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2期-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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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稳定的合作，而且“以牙还牙”策略还能诱导或强迫采取其他策略的玩家也和它合作。（Robert　Axelrod，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Basic　Books，Inc．，1984，p27～54．）
　　在艾克塞罗德设计的计算机模拟实验中，“以牙还牙”者对其报复行动从来不作精心的计算，不考虑报复给自己带来的浅层成本，“以牙还牙”显然不是一个工于心计的策略，它简单朴实、墨守成规，甚至多少有点“情绪化”的固执。然而正是这种品质使“以牙还牙”策略成功建立了对背叛者的威慑。或者说，报复对于“以牙还牙”策略来说，几乎就是一种本能。
　　在真实的生态竞争中，像“以牙还牙”策略在虚拟的计算机竞赛中一样，那些禀有报复本能的人会比其他人更加成功。尽管有时报复行动会以灾难而告终，但如果没有报复本能，就很难建立一种强有力威慑，这会使一个人在前政治社会中完全丧失抵御能力，因而，为真实或假想的伤害进行复仇的激情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就最终固定为人类基因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报复激情成为“自然天性”的由来。作为“自然天性”的报复激情，可以有效排除报复行动的机会主义态度，也就是说，受报复激情的驱使，人们已经不再斤斤计较报复行动的利弊得失，就像惩罚一旦被规定为法律，国家就不再考虑惩罚罪犯的浅层成本一样，报复一旦诉诸于激情，报复行动就在人类心灵结构中被“制度化”了。
　　尽管报复的激情的确很容易酿成社会灾难，然而如果人类缺乏报复的激情，无法遏止的侵犯行为将会给一个前政治社会带来更大的灾难，毕竟，在这样的社会中，国家的尊严和法律的权威还没有把报复从社会中驱逐出去或将其边缘化或用一层帷幕将其遮掩起来。更何况，如果过度的报复总会招致对方的反报复，那么这一结果本身就会迫使报复者克制自己报复激情并控制自己报复程度。正如报复可以震慑挑衅，反报复也会矫正报复过度。并且，为了避免血仇和冤冤相报，社会在群体规模上就会发展出禁止报复过度的社会规则。
　　如果平均说来，报复激情的失控会降低一个人的生存几率，那么自然选择就会转青睐于那些较为克制的人们。于是，理智的基因作为矫正激情过度的一种心理机制又在生存竞争中繁荣起来，直到矫枉过正之后过度理智的基因同样会被进化过程所淘汰。这样，自然选择的钟摆就在理智和激情的两端之间不断摆动，但最终会固定在一个最恰当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适度理智与适度激情的恰当结合会使一个人获得最强大的生存竞争优势。


草根民主与村庄政治竞争
■　谭同学
　　在绵延的黄土地上，村民自治是一项进行了多年的事业。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载体，作为草根民主的标志，作为乡村治理框架的一个层面，同时也作为乡村生活的一种符号，它已成为了乡村社会的一部分，成了中外学者和都市人观察、分析抑或想象农村的一部分。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段，村民自治制度的运作有好的，一般的，也有不尽人意的。生于红旗下，自称“主攻实践村民自治”，并以“建立第一个真正的村民自治示范村，为全国的农民引路”为目标的农民老崔，常愤怒于其所在村庄的自治制度运作的不如意。对此，笔者也早有些许耳闻，且有着诸多的不解。而今读到朱凌的新著《灰村纪事——草根民主与潜规则的博弈》（简称《灰村》），颇受启发。作者以纪事的形式叙述了灰村（也包括灰村之外的）种种不同的群体围绕该村村委会的选举、日常运作而展开的长达八年之久（且还在继续）的连续的博弈过程。