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0期-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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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人类学家的术语，政治学者在发掘传统中的民主资源时，不仅要关注官方文化、正式制度所代表的“大传统”，也要将民间文化、非正式制度所代表“小传统”纳人视野。从“大传统”的方面来说，笔者反对崔之元把“反右”、“文革”中的“大民主”理论视为民主的本土资源，或者说是毛泽东“政治遗产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部分”。（崔之元：《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载“中国MPA在线”网站）因为毛自己说得很清楚：“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的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毛泽东：《国家预算要保证重点建设又要照顾人民生活》，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161页）这种作为阶级斗争手段的“大民主”与我们对民主的理解迥然不同。但是，从“小传统”的方面来说，无论是“有几位司局长级的知识分子干部（毛泽东在这里指的是李慎之等人——引者注），主张要大民主”，还是“一些民主党派人士觉得开小型座谈会和小组会的方式还不够，提出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参见崔之元：《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或者普通群众利用“大字报”、“小字报”、“自办报纸”反腐败和官僚主义，都是值得认真发掘的民主资源。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文革”中制造了无数人间惨剧的并不是法律保障范围内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而是最高权力支持纵容下的“群专（群众专政的简称）”——“揪斗”、“抄家”、“关‘牛棚”’、“施私刑”乃至对所谓“阶级敌人”的大屠杀。
三、“本土资源”与“另类民主”
在“体”“用”范畴的框架内考察“本位文化”说和“本土资源”说，不难发现后者的提出是中国思想界成熟的标志。但是，有一类“本土资源”论者值得人们特别关注：他们在尊重和维护传统方面与徐复观、杜维明等现代“新儒家”有一致性，在强调中西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方面又与陈独秀等反传统主义者站
在一起；而使他们与这二者全都划清界限的则是，他们不承认“西方文化是支配现代世界的文化”，“自十九世纪以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中须接受西方或世界之文化”（“新儒家”《宣言》中语），（黄克剑等编：《唐君毅集》，第510页）他们所追求的是“另类民主”和“反现代化的现代性”。
“体”“用”视角中的“本位”说与“资源”说
童世骏指出，在中国思想家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诠释中，“体”和“用”可以说是一对最重要、使用得最频繁、涵义也最复杂的范畴。总起来说，“体”“用”的基本含义包括两个：根据与表现的关系，物体与功用的关系。在朱熹那里，“理”是最根本的“体”：“天下之物，则各有所以然之故与所以然之则，所谓理也。”体是“理一”，用是“分殊”。“体”“用”关系的第二层基本含义是物体与功用之间的关系。用朱熹的话说：“假如耳便是体，听便是用；目是体，见是用。”“用”是相对于人的需要和目的而言。这层意思王夫之说得最清楚：“用者，用之于天下也”，“其用必以人为依”，其“施之于人而人用之”。（参见童世骏：《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体”“用”范畴新解》，栽“世纪中国”网站）即以天下之人为主“体”，以满足人们需要的作用、效用、功用为“用”。
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论是按照上述第一层含义运用“体”“用”范畴的。“根本的‘体’是社会存在、生产方式，现实生活”，“生长在这个‘体’上的自我意识或‘本体意识’（或‘心理本体’）的理论形态”也是“体”。（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336页）这就是说，现代大工业和科技是今天中西方社会生活方式的共同的“根据”，文化形态的不同只是“表现”；作为生长在这个社会存在上的“本体意识”（或‘心理本体’）的理论形态（“学”）也是“理一”而“分殊”的。由于现代社会形态及其理论形态均产生于西方，因此可以称之为“西体”；它在中国的表现形式必然有区别于西方的地方，因此可以称之为“中用”。
现在一般人所理解的“中体西用”论或“洋为中用”论则是依据“体”“用”关系的第二层含义。“中体”就是中国人和他们的利益、欲望，使其得到满足的手段—二不论中西古今的制度、学说、工具、方法都是“用”，而事实上现在用来满足中国人需要的大部分已经是“西用”——汽车取代了轿子，西装取代了马褂，马克思列宁主义取代了孔孟之道。在思维逻辑上，这两种含义不能混淆；在生活实践中，它们又有相互契合的地方。中国人只有凭借“源于西方”而不是“属于西方”的社会生产方式和人类共通之理，才能为中国人争取最大的“效用”，才能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表现”。
然而，在以“体”“用”范畴诠释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家中，始终有一部分人既不把世界化的社会生产方式和人类共通之理作为“体”，也不把中国人的族群作为“体”，而是把中国文化作为“体”，这就是“中国本位文化”论者。“中国本位文化”一说的前身是所谓“祖宗成法”、“相传之国粹，立国之根本”，其最新的变体则是“特殊国情”、“地方性知识”。
