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2期-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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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问题是，西方的哲学是否总是在坚持非直观的概念？是否对概念的原创性未加一点涉及？不是。随着对认识反思的深入，西方人也看到了其中的一些弊病，也在弥合概念和直观的隔绝。康德就是一例。一方面，康德仍秉承希腊古训，一是认为概念和直观绝对异质，二是崇尚理性和逻辑，认为只有研究先天概念的逻辑才是纯粹真理。另一方面，他为了解决知识的创生性问题又试图将先天概念运用于直观。由此他确立了知性作为纯直观（感性）和纯概念 （理性）这个认识的中间环节。在康德看来，知性的法则虽然也是概念（范畴），但这概念与理性概念不同，它们是与直观的固有关系，因此，它们就不能合法地离脱感性直观，在纯概念中活动，而只能应用于直观材料，对直观材料进行综合连接活动，以实现“感性材料的必然连接”。这种“感性材料的必然连接”就是科学知识。康德的先验逻辑，核心内容就是关于知性概念的逻辑，而其建立的原则就是概念与直观的逻辑关联性或张力关系。
康德通过知性法则的探讨，接触到了思维的原创性环节。一般说来，思维可以分为原发性环节和继发性环节，原发性环节是一种思维的自生自发性，最能代表思维的创造性，康德的知性活动以范畴综合感性的环节主要涉及的便是思维的原发性环节。所谓继发性环节，便是在对原发性环节的规律进行反思后在这种反思成果制约下的自觉的思维活动。由于继发的思维活动受对原发活动之反思的制约，而不同的反思又有不同，故而继发活动便有不同的特点。前面所说的西方特有的、在逻辑法则规范下的逻辑活动，便是在对原发活动之逻辑线条的反思的制约下形成的继发的思维活动；而所谓的形象思维，则是在对原发活动之形象法则的反思和理解的制约下形成的继发的思维活动。更有甚者，即使是对原发活动的逻辑反思，也各有不同，有的关注纯形式，有的关注内容等等，因而也会产生不同的逻辑法则，进而出现不同形式的逻辑思维，如普通的逻辑思维、辨证思维等等。由此看，康德关于知性活动的研究，对揭示思维的本真状态、原创状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那么，知性作为思维的原发性活动的机能是什么？具体说，是什么机能实现了感性和理性、直观和概念的结合？康德认为是想象力，特别是先验想象力。想象力这个机能并不是康德的发现，前此的经验论者几乎都用过它，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合理的规定。前面说过，亚里土多德分感性和理性、直观和概念，但它也认为在二者之间有一中间分子，这就是想象力。想象力成就象，因而是直观，但同时想象力之象又有一般性的特点，因而是象概念。另外，想象力虽在形式上象感性，但它又不同于感性的接受性，而是具有理性所具备的自发自生性特点。换句话说，它可以将意化象，诉诸直观，而不是单纯接受直观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想象力是自由的，它可以在意和象、象和象之间摆动。康德正是运用想象力的这个特点，实现了范畴和直观的联系。在康德看来，范畴可以通过想象力化为范畴的“先验图型”，而通过先验图型，范畴就能与感性达到融合。对康德所提出的范畴的图型，黑格尔的评价是中肯的，他认为康德虽然将知性看作逻辑功能，认为范畴和直观是异质的，但先验图型说却是“直观的知性”或“知性的直观”。
