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3年第12期-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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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嘘——”母亲说。
隔墙有耳，我赶紧压低声音：“是——是这样吗？是有人怂恿你吗？”
祖父依然挠着痒痒。
我有些恼怒，干脆就直说了：“爷，你疯了吧？”
这是一个无论正常人还是癫狂者都会作出应答的问题。正常人正常地否认；癫狂者丧失自知能力，也会抵死否认。我静观着祖父的反应。
然而，祖父只是挠痒痒。
“爷，你为什么只挠痒痒呢？这是何道理呢？！”母亲显得有些失去了耐性。
这时父亲回来了，赤着脚，卷着裤管，他还种着那几亩薄田。
母亲简短地说了事由。父亲只“嗯”了一下，然后说肚子饿得不行。
饭还是得吃。吃过饭，祖父还是不吭声。母亲终于忍无可忍，她站起来，指着灶后面、碗柜侧旁的一溜儿坛坛罐罐，说：“你还拉吗？！”
母亲的问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方面告诫祖父不可再拉，同时也表明“既往不咎”的政策——只要祖父摇头，或说个“不”字，这事就算过去了。
我们都望着祖父，期望他能摇摇头或说个“不”字。祖父的嘴唇动了动，我们屏息静听。
但见祖父慢条斯理地道：“那要看情况再说。”
祖父的回答太过滑稽，完全像是在逗笑。我忍不住笑出声来。父亲受到感染，也笑起来。晃晃的灯影里，荡漾着莫名的喜悦。
这喜悦并没有荡漾多久，就被母亲遏止了。“嘭”的一声，母亲猛拍桌子。我吓了一跳，父亲吓了一跳，祖父也似乎吓了一跳。母亲怒目圆睁，憋着，半晌说不出话来。她一定是气坏了，要不然凭她那小手，何以将桌子拍得如此之响？
“何以管得了？”母亲终于说出话来，“我管不了了，随你们闹去。”
母亲说“你们”，当然也包括我。为什么要笑？多么说不出口的事，还笑得出来？我在心底里深刻地反省自己。
母亲说不管，只是一时气急。她到底还是要管，管得是那样的周全。夜半醒来，后厢房有些响动，我怕又是祖父，连忙过去，却原来是母亲。灯光下，她正在用木板搭一个临时床铺。
此后一段日子，母亲白天黑夜都呆在后厢房，捍卫着她那些坛坛罐罐，也捍卫着林家的脸面。偶尔外出，也让我替她照看。母亲太辛苦了，有时我在心里也为母亲抱不平，林家又不是母亲一个人的林家，为什么她一个人要弄得这样辛苦？
床铺弄好了，母亲坐下。我一时没有睡意，也陪母亲坐下。
“容易吗？”母亲说。
我懂得母亲说话的意思，于是说：“不容易啊。”
“我十八岁嫁到石板湾来，几多的辛苦……”母亲的这一套话语，总是这样地开篇。这套话语，母亲对姑妈们说得最多。
姑妈们从城里回来的时节，夜里乘凉，那是一道难得的风景。清清的月夜，几袭雪白的衣裳在月地里映出光晕，凉风吹来，草虫吱吱溜溜地吟唱，蒲扇有一下无一下地摇。母亲就说：“菜花开了，开满石板湾。我收了包袱回娘家，走过河堤，走过垸堤，就遇见串乡的照相师傅。我说不照相，师傅说难得满地的菜花，难得遇上你这样的姑娘。想那时，几多的年轻……这人说老就老，林家是一个容易让人老的地方……”
姑妈们及时地接过话茬，说：“嫂，操心哪有不老人的？你为林家操了多少心，我们是知道的。”
“有你们这句话，我就够了。”母亲笑了，月地里依稀可见她灿烂的笑容。
姑妈们不常回来，母亲这样说话的机会也就不多。她有时也就跟我说起。
“我十八岁嫁到石板湾来，几多的辛苦。旬子，你看娘这件夹袄，十七年了。娘的辛苦钱都赔给了林家。林家上上下下就没个管事的人。我呢，是管了事还要赔钱。”母亲所谓的“林家”，边界甚广，不仅仅是包括二叔三叔。
几年前族中修订族谱，父亲是长房中的老大，是理所当然的族长。然而父亲不管事，母亲先是催促，后来就干脆自己上阵。这样一来，方圆百里，无不知道林氏长房有一位会讲话会管事的女族长。
