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0期-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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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妙”感觉，萨比娜并不能够受用终生。小说写道：“可一旦旅程结束，又会怎样？你可以背叛亲人、配偶、爱情和祖国，然而当亲人、丈夫、爱情和祖国一样也不剩，还有什么好背叛的？”于是，“萨比娜感觉自己周围一片虚空。”——“这虚空是否就是一切背叛的终极？”在那个与“家园”相反的方向上，她已经走到了尽头。
　　当萨比娜陶醉于“背叛”时，她是背对着家园的；《无知》里的伊莱娜和约瑟夫——两位同样流亡海外多年的“波希米亚人”——好比萨比娜转过身来。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却安排萨比娜始终义无反顾，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这使我们联想起，《无知》写到一位捷克诗人，曾经预言笼罩自己的悲苦将持续三百年之久；“斯卡采尔是在七十年代写的这几句诗，可在1989年秋天就去世了，几天后，曾经在他眼前展现的悲苦的三百年在短短几天里化为乌有。”对此，作家说：“如果说预言错了，对预言者而言却是真的，不是就他们的未来而言，而是就他们的当时而言。”同样，《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关于萨比娜命运的预言可能也错了。——假如她未及辞世，那么也将与伊莱娜和约瑟夫面临同样问题：《六十七个词》中所虚悬的那个“家园”，已经实实在在展现在眼前，等待着你的回归了。
　　《无知》正是由打这儿写起。伊莱娜和约瑟夫仿佛是仍然活着的萨比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形容萨比娜说：“她对故土的兴趣越来越淡漠了。”——这显然代表了昆德拉自己当时的立场；就像前述关于“家园”的描述，反映了他那不可断绝的向往一样。伊莱娜和约瑟夫不过是从萨比娜的立场稍稍松动，他们的回国之举都很勉强——约瑟夫是要满足已故妻子的遗愿，他甚至被认为患有“怀旧欠缺症”；伊莱娜则受到朋友一再鼓动，而朋友的话分量很重：“你这可是大回归啊。”
　　“大回归”——这是可以与荷马笔下的尤利西斯重返故乡相比拟的伟大举动。关于后者，作家有着深刻理解：“尤利西斯在卡吕普索那儿过的是真正的dolce　vita，也就是安逸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可是，在异乡的安乐生活与充满冒险的回归这两者之间，他选择的是回归。他舍弃对未知（冒险）的激情探索而选择了对已知（回归）的赞颂。较之无限（因为冒险永远都不想结束），他宁要有限（因为回归是与生命之有限性的一种妥协）。”
　　然而，“伊莱娜长期以来的可怜流亡生活与此毫无可比之处。”——约瑟夫也如此。对于现代的流亡者来说，“回归”反而是走向“未知”；其间毫无“激情探索”，因此也就无从“赞颂”。尤利西斯的“有限”，成了他们的“无限”。——昆德拉曾说，萨比娜的悲剧“不是因为重，而是在于轻”；“压倒她的不是重，而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现在伊莱娜和约瑟夫所承受的，也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如果说《奥德赛》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分别揭示了这世界的两个极向的话，伊莱娜和约瑟夫则在其间无所适从，乃至走投无路。他们企图追随尤利西斯，抵达的却是萨比娜的结局。
　　对于昆德拉这部新作的书名，似乎应该从尤利西斯回归的相反意义去理解。当然“无知”的不止是“回归”；首先是对“回归”所从属的整个历史进程，所体现的人的命运“无知”。——小说写道：“不知晓未来的人怎能理解现时的意义？如果我们不知道现时会把我们引向何种未来，我们怎能判断这一现时是好还是怀，怎能说它值得我们支持、怀疑还是憎恨呢？”而在我看来，汉语“无知”一词，未必能够准确体现或完全涵盖昆德拉小说的寓意。
　　且把话题岔开一下，谈谈昆德拉小说的不同寻常之处。其实作家自己早在《小说的艺术》——《六十七个词》是为其中一篇——里讲得清清楚楚。他说，在这本书中，“我陈述了我小说中固有的、我自己关于小说的想法”；不仅针对此前诸作，后来所著各种亦未出其樊篱。这里最重要的一段话是：“我一直以来在两个层次上建构小说：在第一层次，我组织小说故事；在上面的一个层次，我发展各个主题。主题是不间断地在小说故事中并通过小说故事而展开。一旦小说放弃了它的那些主题而满足于讲述故事，它就变得平淡了。相反，一个主题可以单独展开，在故事之外展开。这种处理主题的方法，我称之为离题。”是以仅仅从《无知》的故事层次着眼，无法得其真谛；虽然《无知》的故事也很吸引人，就像昆德拉别的小说一样。