进一步的问题是，图型作为直观、作为象是何种象，康德认为它不是空间之象，而是时间之象。时间作为内感直观形式，是心灵之自生性的场地。因此，时间之象就不再是具体形象而是一种心灵的继起状态的体现或内在体验。在康德看来，先验想象力在时间中运行，方产生范畴的图型，实现概念的直观化。在这里，究竟想象力和时间是什么关系，谁最基本，尚有讨论的余地。但康德以想象力和时间来弥合感性和理性、直观和概念的努力，在西方将直观和逻辑相割裂、并在此割裂的前提下遮蔽认识原创性活动的认识理论占主流的情况下，其积极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在后的先验哲学家，如费希特和胡塞尔，均把想象力归为思维的主要能力。费希特认为，意志的机能是“努力”，而整个认识的基本机能则是“想象力”；胡塞尔也把“本质直观”或范畴直观的活动看作是“自由想象力的变更”。可以说，在先验哲学的影响下，西方产生了一个由逻辑向直观、由概念到象回归的潮流，即回归到思维之原创性的潮流。而这个潮流在形而上学上的表现，则是将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核心概念——存在的时间化，也正是在时间中，存在的本真意义、形而上学的原创性才能彰显出来。
3．上述沿西方哲学思路所作的分析表明，尽管西方人善于逻辑思维，不容易捕捉到思维原创性环节的真实状态，但仍然程度不同地抓住了其重要特征，即：意和象、概念和直观是融合的。
实际上，思维总是语言—思想统一体，而思想又是象—意统一体。如果按西方人的说法把思维形式称为“概念”，那么言—象—意的上述统一便是概念的真实存在状态，或者说是原发状态的本真的概念。如果也按西方的机能学说，实现这统一的活动便是想象力。其中，象和意是同一想象力的产物，只不过前者是向外的，而后者则是向内的和体验的，前者是想象力表现形象的功能，后者是想象力表现形象意义的功能。一般说来，这二者处于张力的两端，相互包含。前者有多高，后者也有多高；反过来也是如此。概念的内容在原发的状态上，其内容便是这样一个意一象统一体，而构成这统一体的机能便是想象力的活动。比如，一种性质的共相，如红这个共相，它在原创性环节上的内容并不是某种固定的意义，而是想象力在不同红的形象的差异中所达到的同一性的体验，红就存在于这体验与形象观照的张力活动之中。胡塞尔认为本质直观乃想象力的自由变更，从描述的角度显示了这一点；黑格尔认为本质自身是同一和差异的统一，则是从逻辑的角度猜测到了这一点。
既然意和象相互包含，各自潜在包含对方成为一整体，那么概念便可以有以形象为主的概念和以意义为主的概念，即形象概念和意义概念；就概念成熟于语言来说，也就有以形象为主的语言和以意义为主的语言。相应地，概念思维也就有以广义的象征性为主的形象思维和以规定性及其线形运演为主的意义思维。但是应注意的是，在这里意和象并不是割裂的，而是象中有意、意中有象，并且二者处于互动的张力结构中。所以，形象思维是包含意义理解在内的统一体，而意义思维也是包含形象观照在内的统一体，只不过后者隐而不显，处于背景状态而已。由此看，在思维的原发状态，象贯通于概念（包括形象概念和意义概念）之中、而象的活动亦贯通于概念思维（包括形象思维和意义思维）之中。
但是，人往往要支配自己的思维而进入思维的继发过程，一旦如此，由于其受反思前提的支配，上述思维的原发过程便会或多或少地被遮蔽，概念的本真状态也会或多或少地被掩盖。一方面，如果在继发过程中过于专注象及其流动，而忽视与其相生的意及其逻辑含蕴，这就往往造成对思维确定性忽视。另一方面，如果过于关注意而忽视与其相生的象及其运动，则往往把概念理解为僵化的规定，并在此基础上产生线性逻辑，产生抽象的逻辑思维。当然，对思维之原创性遮蔽最甚者是后者，即西方在意象割裂的前提下所形成的特有的抽象逻辑思维。与此相比，中国学者在对思维朴素反思基础上所形成的象思维类型，虽然也是自觉的继发性思维，但其中所渗透的反思更接近思维的原创性，因而它可以被看作思维原创性在更高层次上的或自觉层次上的发展。因此，上述西方哲学从逻辑到直观、从概念到象的回归趋势中出现西方哲学家（如海德格尔）借鉴中国文化资源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本文作者系吉林大学哲学系教授） （《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王树人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31．00元）
早期中国德语文学学科史的若干史实问题
■ 叶 隽
《“八十年前是一家”》（《读书》2005年第3期）一文论及中国德语文学学科史 （“日耳曼学”这个词似乎不太合适）的若干问题，确实很重要。因为这事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于新一代学人如何清理史料、对待传统，在中国现代学术的新世纪进程中“与有力焉”，关联密切。在若干大的学术立论上（诸如“南宗北宗”的区分），笔者尊重杨武能教授的个体立场，不做价值判断（关于这个问题，将会在《学科史构建与学术史进程——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的研究中做全面深入的论述）。但在具体的史实之上，似乎有必要略做补充或商榷，以免造成误解。谬误之处，请杨武能教授与各位前辈、学长指教。
