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12期-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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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根据录音整理，堕民暗语十分形象，其意喻也十分贴近。以人体为例：头－顶宫、面孔－残盘、脚－踢土、眼睛－交子或月（穴）六头或角泥、耳朵－顺风、手－爬沙、嘴－樱桃、头发－草草、辫子－龙身……这些用方言读来可谓是栩栩如生。慈城堕民还介绍：这种暗语还在江苏、浙江（除温州外）、松江等地的剃头堕民之间通用。他们讲此暗语，无论走到哪里，若用暗语对话，对上号的，对方必定招待你，一宿两餐能白吃白住。
据慈城堕民自述：暗语是从父辈那儿学来的，它是怎样产生的，产生于什么年代？他们说不清。暗语一直沿用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时，他们使用暗语主要是商量剃头价格，突然需要去大小便时打招呼和相互间调侃。
由此分析，堕民早就知道，当着顾客的面商定剃头的价格，容易被压价。于是暗暗商议，这是堕民的一种经营方式。其次用暗语代替屎尿之类的字眼，可见处于社会底层的堕民的文明意识。至于用暗语相互开玩笑，调侃他人，这种既开心自己，又不伤他人的娱乐，比直接取笑他人来得文雅，也不会引起多大矛盾。
堕民不识字，堕民的暗语是靠口口相传而延续下来的。有关堕民的史料记载几乎都没有提及堕民的特殊语言，这也使得此暗语濒临失传。堕民比较自卑，但是他们也有人的尊严，而恰恰是在他们说特殊暗语之时，他们才平视往日仰望的四民，他们才会显得不卑不亢。这或许是为什么堕民会使用暗语的原因。
三、研究的观点
堕民，以及诸如此类的“贱民”，是因封建制度歧视而产生的不公正的社会现象。纵观历史，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始终有贱民存在。如徽州府的伴俏，宁国府的世仆，苏州府的丐户，广东的蟹户，福建沿海的蛋民，钱塘江上的船民——“九姓渔民”，山西的乐户……在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中，世界各地也有贱民阶层，比如印度种族制度下的首陀罗，日本古代的部落民和西方的吉普赛人等。
“贱民”的产生有着共同的特点：形成于黑暗的封建时代，处于社会的底层，没有政治权利、社会资源，以操贱业为生，而且备受歧视与欺压。故而我有意将中国堕民研究置于世界贱民文化研究的大背景下，将堕民与吉普赛人进行浅显的对比，因为两者同是战争产物。将堕民喻为“中国的吉普赛人”，并非我的猎奇和杜撰，而是有所依据。吉普赛人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下等流浪者。堕民也是从事贱业，再比较吉普赛人迁徙流浪的生活。堕民首先是由北而南的迁徙，只是他们没有像吉普赛人那样浪迹天涯。而且堕民的职业行当大多要行走四方，虽说这仅仅是职业特性导致的流浪，但这也导致了堕民的流浪生活。
堕民不是少数民族，也不是汉族的某一宗族。他们是封建制度下的一个特殊阶层。数百年来，由于堕民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饱受歧视、欺凌，他们形成的时间，是怎么形成的，虽说难以定论，但根据对现存历史文献的梳理排比，研究取舍，可以确定堕民的来历有乐户被弃之说、权贵被贬之说、官兵被降之说三种。前二说不是缺少依据，就是因疑义而难成立。根据慈城堕民口传自己的来历，再分析堕民的分布范围和历史传承的可能性，官兵被降说有一定依据，《琴川三风十愆记》中的记载是重中之重，因为它反映的是全国各地普遍情况，故而我认为“元末驻守在宁波、绍兴的元军士卒被俘后贬为堕民，主要在这两府中之说较为合理。”
为了证明此说的合理性，我又找了九大理由加以说明。比如明代的《堕民猥编》记载：“明太祖定户籍，匾其门日丐。”这是最早的记载，是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堕民的贱民地位；著名演员六小龄童回忆录；清朝曾在雍正八年（1730年）、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和光绪三十年（1904年）明令削堕民籍，“应与平民同列”。这反映了作为满洲贵族对于同为异族（蒙元）却为丐户的堕民的特殊同情。因而才有这连续三次的削籍；有关堕民的词名在明以前史料中不曾出现，目前所能见到的堕民资料都是明中叶以后的史籍记载，这与堕民产生于明初的历史相符。
