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瞩目的着名将帅(二)-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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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按照毛泽东关于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新疆驻军开始屯垦戍边。1954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兵团、第22兵团和第5军合编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陶峙岳担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新疆建设兵团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此后，陶峙岳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屯荒戍边、开垦资源，进行经济建设”的指示，亲自参加生产，经常深入垦区检查指导工作，为边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为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为边防的巩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受到边疆人民的信任和拥护。
1955年，陶峙岳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解放勋章。1982年9月，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陶将军以90岁的高龄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一名年龄最长的新党员。陶峙岳入党，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第22兵团成立不久，王震就向陶峙岳谈起入党事宜，但陶峙岳自惭形秽，不敢启齿。1952年，王震和陶峙岳共赴石河子视察，王震再次问及他愿不愿入党，他回答：“是所愿也，不敢请也。”1965年，陶峙岳郑重地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交给新任兵团政治委员张仲翰。然而不久，“文革”开始，陶峙岳入党之事被搁置下来。1982年5月，陶峙岳再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9月，被批准。陶峙岳激动地喊出了“伟哉共产党，追随幸有缘”的心里话。
1988年，陶峙岳将军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他是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届常委，第六届副主席。
1988年12月16日，陶峙岳在长沙病逝，终年97岁。
陶峙岳，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早期民主主义的先锋战士，著名爱国将领，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1949年9月25日，陶峙岳统率驻新疆近10万军队，身为新疆警备总司令的陶峙岳率部发出起义通电，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
军总部之命令。”至此，占全国六分之一版图的新疆获得和平解放。新疆起义是陶峙岳几十年戎马生涯的重大转折。武昌起义前夕，陶峙岳认为“人生在世，不能单纯为了个人的温饱家庭安乐而碌碌无为”。为了实现他的男儿志向，他投考武昌陆军第三中学，经受了辛亥革命的洗礼，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常怀一颗热忱的“报国之心”。然而国民党内部的尔虞我诈、互相倾轧，使陶峙岳常常深感“报国有心而用武无地”，又看到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消极抗日，对国民党当局越来越失去信心。看不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他自己也逐渐消沉下去，一度向佛经寻求安慰。然而他的爱国心却从来也没有消失过。当全国形势发展到一定程度，他久被压抑的热情迸发出来，一发而不可收。他慎重地抉择，积极干旋，终于促成了新疆的和平解放，这是他长期追求光明、渴望和平的必然结果。