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梦与中国模式-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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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究竟是一个社会主义红色江山？还是一个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世界应该拥抱她？还是畏惧她？　
　　罗伯特·德里法斯是美国《国家》杂志的资深记者。2009　年他专程来到重庆采访。他写道，“重庆的城市化规模难以令人置信。根据计划，重庆每年要把50　万人从农村迁到城市生活。这意味着，重庆必须规划、准备和建设一个亚特兰大城，并为这座城市提供相应的就业、道路、房屋、基础设施、学校、医院等等。”他为这篇文章起了一个特别的题目：　
　　《重庆：一个城市的社会主义》。与此相对，去年美国发现频道播出了著名记者泰德·考帕尔摄制的纪录片《资本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该片围绕重庆发生的故事，深度报道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人民。　
　　考帕尔1972　年曾随尼克松访华首次走进中国大门。自那以后，考帕尔总是从一个新鲜的角度报道中国发生的故事。2008　年，考帕尔来到重庆时，他看到了一个令他目瞪口呆的城市。他在重庆做了大量的采访，人们给他讲的故事让他既受启发，又产生惧怕。重庆拥有3200　万人口，根据规划，未来几年将有上千万农民加入城市化进程，从农村移居城市。　
　　近年来的经济危机，使美国经济元气大伤，失去了大量工作机会；而此时，这座拥有庞大人口、充满活力的山城重庆，却在中国西部内陆迅速腾飞，推动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多数西方人没听说过重庆，但到过重庆的西方人却都在惊叹：重庆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　
　　“中美国”命题的发明人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尼尔·弗格森到重庆后感慨，“中国没有任何城市能跟重庆的飞速扩张相提并论。我最近来中国访问，看到长江上游的重庆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我早先来中国访问，看到过上海和深圳的建设奇迹。但是，重庆建设速度超出想象。云雾中的重庆上空无数的塔式大楼、盘旋在半山腰的大吊车、流光四射的高速公路、崭新的企业新区让人惊羡不止。我在目睹一场类似早年西方城市里发生的又一场工业革命。”　
　　作为一个内陆中心城市，重庆在2008　年金融危机中并没有受到严重冲击，其外向型经济只占12％。当整个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之下为“保8”艰难奋战时，重庆却以15％的速度飞奔向前。　
　　重庆的高速发展证明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失效，也证明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意义———　
　　以人为本、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目的，也成为发展源泉。　
　　重庆通过加快城镇化进程、发展民生经济所启动的内需增长模式，将深刻影响着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方向与质量。以重庆为试点的城乡统筹发展，将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新的重要动力。这里面不仅包含着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更包括以满足民生需求的社会教育、医疗保障、环境生态。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自东部始。当世界都在思考中国经济大超越的奥秘，思考什么是“中国道路”时，中国正在以可持续发展的大思路，总结西部的十年开发历程，思考它的下一个十年，丰富“中国道路”的内涵。胡锦涛说，“坚持为民谋利，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首要目标，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快社会建设，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服务体系，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积极发展文化事业。”　
　　重庆通过看得见的手，创造了投资、消费和就业的多赢。在重庆，国有资本以解决社会民生问题为使命，同时也在服务改善民生过程中发展壮大。如公租房建设，通过国有资本运作承建，政府既不需投入太多资金，没有财政负担，同时还创造了一大笔优质国有资产，不断增值扩张。创新的举措源于创新的思维。薄熙来提出，现代经济就是智慧经济，重庆各级干部都要认真学习哲学，多掌握一些辩证法。黄奇帆强调“一定要转变一根筋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因为，房产具有保障性和商品性的双重属性，完全由政府保障或完全由市场供给的“单轨制”都存在制度设计上的不足。　
　　在中国国企改革中，西方经济学家只看到国企改革能保值增值就行了，一般不会考虑国有资本在国计民生中的战略意义。一般也认为，国资增值和藏富于民是对立的，但重庆开创了一些先例，使国资增值和藏富于民携手并进。过去六年，重庆国有资产总值增加了6倍，同时民营经济也是西部12　省中最发达的。在重庆，正是由于国资发展壮大，使得社会可以减轻税收负担。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把“国资增值和藏富于民携手并进”的重庆模式称为“民本社会主义”。　
　　重庆，找到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最佳共融点，创造了一个民生型的社会主义文明城市，这是一种超越东西方旧有模式的制度创新。在这样一个经济生态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在功能上相互补充，共同发展。“在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的当下，发展微型经济，不仅合乎经济规律，而且是破解诸多难题，实现国民经济均衡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举措。”　
实践5：一座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　
　　1996　年，路透社记者来到重庆采访。他在报道的开头写道：“重庆什么生意最兴旺，擦皮鞋的”，并宣称“重庆不适合人类居住”。　
　　长江流经重庆境内600　公里；江的两岸是云雾缭绕的大山。江水水气弥漫生雾，重庆被称为“雾都”。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重庆工业迅速发展，排放的大量废气和煤烟粉尘与雾气混合，生成黄褐色浓雾，常年罩在城市上空久久难散。山城一入秋，整座城便被黄褐色的浓雾包裹。　
