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乡电子杂志103期-第8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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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人。就世界范围来说，这一时期在工农业方面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发展，同期整个世界的人口在中国的拉动下也才增长了大约百分之四十。由于“毛泽东阶跃”，改变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持续下降的局面，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由一九五〇年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九上升到一九八〇年的百分之二十二点四，现在则下降到不足百分之二十，预计到二〇五〇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将进一步下降至百分之十五点三三。当然，有人可能会不以为然，认为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的持续下降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中国的人口越少越好，人口越少，自己平均占有的自然资源就会越多，所以中国人口的增加不仅不是毛泽东的功绩，而是毛泽东的罪责，因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口增加了，这些新增加的人口消耗了有限的资源，从而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光明日报》发表的朱相远的文章《错批一人误增三亿》，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一九八九年四月，《光明日报》再次发表该作者的文章《错批一人可纠，误增三亿难消——写在第十一亿位国民出生前夕》。其实，朱相远在文章中表达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毛泽东从一九四九年建国到一九七六年去世，总共只有二十七年的时间，即使按照这篇文章的观点，毛泽东时代真的“误增”了三亿人口，那么承担抚育这些“误增”人口负担的，主要也还是毛泽东时代。在毛泽东时代，这些“误增”的人口从整体上说还未长大成人，按照中共中央公开信的说法就是：在他们不能干活以前，就会多用钱，多用粮，影响生活的改善。当然，这些“误增”人口影响的只是毛泽东时代的生活水平的改善，因为在毛泽东时代要将这些“误增”人口抚养成人，“就会多用钱，多用粮”，还需要进行教育等其它方面的投入，这些投入需要二十年左右才能转化为新的生产力。恰恰在这些“误增”人口由负担和包袱转化为新的经济力，从而可以加速改善生活水平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却离开了人世。经过毛泽东时代的抚育和培养之后，这些“误增”的人口已经成为今天各行各业的骨干领军人物，是他们撑起了共和国的天空。说起来，我们更应该的是感谢毛泽东，而不是对毛泽东横加指责。国家统计局的资料也证明了这点：在整个毛泽东时代，由于人口死亡率的大幅下降，新增人口的大量增加，人均预期寿命的快速提高，人口总抚养比持续增长，到一九八二年已高达百分之六十二点六。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毛泽东时代出生人口的不断长大成人，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逐年上升，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我国人口总抚养比持续下降，到二〇〇七年已下降到百分之三十八，下降幅度约为百分之四十，年均下降一个百分点，人口年龄结构处于黄金时期。据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翟振武教授的测算，由于实行计划生育，给我们带来了四十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共节约抚养费约十七万亿元。这个人口红利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当然不是，主要还是毛泽东时代积累起来的，只不过当收获这些人口红利的时候，毛泽东已离开了人世。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当然是前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饮水思源、知恩图报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前人不是心存感激，而是动辄进行毫无道理的指责，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浅薄的观点，是最没有出息的表现。
实际上，毛泽东在一生中为子孙后代做了太多的事情。一九四九年，毛泽东接手中国的时候，中国历经百年战患，千疮百孔、疮痍满目、国家民族贫困到了极点。一百多年来，中国遭受了大大小小帝国主义国家无数次的侵略和欺凌。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并没有招惹其它的国家，然而列强们却一次次地打上门来，将战争强加在中国人的头上，中华民族一次又一次的被人欺凌，被逼迫着签订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不断的割地赔款，使中华民族陷入了深重的灾难之中，国家面临着极其严重的生存危机，人民处于极端的贫困之中。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解放战争实际上仍在继续进行，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康、西藏等省的全部或大部，陕西、湖南、湖北各一部，台湾、海南等沿海岛屿，约占全国总面积三分之一的地区，仍在国民党控制之下。大规模的土改还未来得及全面铺开，匪患活动猖獗，水旱灾害频繁，人民饥寒交迫……不甘心自己失败命运的蒋介石，不仅席卷了一切可以带走的财富，摧毁了一切可以摧毁的设施，而且预先安排布置了大批的潜伏特务，伺机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新解放区的基层政权尚未健全，已经建立的也还未巩固……经济方面，城乡贸易断绝，许多任务厂停工，本来就不发达的铁路交通约有一半处于瘫痪状态。上海解放时，人民政府接管的大米仅够全区人民吃半个月，棉花只能维持纱厂开工一个月，煤只够烧七天。一九四九年，国家财政赤字达全部支出的三分之二，从一九四九年四月至一九五〇年二月，国内连续出现四次大规模的涨价风波。以上海为例，批发物价指数以解放后的第一个月为一百，到一九五〇年二月已经达到二千零九十八，上涨了约二十倍。