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0期-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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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断梦》中的革命遗产
同事马君知我喜欢闲文随笔，遂拿来一本《微生断梦——舒諲与冒氏家族》。作者冒舒諲，八十年代在报端读过他的短文，具体内容虽已不记得，但印象是位见过世面的老先生，神情淡远，语气从容，与亢躁的时代气氛泾渭分明，那感觉就像从车水马龙的大街转入浓荫旧房的深巷。
这本自传体随笔的面世是在世纪末。中国第一拨资产阶级，民间的也好，官僚的也好，买办的也好，都已过了直眉瞪眼、横冲直撞的初级阶段，开始讲求格调了。各种贵族教程和速成班如雨后春笋，从硬木家具到字画古玩，从西洋歌剧到清官电视剧，从法国红酒到英美私立中小学校，取径各不相同，目的却是一个。至于格调的范本或模特，比较公认的，则女有林徽因、陆小曼、张氏姐妹诸位名嫒，男有徐志摩、张伯驹、王世襄等佳公子。这一切出现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废墟上，实在是理有固然。
舒諲先生家世显赫，祖上出过如皋冒襄（辟疆），其《影梅庵忆语》记述了与名妓董小宛从太平到乱离的一段因缘，笔极凄恻，文极婉转，为几百年来的读书人所爱不释手。他的尊人冒广生（鹤庭）先生是清末民初的名士兼学者，曾被毛泽东接到中南海切磋诗词之道。他的兄长冒效鲁（叔子）据说就是《围城》中诗人董斜川的原型，即令方鸿渐一见而“绝望地嫉妒”的那位。以这样的家庭出身到贵族T型台上走一回，该不会发生“人造美女”所遭遇的资格争议。又按书中所述，舒諲先生幼承家学，后人教会学堂，非但文章焕然，能评剧能作剧；人也生得玉树临风，曾驰马潇洒，曾粉墨登场；曾和不少窈窕淑女缱绻低回于情天恨海，欠下累累风流债，以致暮年回首，“深悔自己做了一场荒唐梦”。与这样的人物这样的经历相比，那些走兽般出入“top级派对”的“白兰地男人”及“名门痞女”，虽然稍窥贵族门径，尚未得其中三昧。
舒諲先生生于1914年，民国、抗战、新中国、改革开放，一部中国现当代史几乎阅尽。在社会文化的光谱上，他从同光诗人之子一路走来，经圣约翰大学毕业生、左翼文人报人、新中国首批金融专家、右派分子等等，走过洪波接天，走过海水扬尘，最终走到佛教居士（网上有此一说，未知确否）。他这一辈人，生长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愁云惨雾的年代，社会主义像雷电撕开一角青天，不但让没活路的底层民众趋之赴之，也让有良心的上层读书人向之慕之，众人联手，居然轰轰烈烈造就了一番别样的天地。只是后来经历种种坎坷崎岖，九九八十一难，又大都归于幻灭。
此书属于“我的前半生”，写到新中国诞生的前夜。那时作者与妻子乔装打扮，从国统区辗转间道进入解放区，他们在德州换乘火车西行，“一夜未曾合眼，兴奋地就车厢明亮的电灯下，一口气读完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及其他学习材料，不知不觉间曙色照人……”。此情此景跟后来知识分子的遭际联系在一起，让人心头隐隐作痛。听说舒諲先生晚年还写过其他一些回忆文字，可惜无缘读到。不知道他在衰年与亲旧相对，会为自己与这场革命的关系下什么样的判定。悔不当初远走欧美、撤退台湾？还是一声浩叹无话可说？还是都作水月镜花看——他后来毕竟亲近了佛门？
经历反右“文革”种种忧患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的幻灭和“悔悟”，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这场革命欠下的债务，只能由革命来结账，王顾左右不算负责任的态度。不过，除了债务也还有债权，“社会主义遗产”也应不论巨细认真清点。书中有一段文字，放在1960、1970年代都不算套话，写在世纪末更有一种异彩：
