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英〕托马斯.+莫尔-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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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廷臣向国王提起某些陈旧断烂的法典,因长期不用而废除的法典,谁也记不起颁布过,谁也就不遵守。 国王应对不遵守这些法典的人科以罚金,这是最大的生财之道,又最名正言顺,因为是以执法为幌子!又有廷臣献策,国王规定许多禁例,侵犯国民生计更是禁例,违者严厉处分。 然后,他又从因禁例而利益受损的人收取金钱,特许对他们开禁。这样,他既博得老百姓的欢心,又有双重进项:既向贪图横财以致陷于法网的人勒索罚金,又向另一些人出卖专利——的确,卖价越高,国王越贤明,因为国王极不愿给私人以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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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的专利,如要给与,必须私人付出重价!
“还有廷臣劝说国王将法官约束起来,听从他的节制,这样,法官判决每一案件,都将有利于国王。 而且,他须召法官到王宫,要他们当他的面辩论有关他的事务。 国王所作所为尽管显然不正当,法官对此,或是存心反驳别人,或是羞于雷同其他意见,或是一意邀宠,总可以在法律条文中找到漏洞,加以曲解。 当各个法官意见参差不一,本来很清楚的一个问题却引起争议,真理成为可疑,国王正好借此亲自解释法律条文,使符合他本人的利益。 别人或是恬不知耻,或是心里害怕,无不随声附和。(随着,这个决议竟毫无顾忌地被说成是法庭作的!)然后,站在国王一边作判决,总不怕找不到借口。为了能对国王有利,只要或是说国王是公正的,或是死扣法律条文的字眼,或是歪曲书面文字的意义,或是举出无可争议的国王特权,最后这一条对于有责任心的法官是高出一切法律之上的!
“所有的廷臣都赞成革拉苏①的名言:一个必须维持一支军队的国王,不管他的钱怎样多,总是不够的。 而且,即使国王想做错,也不至于做错,因为凡是老百姓所有的都是国王所有的,连老百姓本身都是属于国王的,只是由于国王开恩而不曾取去的那一些才是每个人自己的财产。 每个人自己的财产越少越好,这是对国王极其有利的。 因为国王的保障在于老百姓不能从有钱有自由而变为犯上无礼。 老百姓一旦
①革拉苏(Crasus,公元前约115—53)——古罗马显宦及富人。 ——中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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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钱又有自由,就不肯接受苛刻而不公道的政令。相反,贫困可以磨折他们的志气,使他们忍受,使受压迫者失去高贵的反抗精神。“在这个时候,假使我又起身争辩,说这些进言有损于国王的光荣和安全,因为不但国王的光荣,而且他的安全,系于老百姓的富裕,而不是系于他自己的富裕。假使我还指出,老百姓选出国王,不是为国王,而是为他们自己,直率地说,要求国王辛勤从政,他们可以安居乐业,不遭受欺侮和冤屈。正由于此,国王应该更多关心的是老百姓的而不是他个人的幸福,犹如牧羊人作为一个牧羊人,其职责是喂饱羊,不是喂饱自己。”事实的确如此,这些谋臣的错误在于认为,百姓穷就导致国家太平。 然而在叫化子中间不是争吵最多吗?还有比不满意生活现状的人更急于造反的吗?还有比一无所有的人更不顾一切极力去捣乱、想混水摸鱼的吗?如果某一国王被老百姓轻视憎恨,为了镇压他们,不得不从事虐待、掠夺、查抄、把他们沦为乞丐,那么,他的确倒不如辞去王位,免得由于保持王位而采用那些手段,徒有国王之名,毫无尊严可言。 国王所统治的不是繁荣幸福的人民,而是一群乞丐,这样的国王还象什么话。 这点正是正直高尚的腓布里喜①的意见,他答复别人说,他宁可治理富有的老百姓,不愿意自己富有。
