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2期-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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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伯特以一种始终都在诗意流浪的形象，契合了从遥远欧洲来到美国农场的弗朗西丝卡想象。她说：“这里很好，但不是我的梦想。”罗伯特·金凯安慰她的话几乎适用于安慰所有想象不能得以实现的人们：“梦想虽然不能实现，但是我很高兴曾经拥有它。”很大程度上，这一安慰是对于不能延续、不能延伸到更远的空间的情感的总结：对于每个人来说，无论是为自己曾经拥有的梦想寻求这样一个现实的落点，还是遭遇这样一个说辞之后回溯曾经的梦想，都意味着和不尽人意的生活相当程度的和解，不仅为放弃梦想的过往做出了优美的注脚，还为当下的现实提供了合理性资源。从被确认的梦想面前退却的并不只是弗朗西丝卡一个人。
　　颠覆现状的危险从来不曾消失，但丈夫和孩子——他们共同意味着生活的安稳和平静，当然，也可以附加评定为单调和枯燥——以责任的形式，构成最完美无缺的退却理由。邂逅后的激情下面一个从未被揭示的危险在于，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庸常就潜伏在激情的咫尺之遥，正虎视眈眈。被看和被感知的想象从来都只是寻求短暂栖息的载体，那可能是罗伯特们强壮有力的身体，也可能是弗朗西丝卡们光洁的皮肤和温柔的脸。
　　用大量形容词所构建的爱情故事无以伦比，弗朗西丝卡的拒绝诉说，使它成为一个要素极少的故事，因为当事人都已经去世而难以更细致完整。而这恰恰留下了给任何人随意想象和再加工的空间——其实这两个人彼此的关系也正是如此。她并不足够了解他，然而她说，她已经足以了解他。这些只能存在于亲密关系中的传播内容充满逻辑上的吊诡：最不可能而又最为精当。唯一证实的，是双方对不能确证关系的把持，在双方距离感完全消失的关系中，故事只是针对虚拟的客体在传播。
　　这种传播形式，是由主体制造、发送信息，却又由同一主体接收，这样在传播过程中就有最大程度的随心所欲性质。在线性的每个传播环节上，信息的形态都可以被编辑，从而产生不同的传播效果。这也是自恋行为最显著的传播方式，行为主体把持了每一个传播环节，从效果来回溯、检视所有相关的信息。罗伯特·金凯变成这样一个人，他所有符合弗朗西丝卡想象的行为，与其说是一种人生际遇的巧合，不如说是她自己希望的落实，并由此铺垫了未来她对自己的认同与肯定，就好像弗朗西丝卡要证实对自己的看法，另一个自我偷偷离开身体绕到外面，借助了一个真实性有限的罗伯特·金凯，然后又平安返回。在这个过程之后，弗朗西丝卡不再是一个乡村小镇里默默无闻的农妇了，经由摄影师（他的职业身份协助确认了她的美丽，而这个没有亲人、也不愿保持固定工作关系的人肯一直记住她的地址）的激情认可，她变成了一个美丽、性感、聪慧的女人，因为综合了这些素质，更重要的是被证实了这些素质而充满魅力。
　　每个人都可以在弗朗西丝卡身上获得自我认同的资源，获得认同的过程，恰恰是自恋的个人按照想象认同自己的过程。弗朗西丝卡的遭遇并不是按照常规而是以一种奇迹般不可思议的形式，否定了理性认识和凸现个人美德的常规套路，每个人都可能如此这般，借助对一个昙花一现的个人完全不同于现实中的价值标准的挪用，在想象中超越日常的平庸。弗朗西丝卡提供了这种超越的参照：从普通的农妇，到光彩照人的爱慕对象。
　　“廊桥遗梦”提供的是一种有自恋嫌疑的自我读解范式，在这个范式里种种际遇都可以找到已经固定意义的解释，然后在既定的结构中形成一道有力的自我凝视的目光，其中的人物形象，已经被爱情渲染出梦幻般的色彩。读者则获得了这样一个奇特的观赏位置，时刻可以加入故事，以故事为参照系统来自我诠释。在其中，每个人都可能是有过不凡的情爱经历却又受制于现实放弃了想象的人。弗朗西丝卡们在日渐安稳的生活中渴望罗伯特那样持久而专注的凝视，但绝不是弃绝现状真正选定沙漠、海洋和在路上居无定所的生活。
　　影片结尾处弗朗西丝卡的女儿（她的婚姻正处于危机当中），穿着母亲当年邀请罗伯特晚餐时那条美丽的裙子，在电话中要求和丈夫“谈谈”。维持婚姻或者维持婚姻的愿望仍然是当务之急，虽然离婚现在不算什么了。即使故事中婚外激情已经退让在家庭后面，并因此被推举出无以复加的价值，影片也小心翼翼不去批评即使质量不高的婚姻。激情欲求出路的正当性被相当彻底的封杀，余下的就只有罗伯特时限到时的独自远去，遵照弗朗西丝卡的愿望，只给她寄过为数不多的几张明信片。
