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6期-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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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预料到，这场因《尼罗河上的惨案》飞来的“横祸”，竟然以这种明确了当的方式做了结论。更令人没料到的是，会议结束的当天，冯至先生特意派车接陈立人和我上他的家去；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外国文艺》主编汤永宽也随车一道去。进门寒暄之后，冯至先生首先对我们说：“由于我的那封信，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对此向你们表示歉意。信里有些地方是片面性，有些提法不大妥当。”见老前辈当我们一进门就做自我批评，不禁增强了我们对他的敬意。陈立人说，有些情况由于不沟通，难免有些误会，不过这次中央、省委处理这件事的方法非常好，这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也是一种促进。我这人向来心直口快，有话在心里憋不住。我当然是用很委婉的语气说：“您是外国文学研究界老前辈，如果您对《译林》有什么意见，写封信批评我们，甚至把我们叫来，当面训斥一顿，我们都会诚心接受。只是用向中央负责同志写信，并批转给省委处理这种方式，似乎太严重了一点。以后我会按期把《译林》寄给您，您有什么意见，只管直接向我们提。”大家聊着聊着气氛缓和多了。冯先生接着说，建议北京、上海、南京三家外国文艺刊物更好地分工；《世界文学》主要介绍名家名作，《外国文艺》主要介绍外国流派，《译林》可以多介绍一些有社会意义的外国通俗文学；他还主张，适当时候可以在江苏召开一次外国通俗文学讨论会。
至此，有关“《尼罗河上的惨案》的风波”，算是画上了句号，但是它在社会上的影响并没有立即消除。实质上就是在当时思想还不够解放的情况下，外国文学研究界有一些同志，因为对西方当代的通俗文学依然怀有偏见，以致总是对它“看不顺眼”。当《译林》第二期译载英国畅销小说《吕蓓卡》时，也是一位外国文学界的老前辈，出差时在火车车厢里，对正在拿着《译林》看的戈宝权说：“你看，《译林》又在登这种东西。”不过，对《译林》有选择地介绍外国通俗文学表示支持和鼓励的人也越来越多，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钱锺书、杨绛夫妇作为《译林》的编委，给编委扩大会写来的一封信：
《译林》这一年来不断改进，在我们接触到的青年人里，有很好的“口碑”。我们听到后，觉得沾了光，同时也内心惭愧，因为我们挂了“编委”的空名，一点儿也没有实质的贡献。
译林的特色是把“通俗”的或眼前“畅销”的作品和“经典”或“高级” （elitist）的、公认较经得起时伺考验的作品、有比例地作准确的介绍。“畅销”并不保证作品的文学价值，但是也并不表明作品的毫无文学价值。“经典”或“高级”作品里有些是一度的“畅销书”而为了理解外国当前的社会，通俗流行的作品常常是较好的指南。这些事实是“文艺社会学”（literary sociology）家像R。D。Altick，R．Escarpit，R．Schenda，J。L。Sammons等著作里反复阐明的。《译林》在这一方面的努力，有显著的成功。敬祝你们——实在不敢老着脸说“咱们”——的刊物办得更出色。敬祝到会同志们愉快健康！
钱锺书 杨 绛
1981年4月14日
钱锤书把介绍通俗流行作品，从文艺社会学的理论高度来阐明，使我们更增强了坚持《译林》办刊宗旨的信心。其实当年冯至先生与我们的分歧，主要是对当代纷繁的文学现象，在认识和评价上存在着差异，这当然属于可以探讨的学术问题。冯先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表达了他的看法，正如王任重部长所说，“他的用心是好的。”尽管一度使我们蒙受了巨大压力，但我们对他依然怀着很高的敬意。事实上在这件“风波”之后，他同我乃至《译林》之间，已经建立起日益增强的友好关系。他的地址变动以后，特意给我来信，要求按新的地址给他寄赠《译林》。1987年他亲自主编的一套“德语文学丛书”，指名要我牵头负责合作出版事宜。当这套丛书的第一本《诱惑》由我社率先出版时，他非常高兴，特地写了一篇书评《一部温故晓今的佳作——评魏斯科普夫的》，发表在《译林》1988年第三期上。接着他又把他为这套丛书撰写的总序《现代德语文学的特点》一稿寄来，我们当即在《译林》1988年第四期上予以发表。在他逝世以后，听说他女儿打算出版他父亲的文集时，我立即表示，哪怕赔钱，译林出版社决定接受出版。后来因为冯先生是河北人，才由河北教育出版社来出版。