①腓布里喜(Fabricius,?—公元前约250)——罗马执政官,以清廉著称。 ——中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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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要是一个人享乐纵欲,周围却是一片呻吟哀号,那就意味着他不是管理国家的,而是管理监狱的。 总之,给人治好头病却带来脚病的那是庸医,同样,为了改善公民的生活而必须夺去他们生命中美好的东西的人,应该承认他自己对治理自由人民是一个门外汉。”是的,一个国王应该力戒惰与傲,这两个弊病一般使他无从得到人民的爱戴。 他必须依靠自己为生而无损于人。 他必须量入为出。 他应制止危害及罪行,正当地引导人民,与其各处有犯法行为而事后加以惩处,不如事前防止。 时效丧失的法律,特别是长期不用而视同可无的法律,他不应轻率地付诸实施。 他不能借口处分违法乱纪而没收法庭不容私人占取的财物,因为这是一种讹诈。“假如我又向他们提及马克里亚人①的法典,这将会怎样呢?马克里亚人住的地方距乌托邦很近,他们的国王在登位的一天举行庄严的献祭,宣誓他内库的黄金或白银在任何时候值价不超过一千英镑。 据说,这条法律是一位很贤明的国王制定的,他对国家的福利,比对自己的财富还更关心。 这个立法是用以防止聚敛财富致使百姓陷于贫穷。 那位国王认为,这笔库存已够使他平定内乱和抵御外侮,但又不至于多到诱使他侵犯他人的所有物。 防止最后一点是制定这条法律的主要目的。 他还考虑到,这对于民间日常交易所需通货的可能缺乏又是一种预防措施。 此外,他觉得,凡超出法律所规定的数字限制的金额,他必须从国库中交出,这样,他就无须索取不义之财了。 这样的国王就会使坏人害怕,好人爱戴。 总而言之,如果我把这些意见以及诸如此类的意见,强
①马克里亚人(Macarians)——本希腊语,意谓快乐的人。 ——中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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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于另有其看法的那些人,这岂非对聋子说道吗?“
“的确是面对聋子,”我表示同意说,“老天在上,我丝毫不奇怪。 老实说,你既然肯定人家是聋子,我以为你无须把你的意见强加于他们,无须向他们提出建议。 他们已有不同的信念先入为主,你这种不同寻常的见解对他们何益,能打动他们的心弦吗?在熟朋友中彼此聊天,你这套经院式哲学是不失为有风趣的,可是拿到议论大事左右一切的国王会议上,你那些想法是没有地位的。”
“我说哲学与统治者无缘,”他回答说,“正和你的观点不谋而合。”
“是,”我说,“诚然不错。 与这套经院式哲学无缘,因为这种哲学认为它是到处都可适用的。 可是还有一种哲学,深知自己活动的舞台,能适应要上演的戏,并巧于扮演须担任的脚色,这种哲学对政治家更合于实用。 这是你必须采用的哲学。 不然,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普劳塔斯①的喜剧演出时,一群家奴正在台上彼此即兴打诨,你却披上哲学家的外衣走上舞台,朗诵《屋大维娅》②悲剧中辛尼加对尼禄皇帝的争辩。如此不合时宜的朗诵,把一场戏弄成又悲又喜的杂烩,那岂非扮一个哑巴角色还好些吗?
你会使一场演出大杀风景,
①普劳塔斯(Plautus,公元前254?—184)——古罗马喜剧家。 ——中译者②《屋大维娅》(Octavia)——古罗马的一部悲剧,混入哲学家辛尼加(见本书第11页注)的稿本中,其实这个剧并不是辛尼加的作品。辛尼加当过罗马暴君尼禄(Nero,54—68年在位)的教师。 尼禄因故不喜其第一个妻子屋大维娅,后将其处死,辛尼加对尼禄意图遗弃妻子提出了抗议,尼禄不顾,所以这场争辩是无益的。 这个剧冗长而沉闷枯燥,又有过于浓厚的悲哀气氛,故此处云云。 ——中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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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搀入不相干的东西,纵使这些东西从其本身说价值更高。 不管您演的是什么戏,要尽量演好它,不要由于想起另外更有趣的戏而把它搞坏了。“对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对国王召集的会议也是这样。你如不能根除坚持错误的成见,不能称心满意地治好积久的弊端,你切不可因此就抛弃这个国家。 正如你不能因为控制不住风就在风暴中扔掉船一样。”从另一方面说,不要把抱有不同看法的人所难以接受的新鲜意见强加于这种人,而是一定要间接地尽你力之所能机智地行事。 凡是你无法使之好转的事,切不可丝毫搞坏。 因为什么事都好是不可能的,除非什么人都好,我不敢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什么人都好。“