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即使是最大胆的预言家也不敢想象，这个曾经是饿殍遍地、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绝大多数人口为根本不识字的文盲的“东亚病夫”，这个几乎没有现代工业，以致于把煤油叫洋油，铁钉叫洋钉，火柴叫洋火，水泥叫洋灰，肥皂叫洋碱，缝衣针叫洋针，机织布叫洋布的极端贫穷落后的古老国家，居然只用了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就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的严密封锁下，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起了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由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从喷气式飞机、运载火箭到工业成套设备和所有农业机械无所不能造的工业大国。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曾形象的描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二十二年之后，当毛泽东告别人世的时候，中国除了拥有原子弹、氢弹、战略导弹这些尖端战略威慑力量以外，中国大地上奔跑的有驰誉世界的红旗牌高级轿车、解放牌汽车，天上飞的是自主制造的各种喷气式飞机，太空有围绕地球运转的各类人造地球卫星，海上游弋的有万吨远洋巨轮、核潜艇，工业上造出了万吨水压机，并且率先在世界上用人工方法合成了具有生物活力的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在信息技术方面，一九七五年，上海无线电十四厂成功开发出当时属国内最高水平的一〇二四位移位存储器，集成度达八千八百二十个元器件，达到国外同期水平。农业方面，建起了八万六千多座大中小型水库，培育成功并推广了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一系列优良品种。以北京为例，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北京周边是没有一座水库的，北京人喝的几乎都是“苦井水”，解放以后，尤其是在“大跃进”时期，北京在周边建起了八十四座水库。北京建造的最后一座水库是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开工，一九八三年六月竣工的白河堡水库。此后迄今为止，北京再也没有建造一座水库。现在北京可以使用的水库只剩下约三十五座，首都人的生命之源现在全仰仗“大跃进”时期建造的密云水库。当前正在紧张实施中的“南水北调”工程是从丹江口水库取水。丹江口水库原来也是没有的，是在毛泽东提出“南水北调”的远景规划后，才在汉江水系上建造的。丹江口水库的建成，为“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提供了可能，工程从丹江口水库取水一路北上，沿途经过的水库和人工水系，全部都是毛泽东时代建成的。如果没有这些毛泽东时代的辉煌成就，今天想从零开始搞南水北调，无异是做梦。当然，毛泽东时代所取得的成就远不止这些：在毛泽东时代，我们根除了历朝历代都不能消除的匪患，只经过短短的几年时间就使匪患在中国大地从此彻底绝迹；消除了卖淫嫖娼、赌博、吸毒贩毒以及拐卖妇女儿童等社会丑恶现象；进行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基本消灭了麻风、霍乱、鼠疫、天花等烈性传染病，控制了血吸虫病、大骨节病、克山病等地方病的流行，使淋病、梅毒为代表的主要通过寻花问柳之类不良性行为传播的性病在中华大地基本绝迹；开展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扫盲运动，结束了中国文盲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历史，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成就，其影响极为深远，不仅大大提高了中国人口的文化素质，更为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改革开放提供了可能；毛泽东在建国伊始就发表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提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的群众性体育活动，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身体素质，彻底甩掉了“东亚病夫”这顶屈辱的帽子……我实在不知道还有谁能做得比毛泽东还要出色，我们是不是觉得毛泽东一个人应该替我们完成掉所有的工作，然后让我们可以躺在上面坐享其成？有些人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一方面宣传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另一方面却要用比神还要苛刻的标准来要求毛泽东，这其实才是一种对毛泽东的神化。
我之所以认为“错批一人，误增三亿”这样的观点毫无道理，并不仅仅是因为毛泽东时代的成就，而是因为它根本就不符合事实，当时批判的只是马寅初的人口论而不是计划生育本身，更不等同于鼓励生育，那时一面批马寅初的人口论，一面主张节制生育。无论在马寅初遭到批判之前还是受到批判之后，中共领导人均发表有大量关于计划生育的精辟而深刻的谈话。实际上，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对人口问题有大量精辟的论述。早在一九二〇年，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的信中就提出了反对盲目生育的主张。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接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就说：“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同时毛泽东还提出设想：“关于这个问题，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因为要解决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有经费，要想办法，要宣传。”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再次强调：“抓人口问题恐怕也是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遍实行。十年不搞，将来又增加到八亿。来个十年计划，三年宣传试点，再有三年推广，过去六年了，还剩下四年，就普遍推广。看可不可能？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我主张中学要上课，要教育怎么样生孩子，怎么样养孩子，怎么样避免生孩子，要生就生，要不生就不要生。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
”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在和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当斯诺问到：“主席对中国计划生育的进程感到满意吗？”毛泽东明确表示：“不满意。在农村还没有推广。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的口服避孕药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