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瞩目的着名将帅(二)-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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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旅团各一部以及伪军共约1万多步、骑兵，在100多辆汽车、坦克和20余门重炮的掩护下，分五路向沙区中心地区猛扑过来。时近黄昏，一望无际的黄泛区内，沙尘弥漫，遮天蔽日，日伪军的坦克和汽车的隆隆声穿透沙尘，越来越近。突围已经来不及了。杨得志果断地命令部队先隐蔽在附近的枣树林子里。走在前面的伪军不敢贸然进入林子搜索，只是停在原地等待日军大部队的到来。杨得志在林中看到这一切，他迅速带领部队借助黑夜和大风的掩护，从两路敌军的中间穿插了出去。之后，他们又转移到敌人守备空虚的地方，顺利到达山东省范县西北的观城，突破了日军的“铁壁合围”。这次大“扫荡”，敌人几乎是倾巢而出，杨得志决定避实就虚，绕开敌人的主力，直捣敌人的老窝，逼敌分散兵力，然后在运动中杀伤敌军。由于杨得志的正确指挥，日军来势汹汹的大“扫荡”，仅用9天的时间就被我军粉碎了。日、伪顽军被赶出了沙区。此后，冀鲁豫军区的军民在杨得志的领导下打得愈加有声有色，他们先后痛击了“蚕食”我根据地的顽军孙良诚、杜淑、李仙洲部，多次粉碎日军的“大扫荡”。
1944年1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杨得志带领冀鲁豫军区的主力离开战斗了7年多的华北和创建了5年多的冀鲁豫边区，行军75天，行程2583华里，翻过急流险沟，高山峻岭，冲过日军在平汉、同蒲铁路设置的一道道封锁线，胜利到达延安，杨得志担任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1旅旅长。1945年，他作为冀鲁豫军区的代表出席了党的“七大”。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中央决定立即成立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的
晋冀鲁豫军区。“七大”闭幕后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杨得志也得到命令，立即离开陕北，回冀鲁豫根据地去。不久，以原冀鲁豫军区部队为主组成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纵队，杨得志任纵队司令员，下辖三个旅。
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是杨得志领导的第1纵队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的第一场大战。当时，邯郸是晋冀鲁豫人民政府所在地，蒋介石为了实行控制以邯郸为中心的交通枢纽，实现其打通平汉线，运兵强占东北的野心，遂派重兵与我争夺邯郸。中央要求聚歼北犯邯郸之敌。由于兄弟部队尚在开进途中，装备不全的第1纵队必须暂时抗击总兵力超过我三倍的进犯之敌。战斗首先在距邯郸只有十几里地的崔曲一线展开，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和激烈，双方基本上是在逐屋逐巷地进行着争夺，彼此的伤亡都很大。两军相搏勇者胜。在我方的拼死搏斗下，崔曲县失而复得。其后，在兄弟部队的相互配合下，企图南窜之敌被消灭于旗杆漳一带，此前敌新8军军长高树勋已率部起义，而敌十一战区长官部副司令兼第40军军长马法五被活捉。平汉战役的胜利，打破了蒋介石妄图打通平汉线的“黄粱梦”。毛泽东在电报中称，该役大捷是“伟大的胜利”。
1946年底，杨得志奉命由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纵队调到第2纵队，第二年7月又调任新组建的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1947年9月，蒋介石从晋察冀地区抽调了三个师出关增援东北，晋察冀的战局发生了有利于我方的变化。杨得志等野司领导决定抓住时机，对敌展开攻势，在运动中打一个歼灭战。他们制定了“围城打援”的计划，以围攻既是北平的南大门又是平汉路的咽喉之地的徐水，吸引敌人来援。不久，敌援军果然被调出来了。正当我军按预案进行北进西移时，敌情却发生了重大变化，敌军主力中的主力——驻守石家庄的第3军罗历戎也出洞了，欲南北夹击我军。寻找和捕捉战机，是战争学中一项重大的指挥艺术，它需要在瞬息万变的情况下，熟悉和掌握敌情动态，并据此作出迅速果断的判断，确定切实可行、有利于我的部署，这对指挥员的胆魄、决心、毅力、意志，都是严峻的考验。这种考验又往往发生在战役全面展开后所发生的战前无法预料的重大变化上。此时的杨得志就面临着这样的考验。