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6-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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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青年学生进行革命化思想的教育，强调青年要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在提出“接班人”教育后达到了高潮，培养接班人的活动与青年学生在“文革”中的思想行为关系极大。它的直接后果是将学生导向了政治目标，并加强了只看家庭出身的“血统论”倾向。它还引发和加剧了学生中的权力意识和激烈竞争，当“革命青年”是没有名额限制的，而“接班人”却只限于极少数出类拔萃之辈。革命青年是一种称号，而“接班人”却是一种政治地位（掌权者）。“老一辈革命家们自信自己已经建立了千年王国，其合理性和合法性都不容置疑”。而下一代人的使命，就是做一个“党叫干啥就干啥，放在哪里哪里亮”的驯服工具，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做一个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忠于党和毛主席，关心国家大事，富于献身精神，渴望为革命建功立业，不怕流血牺牲，认真负责、积极进取、勤奋好学、吃苦耐劳，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等等，渐渐在一代人（起码是部分人）身上成为了现实，“被铸进了剑身”——这就是许多亲历者所说的，为“文革”做好了准备，在“文革”中结下了丰硕的果实。　
　　罗点点以其父罗瑞卿所遭受的迫害为例，谴责人世间所有的暴力和恐怖，摈弃鲜血培养的花朵。对毫无忏悔之心的恶人，难道不应该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吗？中国人缺少忏悔的因子，当年那些有意无意作恶的人，没有多少出来忏悔。前些年《南方周末》开展以忏悔为主题的征文，只刊登了几篇就终止了。当年的打手、凶手们，有几个能“在审判台空着的时候自己走上去”呢？罗点点说：“文革中千千万万屈死的人，都只能使用一个没有主语的奇怪字眼——迫害致死。这是人类逃避法律责任最伟大的文字创造。”对当年千百万少不更事的男女红卫兵们无法无天、丧失理智的行为，在今天已经不可能再追究其法律责任了，他们也是那个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受害者。但是，作为一个在地球上生存过的人，参与残害虐杀的人生经历终归是一段耻辱，是无法被后来的任何“光辉业绩”所抹杀的，只要有点儿良知，总会感到良心不安。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在获得了诺贝尔奖以后，终于还是以某种形式披露了自己早年不光彩的历史。对于他最后的坦白，公众可以有不同的反应，或谴责其隐瞒太久，或欢迎其良心未泯，或原谅其年少无知，但恐怕没有人会认为那是值得隆重地大肆宣扬的光辉业绩。德国曾出现过祸害人类的法西斯，但德意志民族是有希望的优秀民族，因为其从上到下都具有深刻的自省和忏悔精神，所以才能从灾难的废墟中获得新生。前些年《南方周末》有篇回忆思想解放的先行者遇罗克被害的长篇通讯，提到过一个神秘的关键人物：片警（户籍警察）。陈凯歌的家被查抄是和一个住在同院的同班同学的举报有关，而当年的红卫兵们四处抄家、打人，把人送进北京一中劳改队和北京六中监狱，或遣送回原籍，是谁奉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指示，向不知情的红卫兵们提供了具体而准确的住址和姓名？就是那些未露面的片警！不然红卫兵们怎么会知道这些素不相识的“坏人”？“文革”是亿万中国人的集体作品，其发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再谈谈仇恨教育：我们从小心目中的地主，就是文学作品中的周扒皮、黄世仁、刘文彩、冯兰池、何大拿、韩老六等（这当然是源于现实生活中的典型化形象）。我们从小唱的歌，就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等我们下乡插队到了农村，却发现还有另一种地主：有文化、有见识，精明能干、技术活干得好，工分挣得多。