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乡电子杂志103期-第5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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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之所以总是言必称欧美，言必称欧洲，这就是我们丧失了一个站在喜马拉雅山那个高度去观察这个世界的自信。当然啦，过去也有，比如康有为，他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到印度的大吉岭去写了一部很著名的著作，叫《大同书》。他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糅合的角度来批评欧洲近来才兴起的那个资本主义的文明。这构成了《大同书》的核心。由于他有这个自信，才能提出一个与众不同的“大同”世界观。
总之，言必称希腊，言必称欧美，但对欧美形成的状况却没有一个历史性的认识。不了解欧洲其实是很晚近（公元1500年之后）才产生的一个东西。比如粗线条地说：什么是欧洲呢？公元1000年的时候，欧洲就是那个罗马帝国崩溃以后的残余，或者是导致罗马帝国崩溃的边疆省份。如果罗马帝国是大唐，那么后来被成为“欧洲”的起源，其实也就是安禄山、史思明之流，就是搞叛乱的那些边镇。这之后，欧洲就是各种流浪部落的一个总称，只好用一个基督教文明把他们统一起来。只有当1492年之后，拉丁人，西班牙人发现了美洲之后，欧洲才有了那么大一块的地，这块地被命名为“拉丁－美洲”。我们除非了解欧洲形成和兴起的这个历史，才可以“称欧美”，欧美也只有放到1000年以来、特别是1500年以来这个历史环境当中，我们才能认清楚。所以那个言必称希腊，言必称欧美，是一个非历史的知识。
同时呢，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历史的了解，更成问题。最表面的问题就是说，研究中国的人，我们只研究中国，对世界的问题不太了解，这当然还是一个小问题。更主要的是，这个体现在（也是毛主席说的），我们中国的经济的理论和经济的研究，往往没有历史的视野，特别是经济史的水平比较差，搞经济的人，往往只是从一些抽象的概念出发，这些概念在他们看来好像是天经地义的，而不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产生和发生作用的。而不知道历史的人，说话往往就很绝对，但好处是声音特别大，因为没有历史观念，自然也就很容易天然的得出一些自以为天经地义的看法。
比如说，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他是很有名的经济学家，写了一个书，叫《金融的逻辑》，也很畅销，我前两天学习了这个书之后，吓了我一大跳。我说我的天哪，这个耶鲁大学的教授，可真不得了啊。为什么不得了？当然首先是因为他讲了不少大实话，比如他说概率论没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想用数学的办法来算出投机成功的几率有多大，但实际上，市场风险、特别是金融市场的风险不是数学工具能算得出来的，――这对于那些把经济学吹成建立在数学基础上的科学的说法，当然是个很大的嘲笑。还有，他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不是没有财富，而是没钱，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有很多财富，那个时候所谓中国的“穷”，不是说中国没有财富，而是说没有把财富统统变成钱、没有把真正的财富变成“纸上的富贵”、变成钞票而已，这个说法，恐怕也会使那些把新中国的前三十年说成“人间地狱”的糊涂虫们很不自在。作为一个著名经济学家，陈教授确实敢言，比如，他说中国过去改革开放前是有财富，只是有政策管着，不能变成钱而已。这个话就很有意思，别人恐怕还真不敢这么说，或者不愿这么说；他接着又很精彩地说：改革开放不能简单地说是创造了财富，而是创造了钱，当然还创造了债务，创造了透支未来的方式，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个财富变成钱了。怎么变成钱了呢，他说我们通过四种方式把财富变成钱了：第一个是，我们把国有企业卖了就变成钱了。第二个是，我们通过卖土地就变成钱了。第三个是把个人和家庭，把他们的未来给卖了，又变成钱了，第四个是，把政府未来的财政收入当债券发售，把未来透支了，更变成钱了。不过他说现在还有阻力，就是卖得还不彻底。等政策全面开放，把所有的财富都卖成了钱，把未来也都统统透支了，中国就变得非常非常有钱了。简而言之，这个穷得只剩下钱的中国与世界，就是陈先生的理想。