　　昆德拉说；“小说思考性的一面是由几个抽象词组成的支架撑起来的。”而《小说的艺术》中另一处讲得更明确：“一个主题就是对存在的一种探询。而且我越来越意识到，这样一种探询实际上是对一些特别的词、一些主题词进行审视。所以我坚持：小说首先是建立在几个根本性的词语上的。”《六十七个词》收录的就是他此前作品的“关键词”和“问题词”；此外《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不解之词简编”，也是类似文本。就中有几个词，在《无知》中仍然起着支撑作用。假如作家再写类似文章，前面提到的“预言”、“回归”、“尤利西斯”、“流亡者”和“无知”，或许将被补充收入。小说中重点探讨的，还有“记忆”、“回忆”、“孤独”、“告别”，等等。这些词彼此关联，相互启迪，乃是作品的灵魂所系。读者若未加留意，不啻买椟还珠。
　　所谓“对存在的一种探询”，并非归诸某一概念，或某种结论。回到“无知”，这是作者心目中人的一种境遇。前面与尤利西斯的对比说明，只揭示了一面，即“不知”；还存在着另外一面，即“不为所知”。《无知》的悲剧性，更多体现在这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不解之词简编”中有一条“墓地”，也与萨比娜有关：“惟一在她耳边发出轻柔声响，唤起她对故乡眷恋之情的词，就是‘墓地’。”这也是《无知》的关键词之一。约瑟夫抵达布拉格，立即去寻找父母的墓地；驱使他的，大概是与萨比娜相同的念头罢。结果“他感到很震惊”：在他去国期间，不少亲人去世，而他从来没有收到讣告。“事实更糟：对他们来说，他根本就不存在。”——这就是“无知”的另外一面。
　　《无知》的上述描写，修订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有关“墓地”的解释；也许可以一并用来说明昆德拉后来对于“家园”的看法。我们因而看出作家较之往昔的一番进境。他曾说：“所有的小说家也许都只是用各种变奏写一种主题（第一部小说）。”那么现在想得就更周全。“墓地”替代了约瑟夫的“家园”；约瑟夫自已则成了伊莱娜和米拉达的“墓地”：对他来说，她们根本就不存在。米拉达曾因约瑟夫而试图自杀，结果失去一只耳朵，而他对此浑然无知；同样，约瑟夫对多年以前与伊莱娜曾有一面之缘——这令她憧憬一生——也全无记忆，并不知道这个赶来旅馆与自己交欢的女人究竟是谁。与此相关的另一个词是“回忆”，小说写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回忆往往多于对方对他的回忆；首先是因为记忆能力因人而异（这还是两个人都能接受的解释），还因为（这更难接受）他们对于对方的重要性不一样。”正好用来形容约瑟夫与两位女人的关系。还有一个应该在这里提到的词是“孤独”，这是小说写到米拉达时所强调的：“孤独这个词一直留在她的记忆中……”当伊莱娜在旅馆房间醒来，约瑟夫早已离去；从此以后，一直留在伊莱娜的记忆中的，大概也是“孤独”罢。


国际问题研究的功底和境界
■　　任羽中
　　2002年秋冬之际，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聘陈乐民先生来给本科生讲“欧洲文明史论”，当时我和另外一个同学有幸担任先生的助教，于是每周都能听到先生的教诲，而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讲的两个话，都是针对当下国际问题研究状况的评论。第一他说，现在做国际问题研究的人，基本上都跑去摘美国问题，而其中绝大部分又只对中美关系感兴趣，但“这是很浅层次的学习”。在他看来，不了解欧洲的话，很难说你了解这个世界；而假如不了解美国，那似乎关系不大，你照样能够了解世界（参见陈乐民：《欧洲文明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博大精深的欧洲文明，才是现代西方世界的根本。
　　第二是回顾他自己研究国际问题的经历，说有一段时间他专门找了很多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书来读，但是读完之后，只觉得枯燥无味、不知所云，因为这些书都是“从概念到概念”，不客气地说就成了一种智力游戏，实际上并不高明。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学国际关系的学生，更应该接受“通识教育”，要多读一些专业以外的书，特别是历史书（参见《欧洲文明十五讲》，第15页、第258页）。