今夜，月光依然清清朗朗。母亲望一望天井那里，说：“我十八岁嫁到石板湾来，几多的辛苦。晚辈让我操心倒也罢了。到头来，爷也让我操心，做出这样说不出口的事来，这会是什么毛病呢？——你看看呢，旬子？”
“白天也试探过了。”我说，“弄不明白。明天我上城去问问医生。”
第二天，我回到城里，寻到陈医生。陈医生是我的好友，我们有着共同的业余爱好，那就是做诗。有一回陈兄提出来说，诗里总是用“啊”，不免单调；“呃”与“哦”也可以用的。我深表同感。于是，我们就成了好朋友。陈兄业务也要得，西洋去过，爪哇国也去过，可谓学识渊博。他在医院挂牌，专治疑难杂症。我把祖父的症状对陈医生讲过，他却以为我在寻开心。我说，哪有拿自己祖父寻开心的道理？陈医生一想也是。于是他便认真地思量起来，一会儿在桌前支颐静默，一会儿又在诊室里来回踱步。但终究还是摇头：“这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
“实情就是这样，陈兄。”
他只好继续苦苦地思量。
猛然，陈医生止住脚步，一扬手，作已豁然开朗状。
我赶忙起立，迎上去。
“这样——”
我竖起耳朵聆听。
“这样吧——继续观察，仔细观察。观察！观察！再观察！”
我只好回石板湾继续观察。
祖父这几日没有什么动静。除了到后厢房吃饭，他整天将自己关在卧房，晚上睡觉，白天也睡觉。大热的天，窗帘也拉上，好在房门那里有一线缝隙。从缝隙里望去，祖父确乎是倒头大睡。
这样地过了几日，房里就有了响动，噼噼叭叭像是在劈柴。我和母亲隔着门缝窥视，但见祖父挥动着斧子在砍一段木板。木板竖在地上，不到一人高，也只一寸来宽。这是要干什么？——我和母亲都思量不透。万一剁着他自己又如何是好？我们于是开始喊话：“爷，你干什么呢？大热天不要过分辛劳。爷，开开门吧，让旬子帮你。”
“爷，让我帮你，爷，开开门吧。”
祖父不予理睬，只是噼噼叭叭地砍。
我和母亲去翻检家里的常用药，找到几张“创可贴”。母亲又用药膏和绷带自制了“急救包”。我们时刻准备着，一旦祖父剁着自己，发出尖叫，我们将在瞬间撞开房门。
祖父一直未发出尖叫，劈砍的声音也渐渐小下来。他似乎要做成某样东西，工序渐近尾声，所以不再大砍大剁，只是削削刮刮。祖父究竟做成了什么？隔着门缝，我们无论怎样专注也还是看不清楚。
晚饭时节，趁祖父去后厢房，我潜入他的卧房，却只见满地的木屑，不见成品。我到床铺底下寻，到角角落落里寻，都未能找到。我们只好继续关注。
第二日，炎日当空，知了细细切切地叫在树荫。祖父不再劈砍，却翻出他的靴帽与棉袄，摊在廊檐前晾晒。时值古历六月，正是石板湾人所谓“龙晒衣”的好日子。祖父想到要晾晒靴帽与棉袄，这是正经事。祖父晾好了物什，就端坐在堂前喝茶，照看猫狗，完全一副正而八经的样款。
我说：“我今天下湖去钓鱼。”
母亲说：“你去吧。”
正午时分就出了事，这一回，祖父是拿了自制的木枪去追姨祖，把可怜的姨祖吓得半死。
我回屋来吃午饭。母亲说祖父不见了，连同他的靴帽与棉袄。我们正屋前屋后找寻，却见姨祖的孙子阮时习牵着一个穿靴戴帽的人来，这正是我的祖父。阮时习上高中，也在家歇暑，他见了我们，一脸的不解：“林家大爷怎——怎么这样？”时习顺手将他牵着的祖父的手递给我，就像交接一样东西。“这不就是一个东洋鬼？”时习又说。
经他这一提示，再看，的确是一个东洋鬼。原来祖父处心积虑地准备，是要扮一个东洋鬼。帽子的护耳耷拉着，靴筒的上方绑了一截裹腿，手上攥着一支木枪，尽管十分写意，但也分明能见到枪托与刺刀的轮廓。烈日当空，影子就踩在脚底，祖父大口大口喘息，喘得跟狗一样伸出了舌头。我们来不及责怪他，连忙躲进屋里，给他松绑。好在大人们都下田了，孩子们都下湖了，不然，那场面真不知如何收拾。
松了绑的祖父，一溜烟钻进房里，旋即闩上房门。
母亲气得直抖，也没忘了招呼时习坐下歇一会。
