无能交流、调和、妥协、共处。人当然不能等认识到位了才开始生活，否则人们一生都要准备着生活，这不是人类的经验现实；但人也不能永远在罪错里或在‘历史的误会’里过活，否则人生失去意义，他永远长不大，永远无知于‘人生妁灿烂’，他和他组成的社会就只能在文明的边缘徘徊，今天那些还未跨入现代门槛的民族国家及其子民如此。类人孩状态是我们需要告别的一种生话。说到底，无论做坏孩子还做好孩子乖。孩子，还是做老小孩老顽童，都是一种非成人状态。”
　　纵观《非常道》呈现的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世相纷纭、国运轮替，“长不大”确为怵目惊心的核心事实。在中国固有文化中，普遍的童稚化被视为常态，欲长大成人的极少数例外反被视为非常态，故无一不被目为异人、畸人。而此类异人、畸人，在非童稚化的域外文化中，必可成长为大师巨子，但在普遍童稚化的中国文化中却不得不强行扭曲乃至自我矮化，因而欲长大成人的极少数异人、畸人，最终仍不免成为异化之人、畸型之人。
　　王序也提及“长不大”之义：“德国历史学家赫尔德在十八世纪末写下的这段话，可视为欧洲对中国的经典评点：几千年来，中国始终停滞不前。他们那些关于道德和法令的教诲总是反反复复，变着腔调在同一个话题上兜圈子，千第一律地颂扬一种孩童式的义务。”
　　从“类人孩”的角度，可以重新审视向来被国人竭力推祟，即使在砸烂一切的“五四”和“文革”时期也未遭非难的所谓“童心”说。对已经长大成熟的人而言，可贵的“童心”确能有助于超越名利俗谛，但对深陷名利俗谛而永远长不大的类人孩而言，“童心”说就会加重其溺。
　　我认为“忠孝文化”是两千年来中国固有文化下的臣民、子民永远“长不大”，永远不能顺利成长为公民的根本原因。为省篇幅，各举一例。
　　“忠臣文化”使臣民长不大。对不听话的大臣动辄扯掉裤子打屁股，虽有“廷杖”雅名，其实质依然是对待总角童子的体罚方式。“孝子文化”也使子民长不大。收人《二十四孝》的“老莱娱亲”，证明即便七老八十，依然是类人孩，更遑论五六十岁、三四十岁。
　　世有老莱子即老聃的传说。五代不倒翁冯道有一老仆，读《老子》之时，因仆讳主名而把“道”易为“不敢说”，故读《老子》首章“道可道，非常道”曰：“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
　　倘若阅读《非常道》的结果，竟是“非常不敢说”，那么历史的破晓时分还会被无限期押后——言说尚且不敢，何况行动？《老子》对类人孩曾经有过预言：“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对类人孩的“不敢说”也曾有过预言：“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从中国人口历数千年雄居全球之冠可知，只要是类人孩，就必定不会勇于敢，而一定是勇于不敢。
　　
　　三
　　
　　略述《非常道》序跋精要之后，我愿意与《非常道》的每一位读者重温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于1784年9月30日写下的一段话：
　　“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懒惰和怯懦乃是何以有如此大量的人，当大自然早已把他们从外界的引导之下释放出来以后，却仍然愿意终身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以及别人何以那么轻而易举地就俨然以他们的保护人自居的原因所在。处于不成熟状态是那么安逸。如果我有一部书能替我有理解，有一位牧师能替我有衷心，有一位医生能替我规定食谱，等等；那么我自已就用不着操心了。只要能对我合算，我就无需去思想：自有别人会替我去做这类伤脑筋的事。绝大部分人都把步入成熟状态认为除了是非常之艰辛而外并且还是非常之危险的；这一点老早就被每一个一片好心在从事监护他们的保护人关注到了。保护人首先是使他们的牲口愚蠢，并且小心提防着这些温驯的畜牲不要竟敢冒险从锁着他们的摇车里面迈出一步；然后就向他们指出他们企图单独行走时会威胁他们的那种危险。可是这种危险实际上并不那么大，因为他们跌过几交之后就终于能学会走路的；然而只要有过一次这类事例，就会使人心惊胆战并且往往吓得完全不敢再去尝试了。任何一个个人要从几乎、已经成为自己天性的那种不成熟状态之中奋斗出来，都是很艰难的。他甚至于已经爱好它了，并且确实暂时还不能运用他自已的理智，因为人们从来都不允许他去做这种尝试。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人民（在精神事务上）的保护者而其本身居然也不成熟，那便可以归结为一种荒谬性，一种永世长存的荒谬性了。”