可惜，陈志武教授的理想，早在上世纪的40年代，就被一个德国女思想家说成是人类的末日，甚至被她说成是一种法西斯主义式的资本主义，这个人叫汉娜
阿伦特，大家知道，她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她的名言是：资本主义乃是一个彻底的“无财产社会”，因为它要把一切人类财产都变成纸上的富贵――就是钞票。由于钞票不是财富，也不是财产，因为钞票的价值是随时变化的，是水一样哗啦啦流的，转瞬即逝的东西，所以，那些手里有一大把钞票、债券的人，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让钞票保值，于是他们要么投资地产，要么要投资股票，因此，所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末日，都是与房地产和股票的泡沫一起到来，因此她说，在资本主义的逻辑里，埋藏着要消灭一切人类财产――无论是公有还是私有财产的邪恶逻辑。而比阿伦特还要早得多，另一位伟大的德国人――依曼努尔
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指出：英国人与荷兰人发明了一种野蛮的毁灭制度，这种制度就是战争国债，它使这两个小国能以不断借债的方式，得以超出其国力数十倍的能力不断发动战争，同时又以战争和掠夺别人财产的方式来壮大和发展自己，康德说：欧洲的金融制度，就起源于战争融资制度，而战争国债的方式，对世界和平构成了永久威胁。众所周知，不久前，一位芝加哥大学的法学教授在竞选美国总统时说了同样的话，他说：把美国推向空前的经济危机的，不是哪一届政府，不是哪一项具体的政策，而是一套完整的、根深蒂固的“经济哲学”，这套经济哲学最荒谬之处是声称：一个人、一个国家可以通过负债和透支未来而变得无比强大。而正是这样一套经济哲学摧毁了美国。――而这位法学教授就是今天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但是，陈志武教授却告诉我们说，美国人为什么这么有钱？是因为美国人特别聪明，他们早就知道应该怎样去“负债”、透支。美国为什么这么先进？就是因为他们产生了一个负债经营、透支未来的优秀制度。为什么美国会产生负债经营的制度呢？用他的话说就是：美国的文明太先进了，它天生了自由和法制，养育了勤劳和自立的民族性格。反之，中国人没钱，就是因为文明有问题，中国人胆子小、不敢负责，结果造成中国人不敢负债，不愿自立，而是一切靠家庭、集体、靠社会、靠国家。所以干脆受穷。
我想，如果阿伦特、康德再世，他们读了陈教授的书，会有什么想法，如果这书翻译成英文，奥巴马教授读了，他会有何评论？惭愧得无地自容也未可知。一方面，陈教授似乎不太可能比阿伦特和康德更了解欧美历史，――不但陈教授不可能，恐怕谁也不可能，而且，好像他也不太可能比奥巴马教授更了解美国，如果那样，去年的11月4日被选上总统的就可能是陈志武而不是奥巴马，但是，另一方面，陈志武教授却被今天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推荐为“最懂得欧美和经济学的人”，甚至比欧美自己还懂自己，所以看到他的书，我一方面是吓了一大跳，另一方面是设想这个书如果被欧美的明白人读了，究竟是个什么感想。他们会怎么看今天的中国和中国的经济学。
所以，今天想起毛主席讲的那个话，我觉得对我们今天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也好，教书的人也好，是一个很大的警醒。起码这三条，第一，言必称希腊，即使你言必称希腊，言必称欧美，关于欧美和希腊的来历、利弊，你真能说清楚吗？第二，对我们中国的历史，对我们的传统缺乏了解，也不愿意研究。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以欧美通自居的经济学家，没准在奥巴马这种明白人眼里，可能真的就是“特傻特天真”。毛主席说是一百年以来，现在是两百年了，这样的情况，也没有根本的改变。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需要纠正的学风，但是要纠正，也要从很具体的学术工作来做。
顺便说一下，我当然尊重陈教授，而且他对金融问题的很多见解我是赞同的，比如他说中国不是没有财富，而是没有钱，这个说法很明快，但是“没有钱”的说法实在太简单了，实际上，应该说是“国家没有解决好货币主权”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下面将要具体的讨论。
我今天讲的这个所谓1500年以来的中国的历史状况，大体是围绕这么一个核心，主要就是两件事：即所谓“唐宋之变”和“明清之变”。
