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中世纪文化教育史-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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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丰富，但却没有书面文献。无论与古罗马高度发达的文化还是后起的拜占
庭文化等相比，这种文化都相形见绌。
在此文化贫乏期，基督教会成了欧洲文化不亡的唯一一线希望。
西欧和中欧基督教的发展经历与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有很大不同。后者
是在皇帝的扶持下组织起来的，要对皇帝负责。而前者则恰恰相反：在罗马
帝国后期，当罗马国家机器衰退之际，教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了许多从前
由帝国政府履行的职责，接管了罗马的管理体系，因此，当五、六世纪各“蛮
族”大肆瓜分罗马帝国的遗产之际，罗马教会就担负起了双重使命：一重使
命是尽量保持罗马帝国原有的权力，一重使命是统一人们的信仰并保存文
化，重建文明。对于第一重使命，罗马教会实在是力不从心，没有也无法完
全完成，但对于第二重使命，罗马教会却基本上完成了，并最终使基督教成
为中世纪西欧文化的基础。
基督教是建立在《圣经》基础上的一种宗教。上帝通过《圣经》的书面
文字向地上的臣民宣谕。基督教神学家和学者要向信徒们宣讲上帝的圣谕，
就必须先有阅读和解释这些经文的能力，而要获得这些能力，就必须进行大
量的阅读和学习。为此，基督教学者早期的努力方向主要集中在编辑教材、
翻译古籍和注释经文上。博提乌斯（公元480—525 年）、卡西奥多罗斯（公
元490—575 年）、伊西多尔（公元576—636 年）等是其突出的代表人物。
博提乌斯是贵族子弟，曾接受过古典教育，并为意大利的统治者即东哥
特国王提奥多里克一世效过力。当他看出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行将灭亡时，
便试图做一些挽救的工作。他将亚里士多德有关逻辑学的论文译成了拉丁
语。此外，他还撰写了一批关于亚里斯多德、西塞罗等人的论文，并编篡了
数学、天文学和音乐等方面的教科书。公元525 年，他因涉嫌密谋推翻国王
而被处死。在被关押等候处死之前，他在狱中写下了《哲学的慰藉》一书，
成为中世纪杰出的文学作品之一。
卡西奥多罗斯与博提乌斯是同时代人，曾是东哥特王室的三朝元老。他
著有12 卷本的《可特人历史》和一批关于神学的论文，但其对文化的最主要
贡献却在于收集了希腊文和拉丁文手稿，并编辑了《神学和人文学文献导
读》，开列了教士们应该阅读和抄写的所有有关宗教和世俗方面的书籍，成
为中世纪影响最大的教科书。
伊西多尔在西班牙编篡了一部百科全书《辞源》，内容涉及从数学到上
帝、家具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成为各修道院图书馆必备的标准参考书。
除此之外，由于其职业的需要，基督教学者们对《圣经》经文的注释极
为关注，并做了大量工作。在这方面，教皇格里高利写了《〈约伯书〉中的
寓意》，大量使用寓言来解释经文，成为中世纪注经的典范。他又写了《对
话》一书，记述了意大利圣贤们的生平事迹，用以陶冶人们的性情。
公元7—8 世纪初，欧洲大陆的学术文化水平跌到了最低点，然而，英格
兰和爱尔兰的基督教会却保持了相对较高的学术文化水平。由于英格兰和爱
尔兰地处孤岛，“蛮族”不易从外部攻入，从而为学者们提供了相对安全的
庇护所和开展学术文化研究的条件，终于使两地先后成为公元7、8 世纪最重
要的学术文化中心。当拉丁语面临从欧洲大陆消失的危险时，爱尔兰的教会
和学校却保留并发展了拉丁语，甚至还使一些希腊语的知识得以延续。在传
教活动中，爱尔兰传教士恢复了拉丁语在欧洲大陆的使用。爱尔兰学者们不
仅对《圣经》进行了解释，而且还抄写手稿，并对其中细节进行加工润色。
在英格兰，主要在公元7 世纪皈依基督教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建起了修道
院。副主教比德（公元673—735 年）是当时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他不仅撰
文解释《圣经》经文，还将《福音书》中的部分内容译成了盎格鲁—撒克逊
文。他的《英吉利教会史》记述了英吉利人皈依基督教及其教会发展的历程，
是公认的中世纪最优秀的学术著作之一。