二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在书店中看到那么多的外国文学图书时，常常不禁回想起因《尼罗河上的惨案》而引发的这段波折。抚今追昔，仅从这一件小事的对比，也折射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前进步伐。
中国天生就是我的恋人
■ 童 岭
大学时代我就很喜欢读吉川幸次郎（1904～1980）的《中国诗史》（《中国诗史》，章培恒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2年；复且大学出版社2001年）。我总觉得能够以若干著名诗人为纲，明晰地阐释中国诗学之特质，应该是陈石遗、章太炎那样的国学巨擘所为。而吉川氏作为一位汉学家，却丝毫不逊色。他曾在自己的《全集》第一卷自跋中有云：
我立志于中国事务的研究，特别是文学的研究，以至于一生都献给了它，是因为开始的时候只是很单纯的喜欢这个国家的文明，特别是文学，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
不论是这句夫子自道，还是《中国诗史》的精辟论述，都可以看出吉川氏对中国学术的爱恋。不过，读完《我的留学记》这本非纯学术性的游记加随笔，我的脑中时时萦绕着他的那句“表白”——“中国天生就是我的恋人呀。”（第33页）罢卷遐想许久，我才略微体会了其在诸多著作背后的那一份对中国文化如恋人般的热忱和喜爱。
日本汉学家在明治前后对中国的态度大相径庭。而京都学派却一直保持着与崇尚西学的东京学派截然不同的体制与学风。（京都与东京的学派之争虽然存在，但更多的情况下，是外界，如媒体强加上去的。此点承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平田昌司教授提示）前一代京都学派的代表学者如狩野直喜、内藤湖南受罗振玉、王国维的影响，就已经开始“反叛”江户时代“把中国作日本式的解释”。承之而来的吉川氏除了直接说“江户汉学并不真正懂得中国”（第4页）外，更在本书中道出了他一生“一以贯之”的话：“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第4页）。其为文为人，都是这么做的。
本书是“日本人眼中的近代中国”系列之一。（同收此系列的还有张学锋教授翻译的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等）全书共分《我的留学记》《中国印象追记》《中国文学论》三部分。
第一部分《我的留学记》是吉川氏晚年对自己在中国留学的回忆（问答式），第二部分《中国印象追记》是其归国后陆续写下的追忆小品。这两部分对中国的种种深情追忆，即是本文标题的最好诠释。
早在吉川氏的学生时代（即大正时代，也是日本对中国最不怀敬意的时期），他就和另一位年轻人仓石武四郎对中国的学问无比神往。在这种神往心境之下，吉卅氏按照青木正儿的方法，直接从京都向上海写信购书，。坐在开往上海的轮船上，他就说：“非常非常地想见中国，对之向往之至。”（第33页）1928年，吉川氏到达北京后没多久，便在读书，买书，交往等方面，完完全全“被当作中国人”（第 73页）了。当时每月五百元生活费中，竟有四百多元花在琉璃厂的通学斋、来薰阁里（第39页），连藏书颇丰的周一良对此都大为感叹。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吉川氏是按照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学问。从书中的记录可以看出，大江南北，几乎都有他的足迹。年轻的吉川氏，穿着大学校服，在南北方各处游玩，以至于见到他的中国人都不认为他是从日本来的。从南方的杭州、苏州，由镇江过扛北上，再游扬州、高邮。譬如，访游高邮王氏的“湖滨精舍”，拜会宝应刘宝楠的后裔，并且在淮安府度过自己的27岁生日（第 114页）。如斯种种，在这些深情追述的文字里，吉川氏不时地流露出对年轻时代游历中国的感慨。