南方鱼米之乡的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往往讲的是1959…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多少人，那时的人们把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也归罪于刘少奇了。在旧社会什么人才能成为地主？除了贵族，多数大概是由比较能干的富裕中农和富农发展而来的；还有做官或经商后置了田产的；受到政府奖励的军功地主等等。北京人艺的话剧《狗儿爷涅槃》所演示的是：当地主是封建社会农民最正常的理想，这是由小农经济基础所决定的，马克思对此早就有过精辟的论述。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指出：对农民欺压最甚的不是地主，而是官僚和官僚制度，所谓“官逼民反”。引起农民造反的主要原因，也不全是所谓田地都集中到地主手里了。据杜润生《中国的土地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中的统计：全国土地改革前，占农村人口4。75％的地主，占有全部耕地的38。26％，地租率一般为50％左右。农村中的阶级矛盾也不像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那样普遍地尖锐激化。我在下乡插队时就曾奇怪：一些贫下中农整天与地主富农嘻嘻哈哈，怎么没有一点强烈的阶级仇恨呢？当然，新中国的阶级敌人并不限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叛徒、内奸、特务，还有国际上的帝、修、反，后来又加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正是这种缺乏科学内容的简单的仇恨教育，与忠诚盲从和个人迷信掺合在一起，除了培养出疾恶如仇的品质，“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地冷酷无情”。还驱使红卫兵们满怀深仇大恨，对眼前的“阶级敌人”做出种种惨无人道的行径，在越过了人类文明的底线之后，反而获得了以折磨人为乐趣的快感。这些负有“解放全人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满怀豪情壮志却不懂得人类优秀文化的青年学生，在“文革”初期就这样成了一批只会进行丑恶地盲目破坏而不会从事新建设的匆匆过客。事实上，到了“红卫兵运动”的后期，许多人就已深陷于帮派斗争之中，嘴里说的是保卫毛主席，行动上却是在维护山头的利益和个人得失。于是，投机钻营者有之，趋炎附势者有之，卖身投靠者亦有之。更有一些红卫兵组织依旧闹派性、搞武斗、制造事端，还有的整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甚至成群结伙打架斗殴。　
　　事实上，红卫兵性格绝不仅仅只是属于那一代青年，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它是整个民族精神缺陷的一种体现。当年不正是父辈兄长的生存方式及处世哲学，才熏陶出一代红卫兵的性格吗？同时，红卫兵性格作为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作为历史精神的折射，已经成为历史的积淀，它甚至会或多或少地在每个人身上存留，并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后人。今天，我们仍然不能忽略这种精神的缺陷，不能让历史的阴影来遮掩我们审视现实的目光。　
　　（参阅：定宜庄：《中国知青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月版）　
　　　
　　（责任编辑　李晨）

父亲被“审查”的日子里 ·张　刃
　　1968年3月，在停课近两年之后，我们“升”入了中学。如果按照正常的程序，那年我们应该读初中二年级，第二年毕业，这就是“六九届”的由来。若论文化程度，我们实际上只是读了六年小学。　
　　　
　　父亲被“揪出来”了　
　　　
　　开学不久，虽然有了文化课，但没学几天，又一次新的运动来临，叫做“一批三查”，重点是清理阶级队伍。这一次，我父亲没有逃脱厄运，我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　
　　我父亲张高峰，曾是《大公报》记者，40年代写过一些有影响的报道，虽然自诩“中间偏左”，却从不为当局所喜。他被“揪出来”，罪名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反革命老报棍子”。那年他整50岁。　
