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6期-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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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革命事业发展的精神，至于具体到介绍外国文学的哪些方面，恐怕不能不考虑到五十年以来的时代变化。八十年代的今天，我们国家面临着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现在对介绍外国文学的要求和内容，显然要比三十年代更全面更丰富，何况外国文学本身五十年来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有选择地介绍一些外国比较好的“通俗文学”，也是符合党的“双百”方针的。对待“通俗文学”有不同看法，这是学术问题，可以讨论；但以此就说我们“追求利润”，“倒退”，“堕落”，“有失体面”，“趋时媚世”，甚至把外国人抛掉的东西也捡来翻译等等，这些不实之词，是我们难以接受的。
　　这份自查报告上报以后，我们处于等待处理的状态。此时《译林》的编辑工作虽未受到很大影响，但并不意味着这场风波已经平息了。1980年5月上旬，中国作协在北京召开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译林》作为刚创刊的新刊物，也荣幸地被指名邀请参加。省出版局党组决定派陈立人副局长和我两人代表《译林》去出席。报到后领文件，发现每人文件袋里都有一份冯至先生所写的那封长信，听说会议日程中还要安排他在大会上发言。陈立人和我都预感到《译林》“备受关注”的压力。因为经过认真的自查，我们确实没发现有什么问题。有了这个底，陈立人同我商量，头两天我们只听不说，到该说的时候就理直气壮地表明我们的观点。
　　当时《译林》才创刊，到会的文艺界人士我都不认识，可是在发言中，他们大多都不同意冯至信中对当前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工作的看法，也不同意介绍侦探小说太多“已形成一种倾向”的估计。如冯亦代说，他是研究英美文学的，去年他参加过在烟台召开的美国文学会议，也看了江苏出版社在会上送请代表提意见的三本美国小说，这些书的作者是严肃的，书的内容也反映了当前美国社会的现实。这几本书都是我国的著名翻译家推荐的，译文质量也是好的，把它介绍过来是件好事，为什么要借一个美国人的话，也指责这些书是“红红绿绿”的、“随手抛掉”的呢？他还说，《读书》杂志（注：冯当时任《读书》副主编）下一期就要登一篇怎样看待外国侦探小说的文章，大家争鸣嘛。还有同志说，浙江出了一本《飘》，难道就能把社会主义飘掉吗？
　　看到会上的气氛比较民主、活跃，我也就坦率地谈了我们的看法，主要内容是：（1）估量当前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工作的形势要实事求是，不能因为出了一两本有争议的书，就认为出现了什么倾向，更不能因此把出版界、读书界都说成是“倒退”。（2）对外国通俗文学、侦探小说有不同看法，这是学术问题，应当提倡讨论、争鸣，不要简单地下个“堕落”的断语。（3）“左联”时期的革命精神要发扬，但时代已变化了，今天介绍外国文学的视野，应该比五十年前要有发展，这正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需要。（4）《译林》是江苏省委指示办的，它的办刊方针和宗旨也是经过上级党委审核批准的，刊物定价并未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因此不存在唯利是图的问题。（5）老前辈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我们欢迎，但采取向中央负责同志“告状”的办法代替正常的文艺批评，这不利于“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
　　参加会议的新华社记者行达一听了我的发言后，认为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同冯至信上反映的不一样，觉得有必要让更多的领导同志了解。于是一散会他就约我专访，并连夜编发了一篇内参专稿，刊登在新华社1980年5月8日《国内动态》（第1194期）上。
　　
　　江苏省《译林》编辑部副主任李景端
　　谈当前外国文学出版情况
　　