　　陈先生的这两个看法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乃是因为产生了共鸣。现在国内的国际问题研究似乎相当繁荣，文章写了很多，书出了很多，有的人更成为电视明星。但对于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来说，总还是感觉有不少这样的“成果”，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看不出有多么深厚的功底，更看不出有什么理论上的贡献。当然，我不是说中国学者不重视理论，实际上我们对于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已经达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但是，我们往往只看到美国，忘记了欧洲；只看到现状，忘记了几千年的历史；只看到国际关系理论，忘记了背后的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的渊源。这样的研究缺乏底蕴，也不可能有很高远的境界。而美国学者戴维，卡莱欧的这本《欧洲的未来》，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很好的示范。
　　根据本书第18页注解1中的自述，作者卡莱欧本科时代主修的H．A．L乃是一种“人文学科、历史、艺术和文学跨学科的课程”，他的几位才华横溢的老师则“对政治学、文学和艺术的相互联系具有训练有素的强烈感知”。进入研究生学院后，他更受到了社会科学新方法的训练，并师承于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沃尔福斯（Amild　Wolfers）等政治学大家。应该说，作者这样的一个学术背景，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那种厚重的历史感和深刻的政治哲学体验，使作者在描述现实问题时举重若轻；而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方法，更使得全书线索清晰，虽千头万绪却丝丝人扣，决无芜杂或生硬的感觉——实际上，尽管作者显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却承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若干判断并将这些判断作为自己立论的重要基础（比如，他认为，“渲染苏联模式的失败和解体并不能动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固有缺陷的分析”，《欧洲的未来》，第9页，以下未标注书名而直接写出页码者均引自本书），他对全球化和右派的“全球主义者”的批判（第233页~269页），对美国双重个性（“全球霸权和民主的民族国家”，第185页）的剖析以及对单极世界的反感，都使他看起来更接近左翼学者的立场（当然，也仅仅是部分的接近），而一般来说，左翼学者更擅长于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条理分明体系严密是他们的特点。
　　最能够体现上述这样一些特点，也使读者深深折服的是本书第一部分引言中一段提纲挈领的论述。作者明确地指出，构成现代欧洲历史框架的是两根支柱——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而进一步来说：
　　
　　现代欧洲是二者的繁衍之地，它们一起形成了现代欧洲散发力量的特性和对外部世界具有长久支配力的源泉。民族国家给予欧洲以维护统治者合法性和动员民众之无可匹敌的能力；资本主义则给欧洲带来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技术和社会进步。但是，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相伴相生，也充满了内在的和相互间的矛盾，从而成为现代欧洲动荡和暴力的重要根源。特别是，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三个自相矛盾的特性一直在现代历史中得到反映。其一是相互依赖的国家主权：欧洲民族国家天性上对至高无上…的主权孜孜以求，但在现实中却深深地相互依赖。其二是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依赖于民族国家，但它的发展又倾向于削弱民族国家。其三是资本主义的自相毁灭：资本主义在其发展中倾向于对其自身的削弱。（第17页～18页）
　　实际上，这不仅是作者在回顾欧洲历史时所坚持的基本分析框架，更成为展望“新欧洲”走向的重要依据。本书中所评述的各种主义各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