　　雨天害怕酸雨，出门一定得打伞，城市中弥漫的浮尘让市民不敢穿白色的衣服出门，穿皮鞋出去一会儿就沾满尘埃。　
　　2008　年8　月19　日重庆市拉开了“森林重庆”建设大幕。重庆相继实施城市、农村、通道水系和长江两岸五大森林工程。仿佛一夜间，主干道、背街小巷就披上了绿装。　
　　雨水在重庆主城的彩云湖上溅起一圈圈的小小涟漪，空气中流动着干净清爽的花草香气。“完全没想到，桃花溪也有改头换面的一天。”居民刘珲对《重庆日报》记者说。　
　　彩云湖是重庆主城第一个湿地公园。而它的前身桃花溪是出了名的臭水沟。在附近住了七年，曾被桃花溪的漫天臭气熏得无处可躲，但今天在公园里散散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成了刘晖每个周末的不变安排。　
　　重庆正在进行城中村改造和危旧房拆迁的区域，有一半的集体建设用地面积会变成绿地和公园，供刘晖这样的普通市民休闲和散步。预计到2012　年，主城区城市建成区绿地率将达到38豫以上，绿化覆盖率达到45豫以上，人均公园绿地达到12　平方米以上，城市中心区人均公园绿地达到7　平方米以上。　
　　重庆已建的40　多个城市公园，不仅增加了城市公共绿地面积，更重要的是，它们还用花样百出的主题，让市民的休闲生活丰富多彩：在江北区，有全国最大的桂花专类园鸿恩寺公园；在江北区，有浓郁欧式园林风格的江北嘴CBD　中央公园；在大渡口，有以中华美德为主题的大渡口区中华美德公园；在巴南区，有以讲述巴人的发展史为主题的巴南区文化公园。　
　　从2005　年起，重庆开始实施“蓝天行动”，在主城九区范围内控制扬尘污染、燃煤及粉烟尘污染、机动车污染等数千个污染源。同时，逐步淘汰一批能耗高、污染重的生产设备，对污染较重的企业实施搬迁。从2005　年的256　天，到2006　年的260　天，再到2007　年的274　天、2008　年的290　天、2009　年的303　天，“蓝天”目标的天数在过去的基础上，一年比一年多。　
　　淤虞云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若干问题》，中国文明网，原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参考资料》第22期。　
　　2008　年，重庆提出建设宜居、畅通、森林、平安、健康“五个重庆”的发展愿景。　
　　“森林重庆”让百姓多吸氧，过去两年，重庆造林800　万亩，多释放氧气1000　多万吨。去年，全国44　个城市创“国家园林城市”，重庆得分第一。“畅通重庆”使主城不塞车、乡村有油路。“平安重庆”让群众的人身、财产和家庭安全有保障。“健康重庆”让孩子长得壮、老人能长寿，过去两年，重庆新建塑胶运动场359　片，120　多万学生改善了锻炼场所。　
　　“宜居重庆”让全市百姓，特别是中低收入的市民都有房住，而且环境好。这正印证了薄熙来所说的，“把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不求经济指标长得最快，但求老百姓生活改善最明显；不求高楼大厦盖得最多，但求老百姓过得最幸福。”　
　　最近重庆市委做出的用两年半时间干好10　件民生大事，其中就包括，森林覆盖率达到40％，城区绿化率达到35％，建成国家森林城市、生态园林城市、环保模范城市。　
二、“重庆实践”深化、丰富了“中国模式”　
　　1。　多元的现代性　
　　2004　年，美国学者雷默把中国模式概括为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立意义上的“北京共识”，拉开了世界各地对中国模式高度关注的序幕。雷默在他最近出版的《不可思议的时代》中文版序中写道，“中国遇到的挑战，从规模来看，从复杂的程度来看，都是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改革的本性是会产生出从未见过的新问题。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创新，一种超越‘中国特色’的创新。所谓‘后中国特色’，是指中国将不再把国外的东西拿来，然后增加一些‘中国特色’。中国创造出来的将是完全崭新、自主的创新。但是，究竟什么才是‘自主创新’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审视下什么是创新、什么是进步、什么是现代性。”　
　　过去500　年来，现代性来自西方，而今天的现代性来自北京鸟巢、上海世博园、重庆朝天门。重庆实践展现的是社会主义计划、资本主义市场、国有经济、私有经济、全球化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多元共存的现代性模式。《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作者、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说，“很多人仍旧认为，只存在一种现代性模式，那就是西方的现代性模式。”“现代性是由两个因素形成的，一方面是市场竞争、技术这些可能趋同的因素，会把不同国家带到更相似的发展模式上；另一方面，现代性是由历史、文化所促成的，这些因素在不同国家之间差异很大，这些因素也潜在影响到社会关系、习俗和制度，不仅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制度，同时也包括经济制度。”　
　　今天，西方的学术界开始不再用简单化的政治套话和二元对立的方法来讨论中国的发展。牛津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华志健的《21　世纪的中国：每个人都需要知道的》，在这本书中，中国问题的讨论越来越正常化和理性化。华志健的观点是，　今天在讨论中国时，更应该从赫胥黎的《勇敢的新世界＇15。53　5。50％＇》而不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来观察这个国家。　
　　威尔强调通过恐惧的手段来控制人民，而赫胥黎强调的是通过创造需求、提高民生欲望和生活标准来满足人民。”　
　　英国经济学家阿纳托勒·卡莱茨基在《时代》周刊写道，“我们西方人有两个选择，或者我们认输地说，中国在人类5000　年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是一个比美国或者西欧更成功和有生命力的文化，承认中国今天已经自然地获得了全球领袖地位。或者我们干脆承认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之间的竞争，开始严肃地思考如何改革西方资本主义，以求更好的获胜机会。”　
　　从重庆实践，到中国未来的创新与变革，中国与世界进入了一个社会与思想发展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与世界面临许多共同的课题，东西方旧的发展方式和范式需要提升、变革和创新。在承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多元性的基础上，经过跨文明的沟通，需要跳出原有的知识格局、思想框架和观念的约束，建立一个人类共享的价值体系，进入一个人类不同文明和平共处的和谐新世界。　
　　以重庆实践为代表的新社会主义力量，在探索出一条本国国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道路，这是一种既扬弃旧社会主义弊端，也扬弃旧资本主义弊端的新社会形态。软实力建设不是从外界给自己找来一件意识形态的外衣，而是像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