　　新华社讯　江苏人民出版社《译林》（以介绍具有一定进步倾向、艺术水平较高的当代外国文学作品为主，同时也选刊一些古典文学作品和有关外国文学的评价文章）编辑部副主任李景端同志，在参加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期间，谈了对当前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状况及问题的看法和意见。现摘要报道如下：
　　第一，对当前介绍外国文学方面出现的问题的估计。李景端同志说，对当前一些文学刊物以及介绍外国文学方面出现的问题，在量和质的估计上要实事求是。现在有些同志似乎认为已经形成了“偏离社会主义”的倾向或接近危险的边缘。而我觉得显然把这个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了。目前，全国上百种文学刊物，发表的好钓和比较好的文学作品数千篇乃至上万篇。其中如出现几篇格调不高、社会效果不太好的作品也总是极少数。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也是这样。去年长沙出版会议上就讲过，外国文学诰如烟海，我们已经介绍，的只不过“九牛一毛”。有同志说我们介绍外国文学的刊物比别的国家多，这也不奇怪，因为人家百十年来一直不间断在介绍，基础比我们好，而且西方国家中能看外文书的人要比我们多得多，而我们就从“五四”算起，已经介绍的外国作品还极有限，五十年代又主要是介绍苏联文学，对西方文学接触很少，多数人又看不懂外文原版书。因此，我们的翻译刊物多了一些也是正常的。有些刊物在一个时期登侦探小说多了一点，这是要注意的，但毕竟登、的还不是“毒草”。另外，还因为我们在介绍世界文学名著方面步子不快，相对地显得侦探小说突出一些，这里有个工作上规划不够、比例不当的问题。就以上这些来看，当前问题的量，还不足以形成什么错误倾向。最好还是具体分析，哪篇作品存在什么问题就指出什么问题，是多大范围就是多大范围。
　　至于当前这些问题的质，我们从现象上隐隐约约感觉到，有些领导同志好像把它看成是右的性质，或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而我们觉得，目前那些有争议作品的作者和发表这些作品的刊物，还是在党的“双百”方针的鼓舞下，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力图在扩大题材，反映现实和丰富创作技巧等方面，从事新的尝试，进行新的探索，追求新的突破。当前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在进行这种实践的过程中，认识上的飞跃不够准确，艺术上的创造不够完美，以致有的作品，在客观上没有收到预期的社会效果。出一本《飘》，就说“要把社会主义飘到哪里？”我认为不宜把这些问题的性质笼统地看作右，看成是背离社会主义的。“左”同右这是个政治概念，加上林彪、“四人帮”多年来在理论上造成的混乱，动不动把不属于右的东西都说成右，其后果是大家都知道的。更何况现在下面还有不少地方和单位，对于贯彻第四次文代会和中央＇1980＇十一号文件精神的阻力还不小，有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甚至还有抵触情绪。因此，判断当前问题的性质要慎重。我个人认为，当前问题的量，并没有形成倾向性的错误；这样的量，也没有引起质的变化，构成右的性质。
　　第二，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有些同志认为是为了迎合读者，为了赚钱。我们觉得也不能这样简单地下结论。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例如有文艺理论问题，有林彪、“四人帮”流毒和影响，有经济上的原因，还有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风，等等。有些作者对现实．的某些方面感受很深，出于作家的责任感，力图运用文学艺术来表现，并不都是为了迎合读者，而编辑对作者的这种感受有同感，起了共鸣，为了繁荣和支持创作也就登了。至于说出刊物、出书单纯是为了赚钱，这至少不是有代表性的原因。就以我们江苏人民出版社来说，办《译林》这个刊物，是因为江苏有一定翻译力量，省委指示我们要办一个外国文学刊物。起初我们还怕销路不大，准备赔点钱，后来销路大了，我们考虑这是面向一般读者的，还有意把定价定得低一些。按国家规定，翻译读物每印张定价六分五至七分七，《译林》创刊号每印张只定价五分四，今年第一期也只有六分，比国家规定的标准还低。这一期新华书店要货七十万册，我们也只同意大体维持上一期四十万册的水平。不仅如此，有些虽能畅销但内容不很健康的外国作品译稿，我们已退掉好几十篇，甚至约译后发现有些内容影响不好，我们也宁可向译者赔钱而把选题撤掉。还有些好书应该向读者介绍，但新华书店要货很少，如日本电影剧本《天平之甍》、捷尔任斯基的《狱中书信和日记》，我们明知要赔钱还是照出版。所以，下面大多数的实际情况并不都是单纯为了赚钱。