他当即与政治委员杨成武、参谋长耿飚在路边蹲下，围拢着地图商议，决定抓住这一难得的战机，打掉送上门来的罗历戎部，从而改变局部战场上长期以来敌我双方对峙的局面。从接到敌情有变的电报到发出南下清风店的命令，总共用了不到半小时。因为时间紧迫，身边又没有电台，此时改变作战计划，他们只能先斩后奏了。此次战役的关键是我军能否以最快的速度赶在罗历戎部队的前面到达清风店。当时，我军离清风店尚距200华里左右，而半机械化装备的敌军离那里却只有90华里，200里比90里，我军硬是靠着自己的铁脚板在一昼夜间跑到了敌人的前面，赢得了可贵的战机。当罗历戎部被阻击在清风店周围时，他才发现挡在他面前的是从天而降的我军主力。及至到了清风店，杨得志才向上级报告了他们的行动。战役在10月20日打响，至22日上午结束，清风店一役共歼敌2万余人，生俘敌第3军包括罗历戎在内的正副军长等将校级军官10名，从军长到马夫没有逃掉一个。聂荣臻高度评价了这次战役胜利的意义，朱德总司令也为战役的胜利专门作了一首诗。清风店一役是我军指挥员主动创造的一次战役，是杨得志军旅生涯中的一篇杰作。
清风店战役之后，杨得志率部又乘胜追击，经过六天六夜的激战，拔下了石家庄这颗楔在华北解放区中间的钉子，摧毁了蒋介石苦心经营多年的这座“石门”。石家庄，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夺取的第一座大城市，朱德称此役为我军夺取大城市之“创例”。从1948年底开始，杨罗耿兵团一路马不停蹄，披荆斩棘：围打新保安，吃掉了傅作义的“王牌”第35军；夺取太原城，端了阎锡山的老窝；进军大西北，苦战兰州，消灭青海马家军马步芳的主力，直到解放宁夏银川，为新中国的解放立下了赫赫战功。
建国后，杨得志任第19兵团司令员兼陕西省军区司令员。朝鲜战争爆发后，奉命率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彭德怀司令员亲自点将要杨得志的第19兵团赴朝。这样，1951年6月12日傍晚，作为第三批参战部队，杨得志率第19兵团分四路跨过鸭绿江，雄赳赳，气昂昂地杀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第一线。出国前，周恩来总理特意安排在中南海接见杨得志等人，为他们送行。周总理自豪地说“要把你们‘三杨’（杨得志、杨勇、杨成武）都拿出去，叫做‘三杨开泰’！”第19兵团入朝后参加了1952年4月22日开始的历时五十多天的第五次战役，粉碎了敌人在我侧后登陆、夹击我军的计划，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并于不久接受了停战谈判。其后两年，敌我双方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我志愿军配合谈判，先后粉碎了敌人的“夏、秋季攻势”和空中“绞杀战”，并继之发动了两次有目的的进攻，大量杀伤与消耗了敌人。其中，1951年10月第19兵团的第64军和第47军所进行的马良山阻击战打得非常漂亮，该山岭成为敌侵朝联军在西线的“伤心岭”。1952年7月11日，中央军委任命杨得志为志愿军第二司令员，此时，彭德怀司令员已经回国，作战方面的指挥工作主要由杨得志担负。在“志司”，杨得志有这样一个习惯：通常是战前一个人仔细阅读、研究文电、分析敌情、反反复复思考，等情况熟记在心中或有了方案雏形，再听作战处同志、周围同志的意见，或是让大家七觜八舌地讨论，从中吸取精华，与自己的思路糅和在一起，取长补短，形成方案，再交给大家讨论，最后定下决心。在朝鲜战争期间，杨得志还直接参与指挥了闻名世界的“上甘岭战役”。
1953年8月，杨得志作为志愿军国庆观礼代表团团长率代表团回国。10月1日，他与全体代表团同志参加了庄严隆重的建国四周年国庆观礼，并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54年11月，中央任命杨得志为志愿军司令员。为表彰他在朝鲜战场上的卓越贡献，朝鲜民族主义共和国政府授予杨得志一级国旗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1954年从朝鲜回国后，杨得志入军事学院学习并兼任战役系主任，1955年毕业后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同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自1973年起，杨得志相继任武汉军区、昆明军区司令员。从1980年起，任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委员。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1966年递补），第九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7年，杨得志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他著有《横戈马上》（1984年）和《为了和平》（1987年）两部回忆录。