笔者认为，《灰村》以其鲜活的事实向人们展示了乡村治理过程中的草根民主与村庄政治竞争之间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其间隐含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灰村的故事很简单。不满于老支书张家的“灰色统治”十余载的老崔要竞选村委会主任，并以近似于战斗檄文的形式发布了自己的竞选纲领。因为村民对老支书的不满，老崔竞选成功，但是老支书却笼络住了包括全村绝大部分党员和老干部在内的精英，甚至还使用了村庄内部的暴力。在这种你来我往的竞争过程中，各方势力“各显神通”，老崔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于是灰村以及灰村所在的荷镇因为村庄治理问题陷入了紧张甚至无序的境地。这样的故事，在学界常称为“两委”关系、乡村关系，是乡村治理中常见的矛盾。
　　但稍深入一点来看，灰村的故事又极其不简单。
　　首先来看人。《灰村》通过直接描写的方式成功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简单的老崔。1996年在众多村民觉得选举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村委会选举大会上拿着喇叭，“宣布”灰村的选举是违法的。之后远走他乡，已经致富的老崔仍不死心，　1999年组织自己的人马竞选村主任成功。他组织了修路，发动村民填掉了臭气熏天的污泥潭，抑制住了邻村强占土地的企图，建设好了小商品市场。他曾与镇干部理论长达三天，他对县工作队不妥协，他越级上访。他被免职，但他阻止了别人替代他的可能。他引起了周围村庄对村民自治的重视，但他近似于疾恶如仇的性格，使得他无法平衡自己支持者中的利益平衡问题，常陷入孤立无援之境。他大无畏，但他也有脆弱的眼泪，他想过退出竞争，却抑制不住张老汉的眼泪所激起的英雄主义冲动。通过这些“惊险”而入微的细节，《灰村》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老崔，不简单地做到了让不简单的老崔活生生地跃然纸上。另一方面，《灰村》更为成功地运用间接描写的手法向我们呈现了一个不简单的老支书形象。他领着他的弟弟管理灰村长达十余年，无人对他的权威表示一丝一毫的怀疑，他让村民觉得像“父母”，也让镇领导觉得“更像自己人”。他能为党员和老干部谋得医疗、养老保险的福利，能将村里的种种公共工程年复一年地承包给身边的能人，能将老崔的上访化解于无形，能让灰村的账务清理无法进行……相对于老崔而言，他很清闲，少有表现愤怒。作者只用了如此少的笔墨就在看似轻描淡写的过程中展示了一个不简单的老支书，以及他身后不简单的却很稳定的利益与力量格局。
　　再来看事。事有大小，不过《灰村》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都是与村庄政治竞争相关的。从老崔的角度来讲，自己做的事都是为了“实践村民自治”（是否还有一点在村庄中疾恶如仇的本性冲动），也即我们通常所认定的草根民主。但是，老崔所选择的政治竞争手段却是复杂多变的，他发过传单，要求过村务公开，要求“海选”，他不准自己竞争班子中的成员额外获得村集体的好处，甚至由此造成了内部的不和。但他也曾选择用暴力型“干将”，并动员村民通过暴力的方式与邻村争夺地盘，他敢于与县和镇领导据理力争，也善于利用外界的声援来改变自己在村庄竞争中的不利态势。从老支书的角度来看，老干部们也懂得软硬兼施。从为村民买喷灌设备到阻碍村务移交，从定点承包村公共工程到为少数干部谋福利，都体现了他们运用潜网络和优势资源对村庄局势进行软控制的能力。从老支书儿媳妇的骂声到张忙的拳头，再到一些“不明就里”的烧门、劈门事件，却又展现了村庄政治竞争“铁血”的一面。再说崔喜，他也同样善于利用公章这一软权威和兄弟多这一硬权威来提升自己在这场复杂竞争中的地位。然而，从总体上来看，各方都懂得利用国家法律及相关政策来作自己合法性的论证，但又都运用了法律之外，甚至违法的手段来抑制对方。不过，更多的还是运用一些更为精细的竞争技术，例如换锁、录音、藏账本、骗公章，甚至于流眼泪……《灰村》充分展现了村民围绕村庄资源，在村民自治的框架下所展开的竞争的复杂性。它不是简单的草根民主与所谓专制的对抗，而是村庄及村庄外的种种力量在长期竞争过程中的利益（或许也有理想的成分，甚至也包括基本的政治情感）碰撞、交错与再生产。这是《灰村》全面、客观性的体现。