正是由于基督教会及其学者们的种种努力，才使欧洲文化传统保留了一
线生机，不致彻底灭绝。但教会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无力展开大规模的文
化活动，从而迅速而全面地提高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文化水准，更何况基督教
会本身也不时受到日尔曼族伦巴第人等的威胁。因此，罗马教廷从一开始就
争取得到一个强大王国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支持，以保护教会免遭敌人的
侵犯，并帮助教会开展其它事业。公元753 年，教皇斯特凡二世给法兰克国
王丕平行加冕礼，并吁请他保护罗马教廷。丕平率军队入侵意大利，打败伦
巴第人，并将夺来的土地赠给罗马教廷。800 年，教皇利奥将丕平的继承人
查理曼（公元768—814 年）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罗马教皇给一个日尔
曼族的勇武的国王加冕，此举意义深远，它标志着日尔曼传统、罗马文化和
基督教的融合，成为中世纪西欧文明的根本特征。
查理曼被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后，对基督教的事业表现出了非凡的
关注。他认为，自己有义务提高教士的文化素质，以便使他们理解基督教义
并更好地布道传教。要做到此点，必须先克服大多数教士的文盲半文盲状态
并编辑一部准确无误的《圣经》。为此，他网罗了欧洲一批最优秀的学者。
英格兰诺森伯兰的阿尔琴（公元753—804 年）被聘负责管理查理曼的“宫廷
学校”，负责教育皇室子女及贵族子弟等，并受命编辑《圣经》。经他编写
的《圣经》成为中世纪标准的《圣经》版本。
查理曼还努力提高教士们的识字水平。他下令各地主教和修道院，要求
他们设立学校，培养教育青年人。他还下令研究改进书写方法，将以往所有
字母都大写的方式改为统一的、以小写字母为主的“书写体”（或“加洛林”
体），使书写更流利，词汇更易辨认，阅读速度大幅度提高。查理曼时代的
学者们还创造了一种被称作“中世纪拉丁语”的语言，既保留了古典拉丁文
的基本文法规则，又能灵活地吸收、创造反映现实的新词汇，但又明显不同
于世俗的拉丁语，使学者们、官员、旅行者得以在欧洲各地旅行而不会产生
语言障碍。
查理曼的这些文化活动被称作“加洛林文化复兴”。这种复兴虽无法与
罗马文化相提并论，也不可与后世的文艺复兴同日而语，但它毕竟标志着欧
洲已开始从低谷中回升，一种新的、不同于拜占庭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欧洲
基督教文化已开始形成。
到1000 年前后，西欧社会发生了若干影响深远的变化。在此之前，欧洲
人口萎缩，商业断绝，城市生活被破坏，经济以农业为主；政府软弱无力，
各地大小王国互不统属，不时交战，又加外敌入侵，使欧洲社会长期处于混
乱状态；学术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发展受阻，极少有值得称道的成果。而在
此之后，欧洲人口开始呈不断上升趋势，商业又开始繁荣起来，都市生活也
重新恢复，各地涌现出不少人口达数万人的城镇，大批处女地得到开垦，农
业产量增加。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等一批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开始诞生，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开始重建社会秩序，内战减少。一向易受
外敌入侵的欧洲开始向外出击，发动了十字军东征等战争。战争的胜利使西
方人信心大增，更使教会的权力和影响空前扩大。西方进入了中世纪的全盛
期。
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动促成了公元12 至公元13 世纪西方文化的复兴。
人们的求知欲望普遍增强了。公元12 世纪初，学校的学生为数极少，然
而到公元12 世纪末时，学校的学生已有成千上万。这些学生对能学到的任何
知识都感兴趣，他们研究只在西欧能找到的任何书籍，并不惜长途跋涉，前
往西班牙和君士坦丁堡等地寻求阿拉伯文和希腊文的材料，不分文本优劣，
不分题材如何，得到什么书都如获至宝，读得如痴如醉。他们的活动为以后
几个世纪西方世界的文化活动打下了基础。
要读书，要思考，就需要语言，一种精确的语言，这种语言只能是拉丁
