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乡电子杂志103期-第8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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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规模推行计划生育工作的条件，因而在党和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积极配合下，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仅仅用了短短的七年时间，到一九七六年就降到了千分之十九点九一，基本接近了人口世代更替的水平。这一事实，证明了毛泽东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正确，同时也说明，“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之类的观点是非常浅薄的，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当然更不符合历史事实。说句实在话，就咱们现在这些人的智慧和能力，这些见识水平，怎么能与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党员干部一比高低呢？能把精神领会好也就非常不错了，偏偏咱们还能得不轻，一会儿创造个理论，一会儿出来个思想，再不就更新个观点，总要变个法子来显示显示自己，好像自己真的比毛泽东还要高明得多。其实，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上，真正能够创造出完善的理论思想体系的，实在是屈指可数，理论创新这个东西并不是随便谁都能玩得转的，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渊博的知识，更要求丰富的实践积累，还要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漏洞百出、庸俗肤浅、一驳即到、脱离社会实际的东西是不能算数的。
五十多年来，我们一直为我国人口的过快增长而感到担忧，八十年代以来更采取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极端的计划生育措施。然而，九十年代后我国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下降，给我们带来的并不是兴奋，更多的是不安。这是因为，我国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已经大大超出了合理的限度，远远低于人口世代更替的需要，这哪是什么计划生育，简直就是急性的民族自杀！伴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又出现了人口老化这一新的情况，而且我国人口老化的速度出人意料，老龄化现象来势迅猛，呈现未富而先老的窘态。一九五三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六十五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百分之四点四；一九六四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六十五岁以上人口为三千八百一十七万，下降到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点六；一九八二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老年人口的比重上升到百分之四点九；一九九〇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六十五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上升到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点五七，二〇〇〇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六十五岁及以上的人口为八千八百一十一万人，进一步上升到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点九六；二〇〇五年全国百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表明，六十岁及以上的人口为一亿四千四百零八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点〇三，其中，六十五岁及以上的人口为一亿零四十五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点六九；二〇〇八年底，中国六十岁以上老年人口一亿五千九百八十九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其中六十五岁及以上一亿零九百五十六万，占总人口的比例为百分之八点三。中国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都在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加速增长，远远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更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庞大的“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对于人口老龄化，国际通用标准是一个国家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百分之七即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采用的标准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百分之十即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过程，发达国家大多用了半个世纪到一百多年的时间，而我国却只用了短短的二十多年就完成了这个过程，并且将长时期保持很高的递增速度，人口老龄化速度居世界首位。中国尚不富裕，却已经迫不及待的跨入到老年社会的行列，并且是所有老龄化国家中最穷的一个！更加令人沮丧的是，当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尚处于黄金时期，人口老化问题已经如此严重，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再过三十年，不仅中国人口会持续下降，而且老年人口的比例，将达到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纪录，也是一个使人窒息的纪录，眼下是九个劳动人口（十八至六十四岁）对应一个老年人口，我们已经感受到人口老化的压力，三十年后将是每个劳动人口对应两个老年人口，简直就是天塌下来了！现在这些正在享受幸福生活的年轻一代，有相当部分是在溺爱中成长的，曾被形容为家庭的小皇帝，没有经受过任何风雨的考验，是非常脆弱的一代，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代人，却要承担有史以来最为沉重的抚养重担，他们能够承担得起这样的重负吗？也许有人认为，自己可以乘着年轻力壮时多多积攒点钱财，等到自己年老以后，完全依靠社会来安度晚年。当然，对于现在的老年人来说，采用这样一种养老方式，自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当前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尚处于黄金时期，有大批年轻力壮的劳动人口来承担这一工作。问题是，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不可能永远保持黄金时期，三十年以后，当现在的壮年劳动人口全部进入老年状态以后，年轻力壮的劳动人口将显得极为稀缺，极端严重的人口超老龄化问题将把整个社会压得喘不过气。到那时，谁来抚养我们的老年人口？展望这样的前景，实在是让人不寒而栗！