一是关于同文馆的建立。作者说：“例如1862年创立的京师同文馆便设有德文馆。”这种说法不甚确切。京师同文馆建立之初，就只教授英、法、俄三国文字，不包括德文。1871年普法战争后，普鲁士击败强大的法国，实现德意志的统一，其军事和政治地位显然受到中国重视，京师同文馆于同年开设德文馆。（参见朱有瓛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1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新设德文时称“布文”。这事情看似很小，不过是名字的发音罢了，但却反映出当时国人对德国的了解。因为此前一直是与普鲁士打交道，所以很有可能是以“布”代“普”音。如有论者就提到W．N．Hagen就是作为第一名“俄语与普语”（fǖr russische und preuβische Sprache）教师于1872年任职于同文馆的。Huang Yi：Der deutsche Einfluβ auf die Entwicklung des chinesischen Bildungswesens von 1871 bis 1918—Studien zu den kulturellen Aspekten der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in der Ara des Deutschen Kaiserreichs（1871至1918年间德国对中国教育发展之影响——德意志帝国时期中德关系的文化视角研究）．Frankfurt am Main，Berlin，Bern，New York， Paris & Wien：Peter Lang Europai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1995，S．59．），后才改教德文。（参见《齐如山回忆录》第28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关于同文馆情况，请参见苏精：《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台北：1985年）
二是关于杨丙辰。作者说：“……且未出现杨丙辰似的在学术和翻译方面卓有建树的学者”。杨丙辰其人，学术经历牵涉到中国现代学术的北大、清华两大传统（尤其从德文学科史意义来看），确实是中国德语文学学科史上的重要人物，其人在翻译方面或可谓“颇有贡献”，但在学术上却不宜评价太高（这一点作为汉学家的傅吾康说的很清楚）。作为后人来衡定学术史，少不得的就是“中正公允”之原则。从科目设计上看，杨氏对德国诗歌还是颇有造诣的。杨氏的学术水平或许也不错，但在学术研究上确实建树不多。就以他发表的《歌德与德国文学》为例，虽然不乏自己的见解，对资料也算比较熟悉，但以现在的眼光看，很难说这是严谨的学术研究。真正在学术上对北大德文系有实质性推进的，不是他，而是洪涛生。虽然从感情上来说，我对杨丙辰很有“同情之理解”，但这与对他的学术史地位的判断是两回事。关于杨丙辰其人，作者另撰文《花自飘零风尘中》有较详细论述（参见《读书》2005年第8期）。
三是卫礼贤与中国德语文学学科的关系网。1921年，卫礼贤退出同善会，摆脱了传教士的职业和身份。1922年，卫礼贤再返中国，这一次他是以德国驻华使馆学术顾问（Wissenschaftlicher Beirat）的身份来的。1923年卫礼贤失业，因为经济危机的缘故，德国外交部大幅度削减人员，卫氏本来就不是外交官身份，故亦在被裁之列。蔡元培于是送了一纸聘其为教授的一年期合同给他。可惜的是，卫礼贤与北大的因缘，并不表现在聘用关系的长久上，他努力谋求的是德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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