语，由于这个缘故，公元12 世纪上半叶，人们又重新开始阅读古典作品，以
扩大词汇量并改进文体。同时，由于读书、思考、写作都需要有条理，罗辑
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于是，亚里斯多德等人的罗辑学著作及阿拉伯人
对这些著作的注释和解释成为学者们争相阅读的书籍。
拉丁语水平的提高和罗辑理解力的增强促进了法学和神学的复兴。法学
研究主要集中在意大利。第一位著名的法学教育家是巴罗那的厄奈瑞斯，他
创立了一种法学学习法，带领学生们逐行阅读《查士丁尼民法》条文，解释
疑难词汇，宣讲段落大意 分析条文与条文之间的相互关系。用这种方法培养
出来的学生真正理解法律，处理案件准确，行文精当。在研究罗马法的同时，
教会法也受到重视。巴罗纳的修士格雷廷将散乱的教会命令和教皇的谕旨等
编辑加工，使之系统化、条理化。他的巨著《法令全书》也像罗马法一样成
为研究的对象。大批学生涌入巴罗纳、学习、研究上述两部法律，毕业后成
为公元12 世纪下半叶对教会和国家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在他们的影响，
西欧的秩序更好，法制也加强。
如果说意大利是法学研究的中心，那么法兰西则是神学研究的故乡。公
元12 世纪上半叶，法兰西有很多才华出众的神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是阿伯拉
德（1079—1142 年）。他早年放弃继承封地的权力，到巴黎求学，先后精通
了逻辑学和神学。由于他相信理性对于信仰具有重要意义，不断地探讨和质
疑会给人带来智慧，并试图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践，使宗教信仰更加理性化，
结果与教会方面的领导人发生冲突；又由于他才华横溢，直言不讳，得罪了
许多同事。所以，当他撰写的关于三位一体的论文及编著的包含有150 个有
争议的神学问题的《是与非》问世后，受到多方面的攻击，并被指控制教会，
被判在修道院终身监禁。象阿伯拉德一样主张用理性为基督教信仰服务的神
学家虽不时受到保守派的攻击，但他们却为西方文化的发展开创了一条意义
深远的道路，这就是理性的道路，它不仅大大提高了中世纪西方人的文化水
准，同时也为西方人走出中世纪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
自然科学方面，古希腊、罗马的自然科学著作及阿拉伯人翻译的科学著
作也开始有人问津，尤其是医学著作，吸引了大批读者。
文化发展的规律表明，文化本身每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就需要对前
段的成果作一系统清理，进行必要的整合。中世纪极盛期文化的发展也经历
了这样的过程。整个公元12 世纪期间，到处充满了文化发现，包括对古典文
化的发现和对新文化的发现，但这些发现是比较散乱的，对基督教文化提出
的挑战也是严峻。当基督教学者们阅读着亚里斯多德等人的著作，高谈着用
理性为信仰服务时，他们故然做出了一个大的文化发现，将亚里斯多德的哲
学及其理性从故纸堆中抢救出来，但也同时向自己的基督教信仰提出了挑
战：亚里斯多德认为人类理性可以独立探索宇宙的奥妙而无需借助于外力，
而基督教则强调必须借助于神的启示。类似这样的情况迫使13 世纪的学者们
清理上个世纪的文化成果，并调动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所有人类积累起来的经
验和阅历，着手建立一个能够容纳所有真理和所有信仰的开放的思想体系。
这就使得公元13 世纪成为西方文化史上一个“整合”的世纪，阿奎那、但丁
等人是这一世纪的代表人物，哥特大教堂则是这一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建筑
物，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公元13 世纪文化整合的一般特性。
阿奎那（1225—1274 年）早年入多明我会，曾先后在蒙特卡罗、那不勒
斯、科隆、巴黎等地学习、教授神学、著有大量有关神学、哲学等方面的论
文和书籍，其代表作是《神学大全》。面对着公元12 世纪以来基督教世界中
理性和信仰的冲突，阿奎那试图将两者进行协调、综合。他认为，理性和基
督教的教条都来源于上帝，因此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
充，有机统一：理性是以人类感觉为基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