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乡电子杂志103期-第4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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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内的左派之间在评价斯大林问题上的矛盾就重新显露出来，有时甚至形成尖锐的对立。
2003年3月5日是斯大林逝世五十周年。左派开展了各种纪念活动，他们的报刊发表了大量纪念文章，继续揭露对斯大林的诬蔑和攻击，肯定他建立的丰功伟绩，气氛相当热烈。自由派的政治组织“右翼力量联盟”则在《消息报》和《独立报》等大报上刊登了“没有暴君的五十年”的大字标语，以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但没有发表声明和文章。两派之间没有进行正面的交锋。2004年12月斯大林一百二十五岁诞辰前后，情况大致也是如此。
领导苏联军民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是斯大林建立的伟大功勋之一。2005年5月在胜利六十周年时，俄罗斯全国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庆祝活动。莫斯科和其它城市纷纷提出要为斯大林树立纪念碑和纪念像。在雅库梯的米尔内市人民群众的这一愿望得到了实现。以共产党人为首的左派在庆祝活动中，特别突出斯大林在赢得胜利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苏维埃俄罗斯报》在纪念日前夕举行“圆桌会议”，与会的高级将领、老战士和学者们回忆了斯大林在战争期间开展的多方面的活动，肯定他是名符其实的最高统帅，批驳了种种诬蔑不实之词和奇谈怪论。而自由派报刊大多不谈斯大林的功绩，主要渲染战争初期的失利和取得胜利付出的代价，直接间接地谴责斯大林。自由派的喉舌《莫斯科新闻》连续发表文艺学家丘达科娃的文章。这位在1993年“十月事件”前曾敦促叶利钦动用武力，后又大力支持叶利钦竞选总统因而当上了总统委员会委员的女学者老调重弹，说什么斯大林在战争前夕残杀军队干部，在外交上完全失败，使得国家没有做好应付战争的准备，因而造成战争初期的严重失利。她反对为斯大林树纪念碑或纪念像，说这种做法是对在斯大林时代的牺牲者的嘲弄，指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正在复活，要求设法加以制止。＇1＇同时电视台播放了经过自由派编导处理和剪辑的关于卫国战争的纪录片，其中许多事实完全变了样，斯大林的形象遭到了严重的歪曲。影片的解说词更是直接对斯大林进行了指责和攻击，说他使国家在严重的战争威胁面前毫无准备，导致千百万人的死亡；说他处死了以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军队优秀干部，使得部队无人指挥；说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指挥能力很差，导致战争初期两百万人被包围和当了俘虏；说斯大林在1944年无缘无故地把车臣人和克里木鞑靼人强行迁往中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等等，等等。一位名叫博洛京的学者进行了愤怒的驳斥，把纪录片的制作者称为“戈培尔的徒子徒孙”。＇2＇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当权者的态度。2002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见一家报纸的总编时曾肯定卫国战争胜利是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说“这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斯大林的名字相联系的”。可是三年后，他在举行卫国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几次讲话中，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没有提到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名字。诚然，他在一次谈话中不同意把斯大林与希特勒并提，不过仍认为斯大林是“暴君”，强调“许多人称他为罪犯”。＇3＇大概由于当局采取这样的态度，有的单位在搞庆祝活动时也避免提起斯大林的名字。例如一位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在该院举行的庆祝大会上讲话时，也只说这是人民的功勋，没有提到斯大林。如此说来，苏联似乎是在没有最高统帅统一指挥的情况下赢得战争的胜利的。
