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11全文-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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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回到地下室，发现整个招待所里空空荡荡，只剩下了他们两个。这才猛然想起，明天便是元旦，所有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统统都要放假！元旦的假期虽只是一天，但常常会把两边的双休日也调过来，放在一块过，这就不是一天两天了。再摸摸腰包，此刻，二人均已囊中羞涩！　
　　想到要熬过假期才能接着去办事，严宏昌和朱士银打不起一点精神。　
　　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将两人的钱凑在一起，除去回程的车票和在京的住宿费，连两天正常的饭钱都不够，还怎么指望呆下来办事？　两人经过认真盘算，作出了一项非常的决定：从元旦起，每人每天只吃两顿饭；一天的伙食费不能突破十元钱；干脆哪儿也不去，这几天就待在地下室，熬，也要熬过假日！　
　　呆在这样的地下室，当然啥事干不成，除去睡觉，便只能是没话找话地瞎聊。　
　　这天，严宏昌发愁地对朱士银说：“就是这几天熬过去了，就是有了柳老的这封亲笔信，总还要去找财政部吧；财政部跑下来了，还得去找规划部门吧；规划部门假使也跑下来了，最后还必须去找水利部。这些地方跑下来，不会是三天五天、十天八天能解决问题的！”　
　　朱士银也从最初的兴奋状态中冷静下来了，他也一直在想：这么大个事，两三千万元的一个综合配套工程，总得让人家做点调查研究吧。一个部门呆个十天半个月也不算多。无论怎么说，指望这次跑下来，几乎已不现实。但是，不盯紧，会不会“人一走茶就凉”了呢？　
　　望着光秃秃毫无想象余地的天花板，两人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严宏昌突然坐起身，又翻出了那个小本子。他找出其中的一个电话号码，自说自话道：“我给朱秘书打个电话试试。”　
　　朱士银心情沉重地问：“哪个朱秘书？”　
　　严宏昌说：“我在想，柳老不是讲他这封信如果还有问题，就要找总理解决吗？从各方面看，都已经不允许我们再在北京就这样待下去，只有一个办法一咱自己直接去找温总理！”　
　　朱士银像被电击了似的，一下从床上弹了起来，不敢相信地望着严宏昌，忙问：“你说见谁？见温家宝？……你有这个办法？”　
　　严宏昌说：“赶到大家上班以后，我试试，同朱秘书联系一下。也只能这样，有当无吧。”　
　　朱士银兴奋得声音都变了，说：“如果能见到温家宝总理，我这辈子就太值了！”　
　　终于，漫长的节假日过去了。严宏昌来到地面上的服务台，他用招待所的公用电话，拨通了朱秘书的手机。很快，电话那头就传来了朱秘书谦和的声音，问是哪一位？严宏昌连忙自我介绍，说有一件急事，需要面见总理。　
　　朱秘书相当客气，告诉严宏昌，他正在河南有事，温总理在北京，他要严宏昌把电话直接打给在京的田秘书。　
　　田秘书接到严宏昌的电话后，没有犹豫，说：“好的。我马上向总理汇报。你不要离开，我很快就给你联系。”　
　　朱士银在一旁直发傻，羡慕地问：“宏昌，你是怎么认识这些秘书的？”　
　　严宏昌掏出“哈德门”香烟，点上一支，波澜不惊地说：“他们来小岗做过调研，有的还到过我家。”　
　　严宏昌一支烟还没抽完，田秘书的电话就到了。他告诉严宏昌：“你明天上午八点半到中南海北门，有人接你进来，总理等着你。”　
　　朱士银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得手舞足蹈，不知如何是好，一定要严宏昌到时把他也带上。　
　　这天，天还没亮，朱士银就把严宏昌捣醒了。他们乘车赶到北海附近，见时间还早，就在附近溜达了一圈，等到八点半整，严宏昌带着朱士银这才向中南海的北门走过去。　
　　走到门前时，武警战士打量了一下二人，庄重地敬了一个礼，说：“请问，你们是哪里来的？”　