他终于按自己的意愿，为国家、为人民办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实现了报国的宏伟理想。新疆起义后，毛泽东、朱德充分肯定了他的义举，称这“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张治中则精辟地分析道：新疆和平解放，除当时全国形势所造成的强大军事压力外，与“陶峙岳将军老成沉着，善谋能断，苦心积虑地运用对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人的威望和感情，讲情说理，终于使他们未敢乱动，服帖出走，有重大关系。他们的出走，铺平了新疆部队起义的道路。陶峙岳作为新疆起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的历史功绩将会永垂青史。
陶峙岳在国民党和共产党阵营都身居高职，但他一生廉洁自律，不为钱财所动，生活非常简朴。他的妻儿也都过着勤俭的生活。他认为“钱财之好，是人之常情，我非不好财也。不过在名誉与钱财两者之间，权衡轻重，更不能见利而忘义”。身居高职而能如此清廉，确实难得。
陶峙岳对于钱财看得很淡，而对于感情却看得很重。他不到19岁就与大他两岁的农村姑娘周庆仪结婚，新婚不久即离开妻子踏上征途。几十年的戎马倥偬，离多聚少，但他对妻子的感情却从来未变过，这在当时达官贵人动不动就娶姨太太、小老婆的社会中，也是非常罕见的。
程世才，1912年8月8日出生于湖北省大悟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程世才不甘忍受地主的压迫，对于社会的黑暗、阶级的压迫有着切齿的痛恨，内心蕴藏着一股强烈的抗争意识。1930年，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等军阀忙于中原大战，无暇顾及红军，鄂豫皖根据地得以发展，吸收了许多新的革命力量。17岁的程世才就是在这一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程世才身材高大，体格强健，有着满腔的革命热情，刚入伍他就事事争先，身上背着的子弹、干粮总是比别人多。每次行军、训练总是在最前面，因他表现突出，入伍不久即
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程世才第一次上战场就经历了生死考验。一天，红四方面军奉命出击平汉铁路，程世才所在部队向铁路东侧的敌阵发起攻击。真的要真刀真枪地和敌人拼了，躲在掩体后面的程世才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两眼紧紧地盯着敌人的阵地，等待冲锋的命令。“冲啊！”班长还没喊完，程世才已拎起步枪冲出掩体，撒开腿往前跑去。他跑得太快了，以至远远地脱离了队伍，只身闯入敌军前哨阵地，直到两条枪横在面前，挡住去路，他才停了下来。一个胖胖的国民党少尉用驳克枪指着他，大声喊道：“举起手来！”程世才哪见过这种阵势，一时呆住了。但他很快使自己镇静下来，慢慢地把枪举过头顶，而右手的食指则轻轻地顶着扳机，胖少尉命令一个国民党士兵上前缴械，可他被程世才的高个子镇住了，硬是不敢向前跨一步，胖少尉怒而朝程世才开了一枪。在这危急关头，程世才反应迅疾，瞬间把枪对准胖少尉，扣动扳机，不可一世的胖少尉脑袋顿时开了花。另一个国民党士兵吓得转身就跑，程世才也转身就跑，一口气跑回部队，全身已被冷汗湿透。他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恐惧。程世才受了重伤，那颗子弹再稍稍偏一点，就会穿过他的心脏。他痛得一整天粒米未进，滴水未喝。然而，祸不单行，当天晚上程世才又得到一个沉痛的消息，因为他参加了红军，他的哥哥、嫂子被土豪杀害，老母亲也被驱逐出村庄。身体上的伤痛此时已踪影全无，心灵上、感情上的伤痛重重地压着17岁的程世才。那天夜晚，他躲在树林里痛哭一场，他的灵魂被血与火重新熔铸，他的意志在这一天之内变得异常坚强，他相信，从此之后自己将会是坚不可摧的。
1932年10月，蒋介石在红四方面军跳出包围圈后，仍然紧追不舍，派嫡系第14军军长卫立煌率第10师、第83师、第34旅从东、南、北三面对我军实施包围，企图围歼我军于新集以西、汉水以东地区。我军被迫与敌展开决战，这是红四方面军向西实施战略转移以来打得最凶的一仗。一天，红11师奉命向敌34旅发起反击，第33团团长吴云山在发起冲击的时候不幸中弹身亡。时任第11师党委书记、第33团政治委员的程世才挺身而出，挥起他那与众不同的长砍刀向敌阵杀去，顿时，士气大振，全团勇猛作战，突围成功。程世才却因身负重伤而两次昏迷过去。当时的11师政委李先念多少年后回忆起来还说：“在战场上，世才气势夺人，身先士卒，一往无前，就像出山的猛虎。”
