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7期-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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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美国的佐治亚（Georgia）州、位于俄罗斯南面的格鲁吉亚（Georgia）和西方世界常见的人名George（乔治）有什么关系？它们在“国际中文版”为什么排列在一起？从汉字的字面来看，这三个名称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它们都来自希腊文的ge（“大地”、“土地”）和ergon（“工作”），“在地里工作的人”自然就是“农夫”，所以“George”的本义是“农民”，“佐治亚”和“格鲁吉亚”都来自同样的古希腊词源——问题是，有多少中国人知道这些名称共同的“偏旁部首”呢？从汉语译名中也许永远不会发现这些内在关系，永远闻不出这些名称的原来“味道”和文化底蕴。还有，有谁知道，汉语里的“那布勒斯”译自英文的Naples，而英文的 Naples是来自希腊文的Nea…polis（意为“新城”）？“拿破仑”不也是一个从“那布勒斯”来的人吗？这些微妙的关系在经过中文翻译的过滤之后都丧失殆尽。
“国际中文版”对于外国人名的翻译也有很大的问题。倘若用ABC标示出外国人的名称，还可以让读者意识到其中的关系，比如John、Jean、Jan、Johann和 Ivan都来自一个共同的词源，即希伯来语的Jo…hanan（“神是仁慈的”），但在汉语译名中，“约翰”、“让”、“杨”、“若望”（例如明末清初的传教士Johann Adam Schall“汤若望”）和“伊凡”完全失去这种联系，根本无法找回原来的味道。对于“让·保罗·萨特”和“汤若望”这两个汉语译名，你能否意识到两者的内在关系？
其实类似的“洋相”在国内翻译界比比皆是。举一个例子，199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李赋宁先生总编的《欧洲文学史》算是一部权威的著作了，它在第60页把Caius Iulius Caesar译成“盖尤斯·裘力斯·恺撒”；在62页提到，“埃涅阿斯”（Aeneas）是“茹利安族”之始祖，而在63页又说，“埃涅阿斯”的儿子“尤鲁斯” （Iulus）是“凯撒”（Caesar）和“屋大维”（Octavianus）的祖先。在一个没有深入了解古罗马历史和文学的读者看来，“裘力斯”、“茹利安”和“尤鲁斯”三个名称似乎相去甚远，其实对照ABC的西方文字看起来便昭然若揭：它们属于一个大家族 （Iulia家族），而这一家族的共同祖先名叫Iulus。
试想一想，当“国际中文版”告诉读者，中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Thomas Aquinas（托马斯·阿奎那）出生于“特拉迪拉瓦罗阿奎诺附近的罗卡塞卡”并在“拉丁姆泰拉奇纳附近的福萨诺瓦”去世（见第17卷第27页），它究竟提供了什么有效信息？任何人都无法在互联网或是任何一种外文百科全书里查出这些地方的原名。“罗卡塞卡”是Luokasaika、Luccasicca、Ruocaseca还是Rocasaica？“福萨诺瓦”是 Fusanuowa、Fussanuova、Foussanuva还是Fossanova？这些小地方的原名当然也无法从第19和20卷的索引中查到，而如果拼音不对，最好的“宽带”也没有用。
还有，研究外国思想家必须要知道他们的著作，必须有书名的原文。当我们读到，Thomas Aquinas（托马斯·阿奎那）除了《神学大全》以外还编了一部《反异教大全》，我们也许会就此推测，他是一位反对“异教”（或“邪教”、“教派”、“异端”？）的人——到底这本书的原名是什么？是Summa conga haereticos或Sum－ ma contra infideles？我们无法从汉语译名找回原来的书名，所以只能对Thomas Aquinas的思想产生一些（必然是）错误的“联想”和“推测”。这究竟是会提高读者的理解，还是会系统地阻碍读者掌握真正的知识呢？学习外来知识的钥匙是“原文”，是ABC，而放弃这个钥匙就等于不愿意面对真相。一部缺少了ABC“钥匙”的“国际中文版”，其实是在系统地制造障碍，这样不仅降低了这部百科全书的学术价值，也在事实上系统地阻碍了汉语学术界“更上一层楼”，所谓“国际”二字又从何谈起呢？