　　严宏昌说：“我们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　
　　武警战士让二人稍候，不一会，就从里面走来一个人。此人中等偏高个子，方头大脸，是个长得很精神的年轻人。严宏昌老远就认出，来人叫黄守宏，也曾去小岗村搞过调研，他们早已经熟识了。　
　　黄守宏说笑着，把他们带到一间接待室，说总理正在开会，很快就过来。　
　　大概也就五分钟左右，只见温家宝带着大家在电视中早已熟悉的笑容，大步走过来。严宏昌和朱士银忙起身迎过去。　
　　温家宝握着严宏昌的手，亲切地问：“你们住下了吗？”　
　　严宏昌说：“住下了。”　
　　“有没有什么困难？”温家宝同朱士银也握了握手，回头问严宏昌。　
　　严宏昌想：自己的困难再大，那也是小事，不能让日理万机的总理为这些事操心。他高兴地回答说：“没有！”　
　　“没有？”温家宝又认真地问了一句。　
　　严宏昌再次郑重地回答：“我个人没有困难！”　
　　紧接着，严宏昌就把小岗村，以及燃灯寺水库灌区十几万农民多年来热切的愿望，向温家宝作了最简明扼要的汇报。为不耽搁总理宝贵的时间，他掏出了一份只有几百字的“报告”。　
　　这还是头天晚上，他从招待所讨来的一张公文纸，在地下室公公正正写出的一份“书面报告”；为便于联系，他还在上面注上了朱士银的手机号码。　
　　严宏昌说：“总理，您很忙，主要情况我都写在上面了。”说着递了过去。　
　　温家宝接过信，说道：“我现在不能答复你，明天我再和有关的同志协商一下。”接着，他把信递给黄守宏，交代说：“你不要把它摞在文件上，就放在我桌上。”想了想，又说，“还是明天一上班，你就直接拿给我吧！”　
　　严宏昌注意到，总理对自己这份极不正规的“报告”，是那么重视，他感动得眼泪都差点掉了下来。想想总理也见到了，“报告”也直接送到了，就说：“总理，谢谢您！我们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以后再来看您。”　
　　温家宝再次握着严宏昌和朱士银的手，说：“好，你们就放心吧！”并叫黄守宏把他们送到中南海的大门口。　
　　重新回到招待所，把住宿费结清了之后，又找到一个订票处，买到了当天到蚌埠的硬座客车票，这时，两人就只剩下了几块钱。车是晚上六点多钟才开，完全还有时间在北京再逛上大半天，但他们哪儿也不敢去，因为现在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这就意味着，他们乘地铁赶到火车站后，就只好一路上饿回去；至于到了蚌埠后又怎么转车回凤阳，也只有到时候再说了。　
　　两人离开招待所，直奔车站而去。在车站的广场上，蓦然间，朱士银的手机响了起来。朱士银原以为是女儿打来的，一听，是位男士的声音，要找严宏昌。　
　　严宏昌接过手机，也感到奇怪：竟是万里的秘书打过来的。但他很快明白过来，想到自己留在温总理“报告”上的联系方式，正是朱士银的手机。　
　　王秘书在电话中说：“老严，你到了中南海都
不来看万老吗？万老叫你来一下，还叫你联系一下吴象同志，你们两人都去。”　
　　严宏昌怎么不想去拜望万老呢？他和小岗人可都一直想念万老啊！可是，他和朱士银现在已经“弹尽粮绝”，再误了晚上的这趟火车，他们就连安徽也回不去。总不能见到万老开口就向他老人家借钱吧，那成了什么样子？　
　　朱士银一听是万里秘书来的电话，要严宏昌到他那儿去，后悔得直跺脚，连说：“亏死了，亏死了，早知道这趟出来也多带点路费！”　
　　严宏昌只得扯谎。他对王秘书说：“吴老的电话我联系不上，再说，我这趟是因公出差，回程的票已买好，马上就要上车了，急等着回去复命。下次来北京一定一定去看万老！”　
　　就这样，怀揣着巨大的喜悦，也怀揣着巨大的遗憾；饿了一路，也激动了一路。到达蚌埠时，天还没完全亮。二人出了车站，就忙着去找出租车司机，商量把人送到地方再给钱。二人最后说动了一位司机，终于疲惫地回到了凤阳县城。　
　　这时，天已经大亮了。朱士银从自己局里要了辆“桑塔纳”，叫司机直接把严宏昌送到小岗去。　
　　谁知，严宏昌前脚才进家门，段永霞就告诉他，县水务局一个叫朱士银的人来电话找他，说有重要事，要告诉他。　
　　严宏昌想不出才离开凤阳，刚刚分手，又会有什么消息这样急着要告诉他呢？他把电话打过去。　
　　朱士银在电话中激动得声音都变了，高声大嗓门地嚷道：“老严，宏昌！行了！总理已经批了！”　