这里还要说一说在庆祝活动中的这样一个“细节”。在举行庆典的日子里，红场上悬挂着卫国战争时期的各位高级将领的画像，可是却见不到斯大林。一位从外地来参加庆祝活动的老战士也证实说，他们乘车前往红场参加检阅的路上，沿途看到了所有统帅的画像，唯独找不到最高统帅斯大林的画像。他认为斯大林应在其中占据应有的位置，因为任何一个重大战役的筹划都离不了他。＇4＇
俄罗斯的自由派对斯大林的回归感到恐惧，他们力图阻止回归的进程。他们继续利用手中掌握的舆论工具，抓住斯大林的某些失误不放，大做文章，同时重复各种已被事实揭穿的神话。大概是他们发现这样做收效不大，相信他们的人未见明显增多，斯大林在群众中的威望没有降低，因而觉得需要改变方法和手段。首先，他们不限于在政治历史问题上揭露斯大林，而在一定程度上把注意力转向斯大林的个人经历、家庭和私生活，力图通过这些方面的展示来贬低斯大林，把这位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人性化”，描绘成一般的凡夫俗子。他们的报刊大量刊登关于斯大林和他的妻子阿利卢耶娃的关系和阿利卢耶娃自杀的材料，不厌其详地叙述他的子女雅科夫、瓦西里和斯维特兰娜的生活经历和表现以及斯大林对他们的态度。某些报刊津津有味地谈论“斯大林与女人们”这个题目，除了阿利卢耶娃外，还给他找出了“秘密的妻子”、“不为人知的妻子”、“地下的妻子”、“平民的妻子”等等，并对他与她们的关系作了渲染。这些把斯大林形象庸俗化的报导有时甚至染上了黄色，以迎合小市民的趣味，从而获得了一些读者。但是这反过来证明了自由派的思想政治观点的破产。
自由派的精英们在他们提出的对斯大林的种种指责陆续为披露的材料所否定的情况下，举不出新的有说服力的事实，于是转而求助于艺术虚构。从2004年斯大林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前夕开始，他们陆续推出了几部反斯大林的电视剧，对群众进行反斯大林的宣传。首先，电视台放映了根据雷巴科夫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改编的十五集电视剧，紧接着放映了根据阿克肖诺夫的小说《莫斯科传说》改编的二十二集电视剧。这两部电视剧都具有鲜明的反斯大林倾向。差不多与此同时，电视台又制作和播出了十一集电视剧《惩戒营》。这部连续剧表现了这样一个基本思想：斯大林建立惩戒营，是为了把许多军官和士兵赶到那里，在最严酷的战斗中利用他们，这说明斯大林的残酷和不人道。因此这部连续剧也具有鲜明的反斯大林倾向。同时影片肆意歪曲事实，夸大惩戒营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因此一位军事史专家称它为一种“按照一定政治思想要求制作的货色”，其目的是为了向年轻一代灌输这样的思想：缔造卫国战争的胜利的“不是朱可夫那样的元帅和马特洛索夫那样的战士”，而是惩戒营里的罪犯，从而缩小和贬低所取得的胜利的意义。
这里还特别要说一下根据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第一圈》改编的电视剧，它于2006年初在电视台播出。索尔仁尼琴本人亲自写了电视剧脚本，并朗读了画外解说词。我们知道，索尔仁尼琴在他的那部写莫斯科郊外的一个特别监狱的小说里曾对斯大林进行攻击和否定，把他写成一个面目可憎、心狠手辣的专制暴君。电视剧仍然对斯大林进行贬损和丑化。索尔仁尼琴的这种态度，与他十年前有明显不同，那时他在短篇小说《在转折关头》里曾说过斯大林的一些好话。现在他这样做，使得人们有理由怀疑他十年前那么说并非出自真心。
前几年，俄罗斯知识界曾进行讨论，试图确定一种符合民族特点的“俄罗斯思想”。2008年又想找出可作为俄罗斯象征的历史人物，为此电视频道“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和社会舆论基金会在某些方面慷慨资助下制作了一个选“俄罗斯名人”的节目。这个节目进行的程序是这样的：先由历史学家拟订出一个由五百人组成的大名单，交群众通过互联网投票，于当年7月选出五十人，通过电视公布于众；接着进行第二轮投票，从中决出十二人，于9月公布；最后于12月选出优胜者。节目的制作者估计，通过他们的宣传和操作，能把尼古拉二世或斯托雷平这样的人捧为“俄罗斯名人”并树为旗帜。出乎他们意料的是，7月公布的第一轮选举结果，斯大林位居榜首，而且得票数大大超过尼古拉二世等人。这使节目的制作者和自由派人士感到惊慌。有的人说什么这是机器人投的票，有的人辱骂投斯大林的票的人为“白痴”，有的人则大谈这是“斯大林的病毒”在作怪等等。制作者决定采取各种措施，力图扭转局面。