先讲什么是唐宋之变。研究中国历史，我们应该承认，现代以来，研究得最好的，就是日本人。这在有些中国人看来可能觉得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日本人有长处啊，就是近代以来，日本首先有了解、研究中国的动力，说白了是想掠夺中国。第二个，是很方便。就是日本的文字（假名）与汉字相近，是从汉字借来的。第三是有条件。真是有很好的条件，国家很支持投入，学者也下了很大功夫。因此现代以来，研究中国历史，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在日本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学派，叫作京都史学派。当然，郭老郭沫若也是在日本研究中国，他取了日本中国研究的长处；梁启超、章太炎、鲁迅，也都是在日本期间，做了很著名的中国历史研究。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最终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中国研究学派，这就是我们下面要介绍的京都学派，到今天，源远流长，内藤湖南、宫崎市定、滨下武志、杉原熏，几代宗师，如今传到第五代了。这是很了不得的事情。当然，现在，美国有加州史学派，虽然也不错，比我们强，但学问功夫比京都史学派还是差得太远了。所以，我们一想到这样，想到我们对自己的了历史，我们中国自己的历史，搞不过日本人，也搞不过美国人。这个就是毛主席说的，我们得加油了。
京都史学派对中国历史的一个最重要的见解，也就是唐宋之变。提出这个看法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就是这个学派的第一代创始人和第二代的传人——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这个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讲唐宋之变，总体的意思是说，现代，――世界的现代，开始于亚洲；世界的现代，开始于中国。世界的现代开始于中国的唐宋之变。也就是说，在公元1000年之前，中国已经带动亚洲和世界向现代转变，这期间，中国很大程度上已经开始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了。这个想法是非常吓人的。因为五四以来，我们自己总是说中国要实现现代还不知道要猴年马月呢，今天我们的学者们还是认为中国乃世界上最落后、最黑暗的旧社会，但日本人竟然说我们那个时候（公元1000年）就发生了现代，而且比欧洲要早得多了。
这个看法当然不是胡说的。是建立在很重要的学术证据和理由、扎扎实实的研究基础上的。第一，从经济上来说，所谓唐宋之变向现代转变的一个标志是：中国在从唐向宋转变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从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化。这个突出的代表，大家知道王安石变法，熙宁变法的一个核心，其实主要就是利用公币和货币的杠杆来调配资源。这是王安石变法的一个重要的核心。宋代也是全世界上最早、最系统、最完备发行国家货币——纸币（交子）的一个朝代。因此，这个货币是属于国家能力的体现。国家用什么东西来调控经济呢，最厉害的办法就是用国家货币了。这个东西太现代了。
什么是货币？安东尼·吉登斯写了一个小册子，叫作《现代性的后果》，所谓“现代性的后果”，他的意思是说，现代性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后果”，意思是谁也没想到欧洲会产生这样一个高风险的社会。人们一下子被从既有的社会关系中连根拔出，进入到彼此竞争的陌生人社会中，现代社会的风险首先与货币有关，他其中讲到货币，他说，货币是一个“脱域”的机制，它可以脱离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可以超于时间和空间之上，托架出时间和空间，即货币可以使得我们跨地域去支配和调动资源，货币更可以使我们拥有去透支未来有这个功能。可以买空卖空。因此呢，国家用货币的方式，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来对经济、社会进行调控。比如说，我们要是实物经济的话，大家要关怀一下乌有之乡，比较容易，因为运多少干粮和矿泉水来就可以了，但是，乌有之乡要是办在云南呢，我住在北京，那只能说汇多少钱去，就不用运矿泉水了。这个又快又灵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