这显然是极不公平的，享受到了计划生育好处的人，却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而造成的恶果却要由几十年后的人去承担。追究责任吗？时间都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了，当年的决策者早就不在人世了，能有多大的实际意义？鼓励生育吗？社会本来就已经不堪重负，增加生育无疑会雪上加霜，何况把这些新增人口养育成人，又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远水解不了近渴。另外，强迫人们节制生育，通过铁心肠、铁手腕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如果人们自己不愿意生育的话，有没有办法强迫人们去生育？有没有办法强迫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含辛茹苦地养育后代？反正我是想象不出来。实践证明，养育孩子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这里面的酸甜苦辣，只有养育过孩子的人才能体会，所以才有“不养儿不知报母恩”这样的说法。当整个社会的生育意愿下降之后，当人们普遍体会到少生育甚至不生育孩子的快乐、幸福和好处之后，再想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至少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所有鼓励人们增加生育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澳大利亚、西班牙、比利时、乌克兰、智利、中国台湾地区等等，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激励措施，鼓励女性结婚并生育，但至今收效甚微，没有出现一个成功的例子，低生育水平不但没有升高，反而普遍继续下降，但愿将来的中国会成为唯一的例外。
更加令人沮丧的是，我们在人口方面遇到的麻烦并不仅仅只是人口加速老化这一个问题。九十年代，在中国人口快速老化的同时，我国育龄人群中的不孕不育比例也在急剧攀升，七十年代这一比例仅为百分之一，八十年代中期虽然上升到百分之三，但在全世界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八十年代以后，我们开始以冲刺般的速度加速追赶，现在已经达到惊人的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在这个冷冰冰的数字背后，不仅是一张张无助和焦虑的面孔，还有我们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命运。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之所以出现育龄人群中的不孕不育比例急剧攀升，原因主要是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食品污染。在现代社会，人造化工产品得到广泛的应用，其种类和产量都在不断地增加，人类实际已经难以离开这些化学制品，在居家休息、交通、饮食、服装、休闲等日常最基本的活动中都不可避免地大量接触它们，天长日久，这些化学制品渐渐在人体内不断积累，从而影响到人们的生育质量。有研究表明，在过去的五十年间，男性精子几乎减少了一半，并且每年还在以百分之二点一的速度减少。环境污染使男性无精症、少精症、弱精症患者明显增加，精液质量评价各个指标均能达到优良者还不足百分之五，各项指标能达到正常标准下限就已非常不错了。一九九九年，科研人员在北京郊区的驻军中，随机选择十八至二十五岁由外省市入伍的农村战士，要求入伍时的年龄在十六七岁，在部队生活一年以上，青春期后无不洁性交史，在采集精液后进行精液质量的评价。结果与八十年代初期北京城区男性数据相比较，精子数目下降百分之五十以上
，每次排射精子总数下降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精子活动率下降百分之二十五以上，优秀和良好前向运动的精子活动力下降百分之三十以上，正常形态精子百分率下降百分之二十以上，精液量下降百分之二十以上，精液质量的下降已经超过了人们能够接受的程度。此外，另一个导致育龄人群不孕不育比例上升的重要原因，是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以及现代社会的精神压力。在当代社会，人们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由于突出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弃了毛泽东时代注重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代之以冷冰冰的令人眼花缭乱望而生畏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各种层出不穷花样日益翻新的考核指标，在国企改革中，一味强调用铁心肠、铁面孔、铁手腕去砸职工的铁饭碗、铁工资，加之就业形势紧张，保障措施缺失，所有这些，都加剧了人们的心理压力，造成人们的焦虑情绪，容易引起内分泌失调。同时，现代性观念的转变，性生活年龄的提前，女性人流次数增多，这些都是造成不孕不育比例急剧攀升的罪魁祸首。
由于我们长期片面的计划生育宣传，对我国传统的生育文化的打击是致命的。有调查显示，北京地区一九七九年十五至三十岁青年农民愿生一孩的比例为百分之二十六点七，九二年有子女妇女愿生一孩的比例升至百分之二十九点八，到九四年则已达到一半以上；想生三孩的比例则一直在下降，七九年的青年尚有百分之四点五，九二年已降为百分之一点二，九四年则基本无人愿生三个孩子了。二〇〇三年上海市十八至三十岁年轻人生育意愿调查结果表明，受调查者打算生育孩子的平均数为一点一〇，较二十年前的二点〇四明显降低。北京的情况也是这样，据有关机构调查发现，与一九九〇年相比，北京三十五岁以下的育龄女性生育意愿已明显降低，一九九〇年一半的育龄女性在二十五岁时就有孩子了，到二〇〇六年这一年龄已提高到二十八岁；而在三十五岁以上育龄妇女中，未生育的比例越来越高，其中三十五岁仍未生育的比例，已由一九九〇年时的百分之四点〇八上升到二〇〇六年的百分之十一点七九；另外，在允许生二胎的独生子女家庭中，有六成以上打算只要一胎或者不生育。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曾对江苏省六个县的近两万名育龄妇女做过问卷调查。按照当地的政策，夫妻双方为独生子女或农村一方为独生子女的都可以申请生育第二个孩子，调查对象中符合二胎政策的约占百分之二十八，平均每对夫妇可以生育一点二八个孩子。但是，调查得到的已婚妇女的实际生育子女数平均为零点九九个，不仅低于政策要求的生育率，更远远低于群众所认为的平均一点四五个孩子的理想子女数。虽然在符合政策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妇女中，有百分之四十五认为一对夫妇有两个孩子最理想，但她们大多数只有一个孩子，而且大部分都表示自己不打算再要孩子了。上述情况并不仅仅出现在少数地区，而是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就全国范围来说，有大量符合生育二胎政策的夫妇放弃了生育第二胎指标。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计划生育就是“怎么样生孩子，怎么样养孩子，怎么样避免生孩子，要生就生，要不生就不要生。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其实计划生育的本意就是这样的，当人口出生率降低到一定程度后，就要采取措施，将过低的人口出生率提升起来。然而在我国，计划生育却演变成了单纯的强制节制生育，并且一实行就是几十年，也不管社会情况变化了没有。现在不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吗？怎么在计划生育方面却表现得如此僵化、如此教条，怎么就不改革、不与时俱进了呢？由于长期负面的计划生育宣传，我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甚至还出现了连一个孩子都不愿意生养的丁克一族。丁克来自于英语中的“DINK”，其全称为“Double
ine no
kids”，即双收入无子女，它形成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流行于欧美发达国家，稍后传入中国。从九十年代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