我从小养尊处优，习惯了少爷的臭架子，脾气很暴躁任性。有一次，男仆给我添饭时，大拇指掐在碗里，我一见大怒，呵斥他：“你的手爪这样脏，怎么掐在我碗里！”说时，我随手把盛得满满的饭碗狠狠摔在地上，命令他赔我一只新碗。可怜他吓得面如土色，嗫嗫嚅嚅，弯身去拾地上的碎碗片和饭粒，一句也不敢吭声。我站起身，饭也不吃，走了。第二天，他拿来另一只碗，却是旧的。我心气未平，又责问他：“为什么拿旧碗来骗我？”我又要摔，被大嫂劝止。我小时候就是这样蛮不讲理！这个男仆吃不消我，不久自行辞退了。事过若干年，我还在镇江马路上迎面遇见他。他低着头闪身躲开了。朴实的农家子弟，受了屈辱，还是如此懦弱，好像自己犯了“天条”似的。我竟然也没有些微悔意和对这位善良的“奴役”有任何抱歉的表示。我不隐讳我这种家庭出身的少爷，是不会自觉地背负起时代的十字架，悔悟自己的罪戾，一直迟至进了大学，受进步教师和同学的启发与教导，我才明白穷人为什么闹革命，为什么揭竿而起推翻那个人压迫人的封建旧秩序。
像这类记录在《微生断梦》中的心性改造、道德升华，也许比某些盛大的节日更值得磨洗和珍藏呢。
美国宪法与宪政
■ 刘绪贻
作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国际上赤裸裸地实行霸权主义，令世人侧目。但在国内，就其政治体制而言，人们似乎又难以不承认它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最近，我读了任东来教授等著《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一书，感到作为一个法治国家，美国有些地方还是值得其他致力于法治的国家借鉴的。下面谈谈我读此书后的几点主要体会。
从宪法到宪政的制度保证
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宪法，有些国家宪法比美国宪法更加完美，但是，其中有些国家的宪法只是一纸具文，只有宪法而无宪政和法治。美国则不仅有宪法，而且有宪政和法治。为什么有这种区别呢？所谓宪政和法治，就是在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中，宪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法是主体，没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凌驾于宪法之上，否则就谈不上法治。商鞅相秦时，即使我们承认当时秦国曾在短时期内做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王子上面还有个具有绝对权力的秦王，不受法的约束，所以商鞅后来免不了“车裂而死”的下场。这不能算是法治。自汉至清，虽然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人治”与“法治”之争，但因为存在一个凌驾于法之上的专制君主，根本上不会有真正的法治。民国时期，只有军阀统治，《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不过是一张废纸。新中国成立后，尽管1954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但如邓小平所说：“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注：实际是一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2页）这当然也谈不上宪政和法治。何以如此呢？任东来说：“从宪法到宪政，需要有一定的制度保证。”（第8页）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中，没有一种制度保证宪法的至高无上地位，或法的主体地位。美国政治体制中则有这种制度保证。根据美国宪法，立法（国会）、行政（总统）和司法（联邦最高法院）三权是彼此独立、互相制衡的。而且从1803年起，联邦最高法院便具有司法审查权，即对宪法拥有最终解释权。这样，它就有权监督立法权、财权、人权、军权、治安权、外交权等大权在握的国会和总统，裁定包括国会在内的各级立法部门通过的法律和包括总统在内的各级行政当局的政策行为是否合乎宪法的规定，判决哪些法律或政策违宪。而这些裁定和判决，是国会和总统必须遵守也得到遵守的。所以在美国不存在凌驾于宪法之上的绝对权力，这就是美国成为法治国家的关键所在。比如195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根据形势的发展，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一案中，否定自己以往的判例，裁定在公立学校中实行种族隔离是不平等的，是违反宪法的；公立学校应实行黑白合校。这一判决，立即引起南部各州的强烈反对和抵制。