　　如果这个故事多少值得当真，弗朗西丝卡面对自己牺牲了罗伯特，那么观众面对自己就可以想象，牺牲了自己的激情同样是在提升自己。获得保全的永远只是背离心愿的现实，但是，不妨在平庸日常中放任想象，这相当符合表浅的现实价值计算。罗伯特·金凯与弗朗西丝卡式的存在不能被证实，无论是透过故事里提及的《国家地理》杂志，还是小说作者在以这样一个故事感动无数人之后，不久传出的离异又再婚的消息。


汉语写作的晚清思想谱系
■　唐小兵
　　日本著名思想史家沟口雄三在《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的序言中说：“这本书并不是以西洋的历史基准与价值观念来衡量亚洲某一国家的历史与文化，而是试图以某一国家自身为基准来衡量它的历史与文化。”这也是钱穆反复申说的研究历史者对历史必须抱持一份“温情与敬意”。否则就很容易流于浮浅和粗暴，以西学的架构和理论来先入为主地剪裁中国的历史，这样书写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往往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在我看来，港台的历史学者对此往往有着充分的自觉和意识，能够尽量以一种接近汉语写作和汉语思想传统的方式去“言说”历史，这样的言说自然充满了本真意味和中国气象，而更能够贴近历史的真实。台湾学者王尔敏先生的思想史写作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
　　新近出版的氏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论》与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有着同气相求的风格，在对晚清思想与社会、人物与制度的互动中爬梳隐性的谱系，对诸多文本材料精心钻研，在论述对晚清思想的理解时尽可能以读者易于接受的话语表达。熟悉王尔敏先生著述风格的都知道他偏向于中国传统的文史路数，而又不被考据学的繁琐牵绊。例如在《晚清政治思想史论》这本书中，他从来不以史料来“耸人听闻”，更不以勾连史实之细密来展示自身之功底，他所选用的都是我们司空见惯的历史资料，如《盛世危言》《劝学篇》《翼教丛编》《皇朝经世文》等，可这些寻常史料在他的叙述中却能够“平中见奇”，穿插缠绕中能够脉络清晰地展现那个时代的社会心理与精神旨趣。《清季知识分子的中体西用论》尤其显著地体现了王尔敏先生历史书写的这种特色，他对今人习焉不察的“中体西用”论并不当然地就予以“保守主义”、“顽固派”等贴标签式的盖棺论定，而是在一种同情之理解的态度中梳理当时喧嚣一时的“中体西用论”的内部分殊，理一万殊，这种回应西方文化体系、社会制度冲击的论调也存在细微的分歧，如对举性中国概念“道器”、“本末”、“主辅”、“内外”、“会通”、“存我”、“归返”等言说对“中体西用”的理解，这就道地地展现了思想谱系的内在复杂性，而非以一种无庸置疑的一元化思维整体性地“误读”历史思想。
　　时下中国学者喜欢动辄用所谓“现代性”概念来解释中国近代之思想演变，韦伯的幽灵笼罩着学界话语，而遍寻《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却很难找到近廿年来在中国学界纷扰一时的各种西学与理论范式。即使偶尔应用汤因比和费正清的冲击－回应学说也心存谨慎，惟恐削足适履圆枘方凿，而失却中国历史之本真气味。如其在《晚清士大夫对于近代民主政治的认识》就丝毫不见今人奉若圭臬的民主理论模式，而是对当时人物的言论与历史演进之互动仔细分梳，考究各种民主及反民主言论的隐秘心曲与社会动机，进而形神毕肖地复活了那个转型时代的各种面相与心灵。换言之，王先生是在“历史中体验思想”，而非“以思想强行进入历史”，前者历史是活的回归真实的历史，而后者往往最后只残余一些话语的时髦泡沫和生硬的理论结构，这两种治学方法之高下历史自有公论。王先生也率直地告诫治思想史者：“近代思想史已是近代显学，研治者众，自是学界盛事。惟精诚治学，笃实钻攻，而不妄逞理论，仍是根本的研究途径。”