与文明概念和“文明开化”唱对台戏的文化概念和“文化主义”产生于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传至日本，随即又传人中国。掌权后的国民党为了与外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抗衡，把宝押在了“传统主义”和“文化主义”上面。1935年1月，得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门支持的王新命等十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其中写道：“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得中国人。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载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99～403页）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据说由陶希圣捉刀代笔）中则说：“中国人本为不甘心做奴隶而学西洋的文化，然而结果却因学西洋的文化，而在不知不觉之中做了外国文化的奴隶。”（转引自罗志田：《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载“世纪中国”网站）在他们的眼里，不是以中国人为“体”，以中国文化为“用”，反而是把文化置于人本身之上，以“本位文化”为“体”，以“中国人”为文化之“用”。只要中国文化和制度发生了变化，中国人就“没有了”，或者就变成了“奴隶”。
通常被认为是“新儒家”的贺麟说：“我们无法赞成‘中国本位文化’的说法。因为文化乃人类的公产，为人人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不能以狭义的国家作本位，应该以道，以精神，或理性作本位。换盲之，应该以文化之体作为文化的本位，不管时间之或古或今，不管地域之或中或西，只要一种文化能够启发我们的性灵，扩充我们的人格，发扬民族精神，就是我们需要的文化。”（转引自盛邦和：《警戒：儒学再兴中的“原教旨”倾向——贺麟不赞成“中国本位文化的思想”》，载“人民书城网”网站）自由主义大师胡适在回应上述宣言时说：那无数无数的人民，才是文化的“本位”。“那个本位是没有毁灭的危险的。物质生活无论如何骤变，思想学术无论如何改观，政治制度无论如何翻造，日本人还只是日本人，中国人还只是中国人。”（胡适：《试评所谓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载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第425～429页）蒋介石的母亲是信佛的，可是他并不认为自己的母亲是印度文化的“奴隶”。同理，中国人实行民主后，将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而不是什么希腊文化或者美国文化的“奴隶”。
“本土资源”说始于何时何人，尚无考证。“资源”这个概念来源于经济学，它强调的是有用性。资源本身不是目的，它是为别的目的服务的，是服务于“体”的“用”。“既然有法治的本土资源，当然也就有法治的外洋资源。既然法治的资源可以分为本土资源和外洋资源，当然也可以分为历史资源和现实资源，制度资源和理论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地基资源和材料资源，框架资源和装潢资源，等等。”（刘大生：《从“本土资源”到“本土法治”——苏力本土资源理论之学术解构》，载“世纪中国”网站）
在发掘本土民主资源，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时，还是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警惕过去“西学中源”论者那种牵强附会的做法。事实上，“创造性转化”，作为一个导向来看，是一个极为严峻的课题——因为，它不是想要做就可以做的到的。基本上，它在某一方面成功的可能率，与在那一方面是否具有传统资源的支持成正比。易言之，在某一方面愈有传统资源的支持，在那一方面对传统推行“创造性转化”便愈可能成功，反之亦然。（林毓生：《“创造性转化”的再思与再认》，第236页）任剑涛认为：对于思想家而言，理论上的“创造性转化”作为一个思想任务，他们需要完成根据时代提出社会政治问题的理论阐释，该发掘本土文化资源的就发掘，该引介相异文化传统观念的就引介；而当引介是中心、发掘是从属的时候，要能保其引介的“原汁原味”又与自身文化观念合宜相容。（任剑涛：《社会政治儒学的重建——关于“儒家自由主义”的理论期待》，载“原道”网站）当本土资源和外洋资源具有某种可替代性的时候，理应优先选用本土资源；如果孔子或者墨子、老子的话已经足以说明问题，就没有必要“言必称希腊”，再去征引苏格拉底或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既是民族自豪感和文化亲切感的自然流露，也是一种论说策略。安乐哲等指出：在中国的传统里，确实存在支持民主化的传统资源。最起码，这些资源在帮助中国人消化外来民主思想的同时，可以将民主的概念转变为与中国传统更加吻合的思考方式。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思想方式为提倡民主的人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帮助他们与自己社会中试图阻碍民主化进程的更保守、甚至更顽固的敌人进行论战。（安乐哲等：《儒家民主主义》，载“新青年”网站）
“本土资源”还是“本土法治”
法治是广义民主的一个重要环节。近年来，正是由于朱苏力对法治的“本土资源”的一再申说，才使其成为一种流行话语。但是，当其他学者批评朱苏力的论述时，他却用贬低其重要性的方式作为防御手段。他说：“首先，本土资源这个概念是当初我在谈论中国法治时为表述方便而使用的一个语词；后来在编文集时，又还是因便利，再次使用了它。因此，这并不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对自己观点的概括，更不是一个必须固守的‘核心’概念。为防止误导他人，也防止别人对我标签化或对这本书标签化，我在此声明，此书与‘本土资源’的关系就如同此书与书中其他语词的关系一样，仅仅是一种语境化的联系，而不具有什么特别的、重大的、内在的、固有的、不可分割的、恒定的、本质的或其他任何可能想像得出来的形容词的联系。”（强世功、朱苏力等：《再论法治的本土资源》，载“中评网”网站）笔者在前面已经说过，“本土资源”是一个很好的概念，而且完全有资格成为一个“核心”概念。朱�
![[204]十年封面](http://www.tzy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