艾森豪威尔总统虽然也不喜欢此一判决，但当1957年阿肯色州州长奥瓦尔·福布斯运用州国民警卫队禁止地方教育委员会执行法院判决时，他不得不根据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为维护宪法的尊严，调动美国陆军保护9名黑人学生进入白人学校。后来，白人种族主义分子破坏黑白合校的活动虽然层出不穷，但大都只是钻法律的空子，公开、正面抵制这一判决的情形是很少的。又比如，尼克松任总统期间，曾经相当专横地扩张总统权力，致使他任职时的总统有“帝王般总统”之称。但是在“水门事件”中，通过一系列权法斗争，最后他不得不屈服于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辞去总统职务。本书另一作者陈伟认为，这是美国法治机制运行的必然结果。他评道，“美国立宪建国之初，国会一直在联邦政府的三个部门中占据主导地位。可是，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和五十年代美苏冷战以来，行政部门权力急剧膨胀，总统和白宫幕僚逐渐成为联邦政府权力中心；国会被党派利益所分化，无力对总统形成有力制衡，致使‘国会政体’逐渐演变为‘总统宪政’。美国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并兼任美军总司令，兼有英国女王和首相、法国总统和总理所具有的权限和职责。在外交和军事政策领域中，甚至出现了独断专行的‘帝王总统’。
“尼克松执政期间，‘帝王总统’权力由外交和军事领域日益扩展到国内政治。白宫幕僚大权独揽，专横跋扈，甚至发展到建立秘密警察‘管子工’的程度。最初只是‘屁事’一桩的水门窃听案，实际上只是白宫幕僚一系列非法行为的冰山一角。这种现象引起了国会、新闻媒体和各界有识之士的不安和警觉。新闻媒体对水门案的揭露，给立法、司法部门制衡总统和白宫幕僚的权势提供了千载良机。”（第380～381页）于是，国会和联邦最高法院联合起来，运用宪法遏止了尼克松日益企图凌驾于法之上的权力，使“帝王总统”一蹶不振。
除独立的、具有宪法最终解释权的联邦最高法院以外，美国宪政发展过程中还逐渐建立起保证行政部门实行宪政、遵纪守法的两种辅助制度，这就是国会调查权和特别检查官制度。本来，美国宪法并未明文规定国会拥有调查权，这是从国会立法权引申出来并由惯例形成的。因为只有通过详尽而彻底的调查和听证以了解问题的真相，国会才能更好地行使立法权。有了调查权，便逐渐形成美国宪政体制中权力制衡的重要机制国会听证会。这样，国会虽非法院，但可插手涉及政府官员的案件，通过已有或特设的国会专门委员会举行调查和听证。“在听证期间，国会委员会可以像法院一样发出强制性传票，对那些无视传票的人，委员会可以以藐视国会的罪名将其关入监狱，或提交法院处理。在听证会上撒谎的证人，将会因伪证罪而遭到刑事起诉。这样，国会的调查权便成为立法部门监督行政部门的一项重要权力。”（第353页）此外，“1978年，国会通过了《政府部门道德准则法》，建立特别检查官制度，授权特别检查官在不受总统控制的前提下，对行政部门官员的违法行为进行彻底调查。”（第378页）
当然，在美国历史上，也不是完全没有出现过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权力的事例，比如在内战后的重建时期，由共和党激进派控制的国会，在1867～1877年国会重建阶段（1865～1867年为总统重建阶段）的所作所为，有时就是违宪的。又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把没有经过法院做过是否忠于美国、是否有罪判决的11万余日本人（包括7万美国公民）关进禁闭中心的总统命令和国会立法，也是违宪的。但是，这都是些在非常时期发生的事件，虽然在短时期内造成某种程度的宪政危机，但并未从根本上撼动美国的宪政体制，而且在和平时期得到了纠正。所以毛泽东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93页）
宪法的根本目的是管制政府和保护公民权利
本书作者们对美国宪法根本目的的强调，令人印象深刻。任东来说：“美国宪法的目的是规范和限制政府的权力，以保护人民免受恶政之苦。换句话说，它要防的是治者之恶，而非被治者之恶。”（第123页）陈伟对宪法的这种根本目的说得更透彻：“什么是宪法？用句通俗的话来解释，宪法就是管政府和保护公民权利的法。为什么要管政府呢？因为政府里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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