　　当大字报从机关贴到我家门口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大祸临头了，我们的前途也完了！学校收回了我刚刚得到的红卫兵袖章，我也被“清除”出革命队伍了。那一刻，我感到了一种绝望。　
　　那天，机关的“造反派”来到我家，搜查我父亲的“罪证”。奶奶当时就吓得坐在那里不能动了（她的一位表嫂，是民国总统冯国璋的女儿，在1966年8月抄家风波中，红卫兵破门而入，老太太竟当场吓死了。事后人们都说她有“福”，没有受更多的罪），我和弟弟默默地看着那些人翻箱倒柜，不时地把一些东西装入袋子。当他们搜查到我的书桌时，不知为什么，我竟说了一句：那是我的东西。他们瞪了我一眼，居然没有采取行动。其实，所谓我的东西，也不过是红宝书、笔记本之类，至多有几本从旧书部买来的破书。我并不怕他们查出什么，只是觉得他们不该来搜查我。事后我有些后怕，倘若那些人蛮横起来，说“老反革命唆使小反革命对抗革命群众”，我一家不是罪上加罪了么？　
　　由于大部分有可能成为罪证的日记、照片、资料两年前就已毁掉，“造反派”的搜查没有多少收获。连我家仅留存的袖珍英汉字典和日汉词典也被搜走了，大约是想查证我父亲有无里通外国之嫌。　
　　后来才知道，搜查证据只是幌子，查抄我家存款才是目的。住在我家楼下的王姓工友是主谋。他认定我家有钱，父亲没有彻底交待。其实，我家的全部存款是4000元，那是准备给我们几个孩子上大学用的。但在当时，那也是一大笔财产了。　
　　　
　　“狗崽子”生活　
　　　
　　学校也在“清队”，成立了由骨干红卫兵组成的警卫排，把“表现不好”的“狗崽子”关押起来，每天强迫劳动，并不时与其他学校“交流批斗”。那些“狗崽子”被打得服服帖帖的，受伤了也不敢吭一声。在校园里劳动还好，卖力气就行，押到外校去批斗最痛苦。从出校门开始，就要坐“喷气式”，两臂向后高高扬起，被两个红卫兵左右一手摁肩膀，一手掰手腕，以使头尽可能低下，这样一路走下去，人早已瘫作烂泥了。瘫在地上是不行的，连踢带打还须起来，站不住就跪着，手臂照样高高地后举，头则几乎触地。那滋味可想而知。面对那情景，任何一个“狗崽子”都明白不守“规矩”的后果，都自觉地矮人三分。社会上自杀的人又开始多了起来，成为文革的第二次高峰。我所在的合江路中学距海河只一街之隔，时常被同学喊去看死尸。一天，刚刚吃完早点，还没进教室，我又被叫去了。河滩上躺着一具尸体，皮肤惨白，大约是溺水时间过长，加之气温很高，曝晒之后，尸体鼓胀，有的地方破裂了，往外渗着液体，苍蝇嗡嗡地围着尸体转。俄顷，有一队人来到河边，拿出随身带来的标语，覆盖在尸体上，内容无非是“死有余辜”之类。有人用棍子捅那尸体，我想，这就是所谓“鞭尸”吧？忽听“噗”的一声，尸体被捅破了，恶臭和血水涌了出来，我的胃一阵抽搐，把刚吃的早点全吐了出来。我们掉头就向学校跑去。　
　　文革的头两年，我看到的死人太多了，淹死的、吊死的、打死的、不知怎么死的，没有一张脸是安详的。有相当一段时间里，我时时感到恐惧，感到血腥，并且常常被噩梦吓醒。　
　　“造反派”继续在经济上下手，宣布停发我父亲的工资，每月按人口发生活费，每人8元。在当时，8元是国家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低于8元就要给补助了。以那时的物价计算，按照国家规定的定量，每月要用4元钱买粮食，剩下的4元用于买油、盐、酱、醋、煤球、劈柴，至于添置衣物，就只能靠从这有限的钱里面省下来慢慢积攒了。　
　　改发生活费后，我家经济条件骤然恶化，存款已冻结，只能精打细算了。当时的白面每斤0。185元，而玉米面只有0。1元，我们就尽量少吃白面，以节省每一分钱。蔬菜可以靠捡拾的菜帮、败叶，而肉食则没有白来的，只能少吃或不吃。煤是必须买的，做饭、取暖都离不开。我学会了蒸窝头、揉馒头、擀面条、炸花椒油拌面，当然还有切菜。但我不会做复杂的饭，特别是炒菜。因为当时无菜可炒，也就没学成。家里实在没有钱可花时，就开始变卖衣物。父亲唯一留存的一件狐皮大衣就是在那年冬天送到寄卖行去卖了55元钱，家里过了一个还算说得过去的春节。　
　　值得一提的是，那位姓王的“造反派”忽然病倒了，肺癌晚期，咽气之前还念念不忘“张高峰还有钱，他没交代。”真不知他为什么对这件事如此耿耿于怀。可惜他死了，留下孤儿寡母5口人，日子过得挺艰难。待我家日子好一点了，奶奶还常常接济他们。我却不以为然。　
　　　
　　看父亲交代“罪行”　
　　　
　　那段时间，我看到父亲总是不停地写材料，说累积盈尺绝不夸张，他右手掌边磨出的厚厚老茧就是证明。他所交代的社会关系，就分成共产党方面、国民党方面、海外关系、同学、亲戚等若干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