通过他们的努力，9月公布的名单中斯大林虽仍然入选，不过退居第十二位。12月最后的评选结果公布，斯大林得票五十一万九千零七十一票位居第三，得票与位居首位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得票五十二万九千五百七十五票）相差无几。评选结果再一次表明，在今天的俄罗斯，斯大林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他对社会政治生活继续产生着影响。这次活动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许多新闻媒体作了大量报导，不管报导者的态度如何，他们那样做在客观上都起了替斯大林作宣传的作用。
最近一两年有一个新动向，即俄罗斯国内外反斯大林的势力遥相呼应，一起对斯大林发起攻击。2008年9月，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8月23日（1939年签订“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日子）为全欧纪念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牺牲者的日子。2009年7月，欧洲安全合作组织大会根据立陶宛和斯洛文尼亚的提议，通过了一项关于重新联合处于分割状态的欧洲的决议，其中把德国的纳粹制度和苏联斯大林领导下建立的制度都称为“极权主义制度”，指责它们实行种族灭绝政策，违反人权和人的自由，犯下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同时决议对所谓的歌颂极权主义制度的种种表现，其中包括“对纳粹的和斯大林主义的过去进行公开的赞扬，以及包括新纳粹主义和光头党在内的各种激进主义的运动和团体正在扩大和加强”，表示深切的不安。这种把纳粹和斯大林并提加以谴责的做法，遭到了俄罗斯官方的反对，俄罗斯外交部正式代表在记者招待会上加以驳斥，指出欧洲安全合作组织的决议出于政治目的歪曲历史，无助于创造各成员国之间信任和合作的气氛。可是俄罗斯国内的一些人却对上述决议作出响应。一位名叫迪马尔斯基的记者替决议辩护，并引用一位俄罗斯宗教界人士的话说，斯大林完全可以与希特勒相比拟，他们两人给这个世界带来那么多的痛苦，以至于任何军事上的或政治上的成就都不能补偿他们对人类犯下的罪行。＇5＇还有一位名叫拉德济霍夫斯基的政治学家不同意那种认为决议歪曲历史的说法，理由是其中没有谈到战争，没有谈到它的发动者和胜利者、苏联的贡献等等，讲的是极权主义制度。他问道，为什么我们的政治家要毫无意义地维护斯大林主义呢？他认为不让人家批判“我们的斯大林”是幼稚可笑的。斯大林是“我们的刽子手”，不管他们怎么说，我们应当自己弄清什么是斯大林主义。＇6＇确实，决议讲的是两种极权主义制度，没有具体提到战争中的问题，但是既然双方都是极权主义制度，那么这场战争岂不是成为两种极权主义制度之间的争斗，这不是完全歪曲历史又是什么呢？这位说人家幼稚可笑的政治学家，自己倒是幼稚可笑而且话说得极其荒唐的。
2009年4月22日，《新报》发表了曾在军事检察总院工作的雅布洛科夫的文章《贝利亚被定为有罪》一文，其中搬出在卡廷附近枪杀波兰战俘一事，说苏联“履行对德国承担的义务”，进入波兰领土，俘虏几万波兰军人，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下令把他们枪杀，却逃脱了对这一极其严重的罪行应负的道义责任。文章说，被称为“各族人民的父亲”的斯大林，实际上是嗜血成性的“吃人野兽”等等。斯大林的孙子叶夫根尼•；朱加什维利认为雅布洛科夫的这些说法败坏了斯大林的名誉，把他告上了法庭。此事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俄罗斯国内外的许多新闻媒体纷纷进行报道。最后，叶夫根尼的控告被驳回。但是如同电视台的一位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几年前把攻击斯大林的人告上法庭的事是无法想象的，但是“最近在俄罗斯可以看到重新评价斯大林时期的事件的倾向，因此叶夫根尼•；朱加什维利的诉诸法律的行为被认为是完全合法的”。
这里顺便说一下卡廷事件。1943年春，德国宣传机器报道说，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发现埋葬波兰军人的坟墓，说这些军人是苏维埃政权于1940年4～5月间下令枪杀的。1943年9月斯摩棱斯克地区解放后，苏联当局立即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此事。委员会掌握了大量物证后得出的结论是：枪杀这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