　　从上述人与事的两方面来看，无论就草根民主的发展来说，还是就乡村治理的运作来说，老崔都是有着极强的行动能力的，至少不亚于他的“敌人”。但是，在这场持久的竞争中，为什么老崔却始终难以真正取得胜利呢？这是《灰村》从更为深刻的层面上给我们提出的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对此，笔者认为应当看看《灰村》向我们展示的草根民主与村庄政治竞争的生态。因为，人也罢，事也罢，都有其基本的生态基础，人是在特定的环境中行动的，而事也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发生和发展的。
　　《灰村》所呈现的政治生态是多层次的。
　　从国家的层面上来看，《灰村》所涉甚少，但在灰村叙述中偶尔夹带的各种新闻和对老崔与上层及记者、专家们交往的描述，为我们勾勒了灰村外面的世界的快速变迁与五彩斑斓。灰村的故事是国家推行村民自治和进行基层民主建设过程中众多故事中的一部分，《灰村》是中国乡村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何去何从的众多问号中的一个。
　　从县与乡镇的层面来看，在压力型的生态环境中，县与乡镇有着很强的政治压力、社会压力、经济压力。在这样的环境中才会如《灰村》所示，乡镇更为重视的是硬的农村管理，而不是软的村民自治。如果村委会能配合乡镇完成任务的话当然是好事，但若因为“自治”而使得其话无人听，其事无人做，则显然不符合乡镇的心意，何况老崔还要将这种矛盾散播的外界和高层！再者，从管理区干部的腐败行为和镇领导对灰村15年的账目讳莫如深来看，《灰村》给我们粗描了一幅若隐若现的镇领导与灰村老干部的“合影”。它似乎在说，镇与村（在很多情况下也包括县）是一个利益高度相关的共同体。县、镇两级为了表示对保持村庄平静　（平静的背后是什么已经不是一个重点问题了，只要不在自己任期内出问题即可）的力量的支持，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了村庄层面的政治竞争过程。草根民主所嵌入的村庄，实际上是县乡村三级高度关联条件下的村庄。这个共同体中间的竞争格局虽然偶尔也可能会因外界的力量而暂时改变，但在总体上它是稳定的。《灰村》的叙述表明，正是因为与这个共同体利益的貌合神离，导致了老崔的起起落落。
　　从村庄本身的层面来看，《灰村》有着更为精细而出色的叙述。第一，《灰村》表明，灰村是一个人情味淡化了的村落社会，宗族意识已经基本消解，仅留下的是小亲族间的纽带还较紧密。第二，灰村比较富有，但尚缺乏新型的经济精英。第三，灰村的分层仍不算充分，在这里有老干部为代表的“掌权”精英，有以老崔为代表的“夺权”精英，也有支持这两方的中间层精英。但人数都很少，尤其是中间层精英发育很不充分，剩下更多的是沉默的普通村民。在这种村庄里，如果无涉利益的话，村民是不会为了所谓的“正义”、“民主”而形成集体行动的，同时因为村庄的富有，更加加剧了“民主”与物质利益之间的矛盾，容易打动村民的是物质利益，而不是正直的人格魅力。因此，当老崔挑战老干部的利益优势时，绝大部分村民只是想乘机搭个便车。而当老崔受挫或者老崔争来的好处又为另一部分精英所占时，老崔的人格魅力并不能为他争得村民的支持。村民当然也关心村里的账目，但并不会积极主动去付诸行动（抑或说静默本身亦是一种行动？）。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我们看到了《灰村》所“刻画”的种种村庄政治角色：疾恶如仇的老崔，威震一方的老支书，“软官硬渡”的崔老爹，不愿与兄弟一起承担风险的崔联的弟弟，敢管村民串门为何事的老支书儿媳妇，用拳头与斧头说话的张忙与崔雷，先反支书后反老崔的崔喜与崔保，靠眼泪感动老崔的张老汉，以及站在自家门口敲着碗，时而叫老崔时而又叫支书“到我家吃饭”的村民，等等。在这样的村庄政治竞争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仍是有组织的少数对无组织的多数的沉默。这是草根民主的尴尬，也是老崔的苦恼。对他而言，正如《灰村》所形容，二者就像“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鸡毛”。
　　从国家、县、镇、村等几个层面的政治生态描写来看，《灰村》是立体而丰富的，其分析虽然含蓄（或许让我们感觉不到直接的分析），却是富有启发的，这大概正是《灰村》最为深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