　　康德针对德国人的批评如此适合中国人，足见其普适意义。而康德的命题在两百年后的中国还尚待破题，足见其迫切意义。王序的“历史破晓”藉外言之，余跋的“类人孩语”藉内言之，两者大旨实一：所谓“历史破晓”，就是“人”的破题；所谓“文明破晓”，就是“人”之共同体的破题。
　　《非常道》中有一则摘自拙文《伤心的事故》，略有小误，顺便更正一下。或许是编者抄录于卡片时仅摘几句，成书时补充完整，结果把我读书时事误为我教书时事。此文仅五百字，因为我没有心情发挥，这与编者的述而不作心态相似，可见伤心人固然别有怀抱，其实又复同调同慨。拙文说的是，我读大二时，班级举行晚会。主持人问一个女同学：“你最伤心的事情是什么？”答曰：“我最伤心的事情，是读中国近代史。”
　　我悬想明年或者后年，假设情景基本相似，被问到的同学或许会说：“我最伤心的事情，是阅读《非常道》。”
　　我又悬想十年或二十年后，假设情景基本相似，被问到的同学或许会说：“我最快乐的事情，是阅读《道可道》。”
　　《道可道》远未成书，尚待仁人志士独力编写或集体编写，但编写的前提是行动——摆脱类人孩之童稚状态的成人庆典。庆典土的礼花，就是刺破夜空的曙光。


材料搜集与研究并重的
　　现在从事甲骨文研究的学者真是有福气！不用慨叹资料的难得，也不用把著录发布当成首要工作，只要坐拥书城，即可探寻甲骨文和商史中的奥秘。而在殷墟甲骨文发现后的头五十年内，乃至在集大成的甲骨文著录书《甲骨文合集》面世之前，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则每有巧妇无米之叹，而有远见和抱负的学者则把搜集、著录视为头等要务。近读胡厚宜先生1945年出版的《甲骨六录》一书，颇能感受到他在罗振玉之后发奋罗致刊布殷墟甲骨文的志向。
　　《甲骨六录》，刊于1945年，乃作者1940年以来执教成都齐鲁大学之余所获殷墟甲骨的结集，是名著《甲骨学商史论丛》第三集，列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之一。六录者，顾名思义，是六家所藏甲骨之汇总。依目录，这六家是中央大学、华西大学、清晖山馆、束天民氏、曾和窘氏、双剑誃。清晖山馆部分即陈中凡所藏，、束天民氏部分即束世激所藏、双剑移者即于省吾先生之庐。双剑誃所藏三片龟腹甲，实已在《双剑移古器物图录》中著录，胡厚宣先生再录之原因，是这三版卜甲片大字多，史料重要，故作摹本详加考释。其他五家中四家之甲骨，深究起来，都是刘鹗刘铁云的旧藏。
　　众所周知，王懿荣是发现殷墟甲骨文的第一人，他买到的甲骨大约有一千五百多片。庚子之难，王氏殉国，他所藏大部分被后人卖给了刘鹗。刘鹗自己又用心搜罗，最后得到的甲骨也有五千多片。而刘鹗本人也因庚子年买仓粮救济饥民事获罪，1909年流死新疆，所藏甲骨流散四处。中央大学、胨中凡与束世激之物，原是1926年商承祚先生和几个朋友合购的刘鹗旧藏二千五百多片中的一部分。商承祚先生曾在这批东西中选了六百片收入他1933年编的《殷契佚存》。曾和窘氏所藏，经胡先生目验，也是刘铁云过去的藏品。
　　刘鹗收集的甲骨多是1899年安阳小屯村民在村北洹水南岸挖得的，由于龟甲易碎，基本上没有大片。1903年，他编印《铁云藏龟》选了1058片（其中有3片重的，4片假的），应是挑出来的精品，但里面大片字多、辞句完整的还是罕见，而且还有假的，可见民间私掘、古董行造伪风气对早期甲骨学之戕害甚大。（孙诒让先生1904年根据《铁云藏龟》所著的第一部甲骨学研究专书《契文举例》之所以会在卜辞释读上屡屡犯错，就与甲骨破碎太甚，不能窥得全豹有关）《甲骨六录》所录既然基本上是刘鹗的旧物，也免不了多是片小辞断，从商史研究的角度上而言，史料价值似不太大。又因刘氏甲骨几番转手，《甲骨六录》里中央大学、陈、束、曾四家所藏，中央大学一批已发表；其余的著录在《铁云藏龟》、《殷契佚存》等书中的也有若干片。如此说来，《甲骨六录》一书又有何意义呢？笔者认为大凡有如下几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