“我听得鸡飞狗叫，也听得有人喊‘饶命’，出屋来就看见我家爷在前头跑，穿靴戴帽的人在后头追。谁想到是林家大爷，谁想到呢？”时习擦着汗，仍是不解，“林家爷该不是得了毛病吧？”
“时习也不是外人，爷这些时的的确确不正常，我们也弄不清是什么病症。你表哥旬子上城去也没有弄清。”娘说，一面又问，“姨祖可好？”
“还好？好个什么？都吓得半死。我掐了半日人中，才掐醒。现在正躺着喘气。”
我们于是动身去看姨祖。太阳明晃晃地炙烤着，扑面而来的风也是火风。我们满身是汗，衬褂都贴到身上。亏得祖父在这大热的天穿靴戴帽，也难怪他喘得像一条狗。
祖父何以这样呢？我只觉得太过虚幻，整个就是一场玩笑，我的心境因此而不算太坏。只是母亲一路念叨：“这怎么是好？旬子，这怎么是好？旬子……”怎么是好呢？你就当它是一场玩笑，我在心里说。我知道母亲无法解脱，她太过认真，我也无法帮她。
姨祖歇在柳荫里，歪在躺椅上，也是喘气，不过跟祖父的喘法有些不同。祖父是大口大口地喘，吐出舌头；姨祖是一抽一抽地喘，不时发出“咯——”的声音。姨奶在一旁替他捶背，眼看“咯——”的一下就要喘不过来，姨奶连忙加快了捶背的节奏。
见我们来了，姨奶没说什么，只是抬手抹泪。
“姨祖姨奶，我家爷对不住你们了。”母亲说着，蹲下去，一面也帮着捶背。
姨祖看我们一眼，抬起一只手大幅度地摇着，一面就闭了眼，紧紧地闭上，一副不堪忍受的样款。许久才睁开眼，断断续续地说出话来：“东洋鬼来了……我跑不过……我就藏……藏在草垛里……断子绝孙的……就拿刺刀捅……”姨祖又勉强坐起，弓腰挽起裤管，给我们看他腿上的伤疤。
姨祖说的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那时他们正逃兵荒。
姨祖跟祖父可算得是难兄难弟，他们同庚，在同一个村子长大，一起逃兵荒，一起去州府念书，一起做了孙姓人家的女婿，后来竟然也一起当了右派。白鸟湖方圆几十里水路，都知道石板湾有两位读书人，那就是“林先生”和“阮先生”。
逃兵荒的时节，村里人总是结伴而逃。那一次姨祖疟疾发作，只好藏在草垛里。姨祖发冷发热，浑身止不住颤抖，草垛也跟着颤抖。东洋鬼就用刺刀戳，戳到姨祖的腿上。姨祖想这下完了。后来是一只鸡救了他。这只鸡也藏在草垛里，一下子蹿出来。东洋鬼见是鸡，掉头去追，就放过了那草垛。
发生这起事件后，我们对祖父的看管更严。只要有不好的苗头，我们都会采取行动，尽可能将事故扼杀在萌芽状态。经过几个来回，我们也基本摸清了祖父病症的一些特征，他主要是演绎灾难，那些他自己经历过的——当然大多也是和姨祖一起经历过的——灾难。
平静了几日，祖父又躲进房里。这一回，是糊一顶高帽子。糊好了，自上而下写一行字：“庇护右派也是右派”。我从门缝里望去，整个制作过程，祖父都干得有板有眼、有滋有味。
那顶高帽子实际上就是他曾经戴过的。姨祖先当右派，祖父庇护姨祖，也因此当了右派。那时，湖区正在开挖一条人工河，也就是现在的七湖河（它将上下七个大湖串起，故此得名）。正是东风吹、战鼓擂的时节，工地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革命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三九寒天，人们赤膊上阵、你追我赶。这当然是才开工时的景象。再往后，就出现了浮肿与乏力的现象。在某种强力的作用下，在某种精神的感召下，浮肿而乏力的人们也还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再后来，就死人了。死人了，河还是得挖。一路挖，一路沿着河堤埋葬尸骨。
死人不仅仅是因为累，更因为缺粮。
碰巧那时姨祖所教的一篇课文里，有一个生字“缺”。我的故乡，小学生念生字有一个套路，就是先将该生字单独念两遍，然后再组成一个词。那时，姨祖用教鞭点着黑板上的“缺”，一面就带领学生齐读“缺──缺——缺粮的缺，缺——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