作者简介：雷立柏（Leopold Leeb）：奥地利人，1967年生。1999年获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东汉思想家、科学家张衡。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希腊语和拉丁语。
读赵复三译
复三兄以十余年之功、于逆旅万里之遥，每怀乡土之念，在执教鞭的同时，精心选译世界名著，如《欧洲思想史》《文化史》等；并将在各国流传数十年的冯友兰先生早年在美国授课的《中国哲学简史》的英文稿重译为中文（后者早有中译本，此类传世名著不惮有多种译本）。复兄兼通中西，年届八十有此创获以嘉惠来者，思前想后能不令人感怀、欣慰！
我得奥地利学者弗里德里希·希尔的《欧洲思想史》的中译本时是在2003年甫出之时。译者在译此书期间的来信中，即极言此书不同一般的特点，后得见译书，更觉其言不虚。两年来，时时披阅，有些章节一读再读，此时我已写了二三本有关欧洲文明的小书，其浅薄自不必说，然因而对这本到手的巨著中的许多卓见，油然而生会心之感却是自然的。读书之乐，亦在乎此。译此书大不易，盖其中既博且约地涵盖了哲学、社会、文艺，特别是基督教等等。若不深通其奥妙，而只凭一本字典、一个电脑，照葫芦画瓢是绝对办不到的。
对此书，我不敢官“评”，只能写一些读后的“琐记”。
弗里德里希·希尔，此间知其人者谅不多。我至今仍缺少足够的资料以详其人。他曾两次入狱。一次在奥地利被希特勒占领时期因其反纳粹的立场被捕，著作被毁；再一次是在战后被苏联占领军“错捕”关进苏占区的监狱。这本书写成于1953年，1966年被译为英文。中译本交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面世已在出书的半个世纪之后了。
作史必依“时序”，但又不能全依“时序”；尤其是“思想史”中在某地、某时比较突出的集中出现的某种思想，不能圈限在某时某地某人；欧洲，各民族比邻而居，思想之纵（时）的承续和横（空）的流走传递，是一种常态，同时各民族各地区各个人的思想又必定有其独特之处。希尔在书中的每一章都细致地照顾到方方面面的交织和冲突。读时既感到各民族各有特色而又声息相袭，别而不隔。
希尔把欧洲思想史列出了若干个有代表性的“题目”，每个“题目”把它们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不只是写一个个的思想家的生平、著述，而是把这些“精英”放在社会的大环境里。希尔全书都注意“精英”（上层）和“低层”社会，使读者感觉到其间有许许多多可感而不可见的“线”把“上”和“下”联通起来。这些“线”有一种相同的“感应”，这种“感应”在宗教改革以后到十九世纪以前的欧洲社会历史，几乎是一种自然天成的现象，“上层”精英，“低层”社会都卷在里面了。普通民众“跟着感觉”走，希尔经常用“属灵派”、“热诚派”、“虔敬主义派”等“细别”来区别他们的在同一信仰下面的不同的思想倾向、心态以及生活方式。读到这些地方自然感觉到时代在前进，不着痕迹地向前迈进。而思想家们则站在“高处”，俯察这一切，抽象这一切。这种上下“沟通”，希尔的书里比比皆是。这在中国的思想史是似乎不易做到，“四书五经”代表了中国的传统上层文化，人们常讲“儒”家文明，姑且不论“儒学”的内涵及其变迁，以中国人口之多、疆土之广、史俗之异，究竟有百分之几的人可称之为“儒文化”的属民呢？孔孟说的话恐怕几乎很难找到它们与社会低层的芸芸众生的联系。希尔把1601～1800时期的德意志称作“内心的王国”，“内心”二字深可考究，此即上面所说的，承宗教改革而萌生出的“内心”信仰及其震荡和变迁，在大小德意志邦国的大小君主和民众的心底，藏得极深但也最突出。法兰西的“启蒙运动”表现为爆发式的形态：民众因积怨既久而“启蒙”，思想家们恰恰先为此做了思想舆论的批判准备，这种“结合”促发了猛烈的行动。希尔区别为“上层启蒙”和“低层启蒙”；“上层”见之于思想的、言论的；而“低层”则见之于冲动的、情绪的。而德意志人则是心中的静中之动。这一章，我以为是希尔写的最精彩的一章：在这一章里，不仅“知识精英”同“社会低层”是声气相应的，而且破碎的、没有“国家”边界的德意志也不是一片孤立的、隔绝的土地，荷兰的、英国的“自由空气”和法国的智慧，通过各自的渠道流进了德意志。作者形象地说，当时的伦敦是“欧洲的首都”，汉堡是“伦敦的郊区”。表面上古板板的德意志那些浪漫主义的艺术家、深不可测的哲学家、科学家等等的“灵魂”都在“内心”里亮出来了。