“如果用这样的办法,”他议论说,“我所得的结果只是,在我医治别人的疯狂时,我自己也惹上精神失常。 我若是坚持真理,我就必须依照我所讲述的方式说话。 我认为,说谎可能是哲学家的本分,但我决不干。 虽然我的发言那些谋臣或许不赞成,觉得讨厌,但我看不出我的发言竟会奇怪到荒谬的程度。 要是我把柏拉图在他的共和国中的设想提出,或是把乌托邦人在他们国中所实行的提出,又将怎样呢?尽管这些制度是优越的(不消说是优越的)
,却会看来是奇怪的,因为这儿每人享有私有财产的权利,那儿一切是公有的。“一意在相反的道路上轻率前进的人,不会欢迎向他招手指出前途有危险的人。 但是除此以外,我谈话内容有哪些是不宜于或不应该到处提出的呢?的确,倘使人类反常道德观认为奇怪的一切事物,都必须作为离经叛道而置之不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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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我们必须装做不见基督的全部教义了。 可是,基督不容许我们装做不见,以致即使他对弟子附耳低声说的话,他还命令拿到屋顶上去公开宣扬①。基督的大部分教训,比我的发言更和世上人的道德大有差异。 然而狡狯的传教士发见人们不愿按基督的准则改正自己的道德后,于是似乎听从你的劝告,竟变通基督的教训,好象那是一根软铅尺②,以适应世上人的道德,使二者至少在某种情况下取得一致。 我看不出传教士这样作有什么好处可得,除非使人们可以更心安理得地去作坏事而已。“毫无疑问,我在国王的议事会上将同样难以取得成效。因为我或是持相反意见,那等于白发表意见,或是附和别人,这就如同忒楞斯的戏里密喜俄③所说的,助长他们的疯狂。至于你提出的间接的方法,我看难用得着。 我指的是你建议我在一切都无济于事的时候,至少要极力机智行事,并尽量不要搞坏。 在国王面前,一个人无从装聋作哑,也不能视而不见。 他必须公开赞成最糟糕的献策,支持最有害的旨谕。 任何人对坏意见只要不尽情恭维,就会被看成是间谍,几乎视同叛徒。”而且,你没有机会去干任何有益的事,因为和你相处的
①见《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12章,第3节。 ——中译者②软铅尺——屡见于旧的著述中,古代希腊莱斯博斯岛(Lesbos
Island)
上用于建筑上弯曲线条的一种尺。 ——中译者③忒楞斯(Terence,公元前约190—159)——古罗马剧作家,其喜剧《兄弟》(Adelphi)中人物之一是密喜俄(Mitio)。此处所引的话见该剧第1幕,第2场,第65行。 ——中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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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般同事,在他们自己还未得改造之前,很容易带坏哪怕是再好不过的人。 由于来自他们的这种不良伙伴关系,你本人不是被拖下水,就是保持正直清白,却为别人的坏事蠢事作了掩护。 所以你的间接手法远远地无补于事。“由于此,柏拉图作了一个很妙的比较,指出何以哲学家有理由不参与管理国家。 哲学家看见人们走出涌上街头,浑身给经常的阵雨淋湿,却无法劝他们进屋子避雨。①哲学家知道,如果他们自己外出,毫无好处,只是和其余的人一样弄湿身子。因此,如果至少他们本人安全,他们就觉得满意,这样,他们便留在家中,对于医治别人的愚蠢,他们是无能为力的。”不过,当然啦,亲爱的莫尔,把我内心的感想坦率对你说吧:我觉得,任何地方私有制存在,所有的人凭现金价值衡量所有的事物,那么,一个国家就难以有正义和繁荣。 除非一切最珍贵的东西落到最坏的人手里,你认为这符合正义;或是极少数人瓜分所有财富,你认为这称得上繁荣——这少数人即使未必生活充裕,其余的人已穷苦不堪了。“所以,当我心头思考乌托邦人的非常贤明而神圣的制度时,想到他们中间法令极少而治理得宜,善必有赏,可是由于分配平均,人人一切物资充裕;于是和乌托邦人的政策相对照,我又想到别处许多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