1994年，杨得志同志因病逝世，终年83岁。
本文记述的是一位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军事将领成长的历程。一次次战役、一次次枪林弹雨中的拼杀，一次次意志、勇气和智慧的较量，奏响着杨得志将军人生中最恢弘的乐章。像大多数中国高级军事将领一样，杨得志是迫于贫穷而投奔共产党闹革命的，不是为仕途、不是为出将入相，生存在底层的人们对革命意义的理解往往更简单也最直接：为了生存，慨然从戎。继之，为着千千万万穷苦的老百姓都能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又使他们不惜以命相搏。朴实而坚定的信念，这是我们理解老一辈革命者出生入死，创造史诗般感天动地英雄行为
的根本所在。在战争的硝烟早已逝去的1991年9月，年届八旬的杨得志题词曰：“甘洒碧血换新天，愿化红烛照后人。”我想，这应该是他对人生历程的认识和总结。
正如毛泽东所言，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杨得志是在革命战争岁月中百炼成钢的一名高级指挥员。他的名气是打出来的，身经百战的他不但敢打仗，也很会打仗。作为一名指挥着千军万马的指挥员，他的过人之处在于沉着冷静，坚决果断，善于运筹帷幄，把握战机。“熟悉和掌握敌情动态，并据此作出迅速果断的判断；熟悉和掌握敌方指挥人员及所部的特点，甚至性格和心理的变化，并据此攻其所短，打其所弱；熟悉和掌握未来战场的地理民情等多方面的情报，并据此确定切实可行、有利于我的部署。……像巨轮在大海中航行，船长——指挥员应该有驾驭一切惊涛骇浪的本领。”这是杨得志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亲身体验。
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杨得志参加和直接指挥了许多著名战役，他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为世界的和平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其赫赫战功将永留史册！
陈士榘，湖北省荆门县人，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陈友谅后裔。其祖父陈克山、二祖父陈克水，都是清军行伍中人。陈克山之子陈荣钟，是陈士榘的父亲。陈克水之子陈荣镜，是陈士榘的养父。陈荣钟、陈荣镜均为清新军第16协工兵营管带。1909年4月，陈士榘出生于武汉新军军营黄土坡，其时恰逢祖父陈克山60岁大寿，故小名“祖庚”。辛亥革命后，陈荣钟任清陆军参谋，陈士榘随父迁居北京，居山老胡同七年，后返武汉随母居。母亲胡氏，无名。
由于“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宁汉合流”，1927年的中国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是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紧急召开“汉口会议”；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举行秋收暴动，委派毛泽东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这时，陈士榘在家乡湖北荆门会同几个青年搞起了农会运动。“四一二”事变后被当地政府列为“暴徒”，遭到追捕，被迫逃到武汉。在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叔叔的启发和引导下，陈士榘加入了共青团，并进入董必武主办的湖北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校办的湖北学生军事训练班学习。7月，陈士榘被正式编入卢德铭的警卫团第2营当战士，被分配在第5连，同何长工在一个班。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枪声打响。2日，陈士榘随警卫团离开武昌，赴南昌与起义部队会合，后因南昌起义部队在他们赶来之前已经南下，警卫团追赶不及，便西进至江西修水县城。为取得生存地位，部队暂改番号为江西省防军第1师。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陈士榘所在的原江西省防军第1师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参加秋收起义。不久，第1师高高举起了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旗帜，奉中共湖南省委命令进攻长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