希尔的“思想史”颇具散文笔法，他在写到十八世纪中叶的艺术家温克尔曼揭示了古代世界里的“高贵的纯朴和宁静的伟大”时，肯定想到了古典的内在之美。讲歌德对一个造访的旅行者自称他“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上是无神论，在艺术上是异教徒，在感情上是基督徒”时，他想到的是文化的多姿多彩。讲康德说“一个纯粹以理解来指导的国家就像一个孤岛，处于虚幻、权力梦、冒险梦的汪洋大海之中。这个汪洋大海既是刑罚、毁灭的深渊，又是自由和无限的汪洋。人的理解只限于那个可以量度的小岛，而人的灵魂却要去探索那个汪洋大海”时，他肯定是震撼于思想家默想之深邃和胸襟之开阔远大……
在德国的思想家们的启蒙思想中有本地民众心态的滋补，有大小宫廷文化的气氛，有法国的理性主义激情，有英国泛神论经验等等，甚至还有东欧的“虚无主义”的不经意的影响——一切的一切都了无斧凿痕迹地融化在心灵里。德意志在那个时候并没有现代意义的“国”，统称为“国”，其实并不确切；但邦邦连属，习习相息，语言互通，以致有同类的“心性”。而所谓“国”者，实际是“族类”的意思。 （西文的“国名”是我们中国的称谓习惯；法兰西、英吉利……何尝有个“国”字呢？）
希尔有一二章讲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不过他没有用这个习见的概念，而是用了“从但丁到马基雅维里：意大利的政治人文主义（1300～1527）”这样的标题。还有一章的题目叫：“阿奎那的时刻（1225～1274）”。这两章放在一起，欧洲的中世纪就活起来了。他不是孤零零地写阿奎那或任何一个人，而是先讲足那个时期的社会状况和思潮：神学人文主义已见苗头；以巴黎大学等为各路神学家们的集散点，各种宗教思想得以相互交汇和交锋。因而在朦胧之中透露出思想的萌动。希尔把那种社会文化背景交代充分之后，再把阿奎那的神学的、人文的，乃至政治的思想“托”出来，这个阿奎那便不仅仅是一个集圣·奥古斯丁以来神学之大成的神学大师，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没有游离于社会之外的“活人”了。
此时我想起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调到外交部翻译室工作期间，听到一位“资深”翻译说，他在给周恩来总理接见外宾作翻译时，听周总理说应该好好研究一下阿奎那。他没有听懂是什么意思，只回到办公室“照本宣科”地向大家“传达”了。他无意，我却独独记住了这句话。当时的政治气候还不可能看什么基督教神学的书；但这话我一直记得很牢。“文革”后我进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后，便特意找到阿奎那《神学大全》和《反异教大全》等的英译本，另外，商务印书馆已在六十年代编译出版了一本阿奎那的政治思想论文集。我把这些书都看了，我印象最深的，是阿奎那把认识的对象分成三个层次：最普通的世俗事务，一般人就能认识；再高一层（或再深一层），普通人无能为力，需靠“天使”才能认识；至高无上的顶层，“天使”也办不到，就唯有上帝才能认识了。当时以我浅薄的理解，阿奎那这不是把人的认识和上帝的“万能”分开了么？这不是意味着有相当部分的世间事物可以不通过神来认识么？我那时正做着别的事情，没有深究下去。
现在看希尔的“阿奎那的时刻（1225～1274）”我想起了这个故事。他特别标出一个“阿奎那的时刻”，与布罗代尔认为欧洲从十三世纪起开始向新时代移动的看法不是可以相表里么？不同的是：布罗代尔侧重在物质，而希尔讲的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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