　　第三，如何处理当前出现的一些问题？也许有些同志认为已经出现了右的偏向，所以提出来要赶快刹车，有些用词还比较严厉。而我们觉得，对待当前的问题，要注意把方向性同学术性区别开来。对于违反宣传纪律的错误，进行批评、通报都是完全必要的。但也有一些问题，是带有学术性钩而不是方向性的。例如，如何评价一种文学体裁，如何评价国内的或外国的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如何评价在国外拥有大量读者的畅销书等、等，这些恐怕还是学术性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文艺界、翻译界有不同的看法，应该提倡讨论、研究、争鸣，而不宜用行政的办法轻易加以肯定或否定。文艺现象十分复杂，尤其是外国文学更加复杂，经过“四人帮”长期的禁锢，可以说我们所知还有限。因此，更有必要允许不同意见、不同做法的交流和探讨，实事求是地来提高大家的鉴别能力和欣赏水平。即使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该提倡的现象，光靠“堵”恐怕不是唯一的办法，更重要的是要引导，要用更好的东西去代替它，战胜它。我们当然不能跟着读者跑，但也要考虑到读者现有的接受能力和爱好。社会效果是在读者愿意看你的书刊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达到。他连书都不去看，这个社会效果怎么来实现呢？我们很赞成耀邦同志讲的，对文艺问题不能性急，要慢慢来。要允许不同的实践，实际上，有些问题只要领导同志在一定范围打个招呼，点一点，下面就舍注意的。最好不要轻易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处理。
　　李景端同志恳切地希望能保护作者、编辑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积极性。—现在作者这么踊跃创作，编辑这么热心出刊物，这是一种很可贵的积极性。禁止一篇作品、砍掉一个刊物很容易。可是，办起一个刊物是多么的不容易。纸张、印刷等物质困难不用多说了，还要有克服种种阻力的决心和韧劲。多办一种刊物，编辑个人既无名又无利，，组织刊登一篇作品要付出多少的心血；既要做作者的工作，给作者以支持和鼓励，又要按党的。方针把好关，出。了问题编辑还要跟着承担责任。如果不是出于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责任感，如果不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迫切要求提供更多精种食粮，编辑何苦要去担那种风险！如果发表了一两篇有争议的作品，出版了一两本有争议妁书，就要通过组织系统，对刊物和编辑进行审查和处罚，那就只能鼓励那种“多干不如少干，少干不如不干”的懒汉思想。我们拥护对文艺立法，而且既要立禁止伪法，也要立保护作家、翻译家和编辑人员积极性的法。
　　会议上多数人的类似看法，我想主持者肯定是会知道的。后来通知说，原定冯至先生的大会发言不讲了。与会的外文所副所长陈冰夷同志也主动找我们交换意见，说他们在北京呆久了，对下面的实际情况不够了解，那封信只是个人意见，难免有片面性等等。这时，我们感到面对的压力，比会议刚开始时仿佛减轻了许多。到了5月9日下午会议闭幕总结时，我们的这种感觉，果然得到了事实的验证。
　　那天向会议做总结报告的是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任重同志。我们根本没有料到他会在会议总结中就《译林》问题讲了那么多的话。他在讲到不能认为党委领导同志过问文艺界的问题就说是粗暴干涉时，特别举出了《译林》做例子。他讲了冯至先生给乔木写信，后来批转给江苏省委，以及江苏省委非常慎重予以处理这些经过之后，特别指出：这些信和江苏省委转发时写的按语，我和耀邦同志都看了。耀邦同志要我说一下，这件事就这样处理，就到此结束。同志们，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处理方法，对不对呢？《尼罗河上的惨案》印得多了一点，这一件事，要追究责任？要进一步处分？不会嘛！及时指出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是为了引起同志们的住意，以便今后改进工作，这叫做打棍子吗？不能叫打棍子。至于冯至同志的信，这位同志七十多岁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