　　王尔敏先生之所以能在西学显赫之时代独独醉心于传统方式的历史书写，我想这与他对中国文化与价值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他对中国文化当然是钟爱有加的，正如他在序言中所感慨的那样：“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不是没有超卓人才，亦自有国学大师、史学大师，以及醇正精审科学家工程师，循谨之良吏，实多退为潜流，而全面风气趋向浮躁、激进、哗众取宠。保守变为贬词，进步始入人心；一味打倒固有文化，连根拔起，是反对固有文化的主流思想。真是黄钟喑哑，瓦釜雷鸣。新的思想自然是全盘西化，而今尚在盛行。廊庙之上，涌入些洋迂，士流之中充满洋痞。”只有具备了这样一个文化反思与认同的态度，汉语写作和汉语思想才可能真正地生长到我们对于中国历史与思想的写作中去，否则就只能是拾人牙慧地拣拾西方话语的残渣，来牵强附会地阉割独特的中国思想。
　　（《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王尔敏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社2005年11月版，26．00元）


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年头
■　黄　波
　　“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这是沈从文1948年底在给一位投稿者的回信中的几句话。这段话相当典型地反映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对一个即将到来的崭新时代的态度：他们仅凭直觉就可以知道，这个时代将是为他们以往经验所完全陌生的，格于个人环境、气质以及认识差异，他们对这个时代有着不同的预期，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心理变化，既充满了希冀和好奇，同时也不无困惑和疑虑……
　　记录和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在1948、1949年这两个年头的境遇及其心理变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而其中的两大成果就是钱理群和傅国涌的两本书。钱理群的书是《1948：天地玄黄》，傅国涌的书是《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两本书的出版时间虽然相距较远（前者1998年5月出版，后者则是2005年元月推出的），各有侧重，前者是“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中的一种，主要从文艺创作的角度寻绎1948这个年头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后者则广及各类知识分子。两书写法上互有特色，一以“论”见长，一以“述”为主，但我在读其中一本书的时候，常常就会想到另一本书，仿佛他们中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1948年，按照通行的说法，是两个阶级搏斗初见分晓的一个特殊年代。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不论他们曾经持何政治立场，一个旧时代即将被埋葬，这是一个哪怕终日兀坐书斋不问世事的人都能看得到的事实。这一年的元旦一清早，知识界的人们怀着各种复杂的心态，暗暗传播昨夜新华社广播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以他一贯的气势宣告：“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毛泽东的文章就这样把一个无可怀疑的“历史巨变与转折”推到了中国每一个阶级、党派、集团乃至每一个家庭和个人的面前。作为对一个时代精神气象感受最为敏锐的知识分子，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这就是面对这样的历史巨变与转折的年代，你兴奋也好，沮丧、惶惑也罢，谁都无法回避选择。同为当年元旦发表的三篇出自文人笔下的文章，相互对照是颇有意味的：香港出版的《野草》丛刊第7辑，郭沫若在文章中提出了“尾巴主义万岁”的口号，要求知识分子“心安理得地做一条人民大众的尾巴或这尾巴上的光荣尾巴”；《大公报》的《元旦献词》仍然在继续他们的书生论政：“战争要不得，武力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