1932年冬，红11师33团作为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越过秦岭，在程世才的带领下，迅速进抵汉中平原。与此同时，国民党陕军杨虎城部向洋县、城固地区东进，中央军胡宗南、刘茂恩部则西进至安康地区，两支部队形成东西夹击之势，企图阻截红军南渡汉水。程世才了解敌军的企图以后，迅速采取果断措施，一边派人控制公路两侧制高点，布置警戒，一边带上三个营的主力赶到汉水，为后续部队选择渡河点。12月的汉江寒冷刺骨、江阔水急，程世才选中一处河段，带领各营连干部拉着马尾巴终于过了河，探明了涉水地段。12月11日，红四方面军涉过汉水，转向镇巴、西乡，掌握了主动，为创建川陕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入川后，程世才带领第33团占领得胜山，一面就地休整，积极备战，一面大力发动群众，开展建党建政工作。他们打土豪，分田地，成立农会、护卫队等革命组织，很快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一个月内就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扩编部队1000多人。
1933年，蒋介石任命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分兵三路对红军实施“三路围攻”。5月17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重点打击贪功急进的敌左纵队十三个团，红11师奉命切断敌人退路。程世才在余湾山头亲自考察地形，决定开辟林间通道，攻击敌侧翼。5月21日凌晨4时，总攻开始，33团战士如从天降，毫无准备的敌军仓促应战，还没组织好就做了俘虏。6月，红11师扩编为第30军。程世才成为30军第88师师长兼政委。第33团荣获“攻如猛虎团”的荣誉军旗。这一仗也使程世才看到了夜战的优势，便有意识地组织部队进行夜战训练，带出了一支名冠川北的“夜老虎团”。1933年冬，程世才率88师在老观场一带钳制敌人。他往往采取夜战，使敌人在兵力强、装备精良的情况下，仍然难以致胜。为了更进一步提高夜间作战的战术水平，真正发挥夜战的威力，程世才从265团抽出一部分部队，进行严格的夜战训练。在以后的战斗中，“夜老虎”多次发挥巨大的作用，常使敌人胆寒。
1934年初，川军刘湘进犯达县，第四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派265团担任防御。刘湘部的一个旅在飞机炮火的掩护下，向265团所在阵地发动进攻，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双方鏖战将近十个小时，仍然相持不下。程世才等人计议，在敌人有所防备的前半夜按兵不动，抓紧休息，到后半夜趁敌人放松警惕，派出“夜老虎”，来个黑虎掏心。凌晨一点多， 265团在团长邹丰明和政委黄英祥的带领下，潜入敌人纵深，发动突然袭击，睡眼的敌预备队某团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就做了刀下鬼。88师正面御敌部队也发动了猛烈的攻势，敌军腹背受敌，一个旅几乎被全歼。在程世才的作战日志上，记录着这样的数据，这支仅有103人的连队，战后竟然有82人战刀上染有敌人的血污，足见黑夜中战斗的激烈和我军将士奋不顾身、英勇顽强的精神。同年12月，程世才以265团为先导，指挥部队夜袭毛坝场，大获全胜。从此，“夜老虎”声威远震，而程世才经过近一年征战，已成长为第30军副军长。
1934年夏，第四方面军已经具备了总反攻的条件，他们采取大纵深迂回包抄、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重要战术。当时东边是刘湘的三个主力师，西边是非主力的范绍曾师。徐向前主张左旋向东攻打刘湘主力，而中央代表、西北军委会主席张国焘则坚持右旋向西攻打范曾绍，徐向前只得服从命令。结果由于西边地形不利于包抄，只得回转，造成被动，战果微乎其微。此时西线四路敌军也露出逃跑的迹象。关于如何包抄逃敌，再次产生分歧。张国焘指示向北面长池进军，迂回包抄敌军。而徐向前、李先念等人坚决主张打大纵深迂回，他们决定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用胜利来说话。第30军的主要任务是分秒必争，火速抢占黄猫垭，切断敌军退路，并全歼敌军。李先念、程世才等人研究决定，派第88师熊厚发师长带领第263团立即出发，火速抢占黄猫垭；268团、264团、265团、267团为后续部队跟进，所有部队必须于第二天下午全部到达指定地点，少数部队顺恩观河尾追逃敌。拂晓，程世才便带领部队向黄猫垭前进，中午赶到离黄猫垭二十余里外的山梁。程世才命265团就地休整，自己则带领警卫连，作为堵截逃敌的第一道防线，搜索前进。程世才几天几夜没有合眼，行进的途中，几次从马背上摔下来。午后三时，他们发现从木门溃退下来的敌两个旅正向黄猫垭以东的鸽子庙和五观寨逃窜过来。程世才迅速作出部署，一面派人报告徐向前，通知263团和265团，一面组织战斗。1万多名敌军向我军发动一轮又一轮的进攻，我军战士坚守阵地，毫不相让，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我军除一部分伤员奉命撤退外，战场上只剩下30多人在浴血奋战，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