堕民的低下是社会地位的低下，因此堕民的解放表现为社会地位的获得。所以堕民解放也是本田野调查文本研究的重要一节。在以慈城堕民的口头记忆为基点，佐以史料，在记叙堕民虽与平民毗邻而居，却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形态的基础上，本田野调查还提出堕民有“削籍期、启蒙期、新生期和成长期”四个解放历程。
一、削籍期，即在清朝年间，有圣旨为其解放削籍。二、启蒙期，即民国时期，各族共和，乡绅办学让其读书受教育。三、新生期，即新中国成立后政治上的翻身。四、成长期是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堕民们经济上的翻身，这才彻底改变了慈城堕民的命运。该期原拟命名为“复苏期”，编辑吴学军建议采用发展期。宁波地方文化研究专家戴松岳先生建议用“回归期”，但这会产生歧义。第四期应是新生期的再发展，我们商讨许久最后才定为“成长期”。
从下决心做慈城堕民田野调查到书稿完成，历时七年。作为国内第一部研究堕民的著作，由于有关堕民的记载留存的资料罕见；又因本人才疏学浅，做如此的考证、专题研究似乎自不量力，所以我希望能借本书抛砖引玉，吸引更多学者关注堕民问题。
（《中国的吉普赛人：慈城堕民田野调查》，王静著，宁波出版社2006年8月版，28．00元）
《莎士比亚全集》的几位译者
施 亮
一些人向我赞赏先父施咸荣的译作，称他是一位翻译家。但他们未必知道，父亲却多次称自己只是一名老编辑，因为他将近二十余年的生涯都是在做英美文学译作的编辑工作。他临病逝前半个月，曾经与我追忆往事，进行了一次长谈。这回长谈有三分之一工夫，是跟我谈那部《莎士比亚全集》的编辑经过，他认为这是一生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先父在肃反运动和反右运动中，都蒙遭冤屈。特别是在反右运动中不愿意主动揭发批判同事，受到行政降一级处分，被下放至唐山农村。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他们与当地老百姓一样吃花生壳磨成的粉末，其中掺百分之二十的白薯面。1960年底，他下放归来全身高度浮肿，孱弱不堪。到医院看病，医生给他开了半年病假，他却将病假条悄悄藏起，跑到图书馆搜集资料，拟订了一个《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计划。次年初，他向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申报了编辑计划：鉴于莎士比亚诞生400周年纪念日即将来到，也为了满足国内广大读者的需求，准备以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为基础，出版一套质量较高的《莎士比亚全集》。领导迅速批准了这个编辑计划。父亲曾经对我说，他当时之所以带病抓紧工作，是因为有一个预感，此事不宜拖延，一拖就可能吹了！后来果然证明这一点，他若是在家歇息半年再申报计划，以后又抓紧阶级斗争了，文艺界的政治氛围再次紧张，一切工作都可能半途而废。那么，随着“文革”动乱的来临，一批富有学识的专家学者被迫害致死，再难以组织如此强大的翻译阵容了！
父亲以后与参与翻译、校订《莎士比亚全集》的一批翻译家学者成为了好朋友。比如，北大教授、著名翻译家张谷若老先生与父亲是亦师亦友，张老翻译了莎士比亚的诗歌《维纳斯与阿都尼》，文字典雅凝重，细腻传神，很为读者所推崇。张老不仅在外国文学翻译事业上颇有成就，而且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有很深的造诣，有几回他专门请父母鉴赏自己珍藏的古代字画。我记得，我幼时随父母由张老带着去一家饭馆吃饭，在那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回听一个老服务员开玩笑地“报菜名”，那悠长的吆喝声我至今难忘。还有，著名莎学专家方平先生与父亲也是挚友，他每次从上海到北京开会或办事，总要与父亲约见一面，时常是父亲请他至家中便餐小酌。方平先生温文儒雅，谦逊和蔼，颇有风度，没有某些大学者趾高气扬的派头，很为我们家人欢迎。父亲对我说，方平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曾在一家小银行当记账员，他深厚的学问根柢完全是靠自学而成，却比那些喝了多年洋墨水的留学生更有学识，翻译界的人们因此都很钦佩他。方平先生后来担任了《莎士比亚全集》中历史剧《亨利五世》的翻译及相当部分的校订工作，他以后还出版了关于莎学的翻译作品和研究著作，是中国著名的莎学专家之一。父亲病重时，他曾经委托郑土生先生带来亲切的问候。