吉川氏早年在日本时，就曾经听闻过许多中国的大学者，后来竟得到耳提面命，自然无比激动。故书中对许多民国学界人物的评价都颇具神韵。如陈寅恪和黄季刚两位大师，他竟然同样形容为“年轻的西田几多郎”（第61、107页），从中大约可以想象几分他们当年为人为学的豪爽与精锐。而对章太炎、吴承仕、钱玄同等著名学者的点评，亦得《世说新语》评骘人物之妙处。特别是对季刚先生，我最初是在《量守庐学记》中得知吉川氏深深服膺季刚先生的学问（参吉川氏《与潘景郑书》，其中提及季刚先生帮他解决了《谷梁释文》一处“问之北士，皆来之省”的难题。截《量守庐学记》，三联书店出版社1985年）。而在本书中，他也有提及：
对于《经典释文》中《谷梁传》的部分，我久有几处疑问，在北京也曾问过好多先生，或没有清楚、满意的答案，或干脆不理我。但我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出这问题，他立刻回答说：这是夹带进、了宋人的校语。而且没有看原书就作出了这样的判断。这让我觉得他很了不起。随着话题渐渐展开和深入，我更感到这人才是真正认真读书的人。他可以把《广韵》全部背诵下来。只是这人的性格、脾气极为傲慢，还说北京学者的坏话：“那么无聊的课，你竟听了这么长时间！”（第62页）
要知道，吉川氏是在北京无一人愿意给他写介绍倌的情况下去拜见了季刚先生，当时的季刚先生，不特北方学者不喜欢他，就连大部分的日本学者都不知晓（第63页）。但初次接触，吉川氏就深深的服膺于季刚先生的博学多能，称他为“国学第一人”（第107页）。可见其在中国期间的学习，转益多师，博采众长。
当然，除了学术的“中国印象”记载外，《我的留学记》还记录了许多吉川氏对中国的“生活印象”。如：有学生问吉川氏：“第一次到中国，对中国女性有何印象？”他便回答道：“中国姑娘嘛，在苏州看到的美人，使人感叹：原来如此，竟有这么美的人。可惜没有直接接触的福分。”（第37页）
另外，1925年左右，吉川氏的一位日本朋友在北京一家古董店无意打碎了一个瓷器小花瓶，老板便狮子大开口。吉川氏情急之下，去了警察公署，一位穿着黑色中山装警察的雄辩演说与精彩调停，让其钦佩无比。他回忆说：
那个主任说：我们警察的任务是排难解纷。我感动的不是他能引用《史记，鲁仲连传》中的“排难解纷”这样的古典语官，而是他把人民的和平生活放在心头，遇到纷争，去化解人们的恶意，使之趋于平缓，而不是去激化矛盾，增强恶意，他把这视为警察的任务，令我感动。这是任何国家的警察，都应该具备的理想（第104页）。
不特是南方的美人，北方的大汉，对于一切具有中国风韵的事物，吉川氏总是细细的漫步、欣赏。从上海巨大的建筑群，到杭州乞丐吞食的“南京虫”，他都会停下脚步，兴趣盎然地品味，并且说道：“简直是饮酒微醉的感觉”（第34页）。正是这些无微不至关于中国美好的印象，使得中国成了他“天生的恋人”，也使得当时日本国内许多人士对这样一位“恋人”充满了向往之情。
《我的留学记》前两部分所记录的读书、行路、拜师以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可以说充满了吉川氏对中国文化的深切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又反过来激励着他继续研究中国学问。
本书第三部分收录的《中国文学论》选取了他关于中国文学的宏观性论述。如《中国文学史之我见》、《中国文学中的希望与绝望》等文所取的视角，就很不同于我们中国学者读惯了的《国故论衡·文学总略》等传统概论性的文章。陈寅恪曾在讲堂上感慨过日本近代优秀的汉学家是中国学研究的“主要竞争对手”（石泉等记录《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吉川氏属日本汉学家中的翘楚，他对于中国学问不仅有“深藏的热情”（参高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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