　　“会这么快？”严宏昌简直不敢想象，“你是怎么知道的？”　
　　朱士银说：“刚才有人打了我的手机，告诉我这个消息。我不敢相信，忙问‘你是谁？’他说，‘我是总理秘书。”’　
　　温家宝的批示在第一时间就被电传到国家水利部；国家水利部马上电传到安徽省水利厅；安徽省水利厅又惊又喜，迅速电传到滁州市水务局。省厅、市局两级领导终于知道是严宏昌在北京为安徽省、为滁州市办成了一桩通天大事。于是，那一天进京的原班人马，再次乘机赶往北京，要去找严宏昌。　
　　到达北京，四下里打听，却不见严宏昌的人影。于是试着往他的家里去电话。电话一打，才知道严宏昌早已回到了小岗村。　
　　于是，他们又飞回安徽，连同凤阳县的两位副县长，一道驱车赶往小岗，去看望严宏昌。l临走时，送给了严宏昌两条上好的香烟，以表达他们诚挚的谢意。
　　
大跃进中的村办劳动教养·肖　磊
　　1958年在各行各业大跃进声势的推动下，所谓村办劳动教养（亦称村办集训，下同）也应运而生。当时把村办劳动教养称为“消灭犯罪的创举”。这年3月，中央某部在河南召开了部分省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会议部署了村办劳动教养的任务，说这是劳动教养工作的“大跃进”。“村办劳教是对敌斗争经常性手段之一，对消灭违法犯罪有重要意义”。河南会议上介绍了江苏临汝县、山东汶上县、河北孟县等地开展村办劳教的做法以及取得的效果。会议要求各地进行试点，并在试点基础上全面推广。　
　　河南会议结束后，山东有关部门根据会议要求，选择了当时聊城地区的平原、夏津两县作为村办劳教的试点单位。规定试点时间一般要搞20天，如不解决问题，可延长劳教时间。在村办劳动教养试点中，聊城地委发现劳教现场发生打死人、打伤人的问题，并反映到省委政法部（当时县以上党委均设政法部），他们对村办劳教持怀疑态度。　
　　省委政法部对聊城地委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视，随即召集省直政法系统十余名工作人员针对村办劳教及聊城地委反映的情况座谈讨论。座谈认为：村办劳动教养是不符合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规定的。国务院规定没有“村办劳教”这一条。无论从劳教的性质、范围、劳教对象、批准权限等方面，都是与劳教规定不相符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规定：只有省、市、自治区以及交通沿线大中城市才能办劳教，而且由这些城市的劳教委员会决定和执行。劳动教养主要是对那些罪行轻微不够判刑的人，目的是为了教育改造。把村办劳教当成经常性对敌斗争手段之一，显然混淆了两类矛盾。　
　　省委政法部考虑到村办劳教试点中出现不正常情况，决定从省直政法部门抽调十余人组成工作组，指定省司法厅一副厅长任组长，于这年的5月中旬先后到达进行村办劳教试点的平原县和夏津县。工作组在这里先后听取了两县公安局长关于村办劳教试点的介绍：平原县村办劳教6千人，夏津县村办劳教8千人，劳教时间均按规定执行。两县公安局长都对村办劳教作了充分肯定。认为试点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很成功，效果很明显。他们说：凡进行劳教的村庄，地富反坏老实了，各种违法犯罪未再发生，封建迷信不见了。一些四类分子还交出了“变天账”。通过村办劳教，还“缴获”了许多武器。　
　　工作组长先后听了两位局长的介绍，肯定了他们劳教试点的成绩和做法，称赞他们的“大跃进”精神。多数工作组员认为：调查没结束，先肯定正确与否不合适，不符合调查研究的步骤，也不符合“实事求是”的要求。大家背后议论组长的做法不符合省委政法部的精神。工作组员按计划要到劳教试点的乡、村进行调查。行前工作组长再三告知工作组员多看成绩，少看缺点，尤其不要多看黑暗面。　
　　工作组员在平原县调查了开展村办劳教试点的双庙乡三个村，在夏津县郑宝屯乡调查了开展村办劳教试点四个村。在这里先后访问了被劳教人员和看押、管理他们的民兵、村干，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