北大教授杨周翰先生也是著名莎学专家，在《莎士比亚全集》中他翻译了历史剧《亨利八世》，并且帮父亲解答一些有关莎学的疑难问题，父亲很敬重他。这套书出版后，父亲有一次请杨老吃饭，他们的话题就是这套书。父亲讲，《莎士比亚全集》的全部翻译和校订工作其实在1964年前已经完成。那时，父亲还从英国浮丘公司出版的《莎士比亚画册》中选了43幅插图，都是十九世纪名画家的作品，由著名钢刻家刻成钢刻版画。1964年，此书的纸型已打出，插图也印好。但是，父亲却与同事们被派往农村搞“四清”，回来后即爆发“文革”，此书的纸型在仓库堆积十几年，而1978年重印此书时，数万张印好的插图却不翼而飞，既无销毁记录，连版也没有了。重新制版，时间来不及了，只好将那些精美的插图忍痛割爱。杨周翰先生也叹息道，这实在是很大的遗憾啊！我就觉得这套书的插图太少，是美中不足！这也是十年动乱的祸害之一。还有，我们北大的吴兴华先生，他为这套书出力不小，可惜也见不到书的出版了！杨周翰先生还叮嘱父亲，要写一篇文章，纪念吴兴华先生。
父亲生前多次向我提起北京大学教授吴兴华先生，对他充满了尊敬与怀念。父亲说，五十年代出版的朱生豪译本，有其特色，可这个译本却存在不少误译和删节的缺点，尤其喜剧部分删节较多，要出版一套完整的全集，译文当然应该做全面的校订。这个工作规模浩大又艰巨，若短时期完成，只找个别学者和专家是不行的。于是，父亲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上级打报告，请求起用一部分当时被错划为右派的专家学者。上级领导很快批准了他的报告，令他欣喜不已。吴兴华先生也是一位被错划成右派的著名学者。他曾经被誉为“燕京才子”，才华横溢，知识渊博。他翻译了莎剧的《亨利四世》的上、下篇，写过有很高水平的一些莎剧研究论文，是有深邃丰富学识的莎学专家。他后来的确也帮助父亲解决了不少莎学上的疑难问题。吴兴华先生慨然应允承担了很大部分校订工作，一共校订朱生豪译的15个剧本，工作态度极其认真负责，对这一套《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实在是功不可没。可惜的是，吴兴华先生始终未能亲眼见到这套书。北大教授陶洁先生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初期，吴先生被打成“牛鬼蛇神”，罚到校园里打扫卫生。他清扫大字报纸时，却被几个红卫兵污蔑为故意撕大字报，那些人恶作剧地逼他喝下浆糊。吴先生因此患了恶性痢疾，上吐下泻不止，家人送他去治疗，医院又不接收他这样的“黑帮分子”，竟被活活折磨死了。
还有一位翻译家，是后来担任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的杨德豫先生。他当时也被错划为右派，劳改后分配在农场就业。父亲看到过他以前的译作《朗费罗诗选》，认为翻译质量是较高的。因此，也请他翻译莎士比亚的一首叙事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杨德豫先生的翻译态度很认真，他通过英文把这首诗翻译出来后，又自己掏钱请两个懂日文的人通过日文译一遍，以便比较研究，对自己的译文做进一步修改和润色。谁知，那两个人嫌付给他们的钱少了，竟写信到出版社来告状。父亲调查了解此事的始末真相后，极力帮助杨德豫先生辨白，以编辑部名义写信澄清事实，解决了这一纠纷。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来临，杨德豫先生的错案终于被纠正，又回到外国文学编辑岗位上。他始终与父亲保持密切联系，每次翻译出版一本著作都要寄给父亲。
再有一位学者就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担任过复旦大学校长的章益先生。章先生是我国著名心理学家，上世纪二十年代赴美留学，获华盛顿州立大学教育学院硕士，回国后在复旦大学任教，历任教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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