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任务、责任、实践+德鲁克-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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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六十年代末的二十五年中，一股管理热潮席卷着整个世界。管理，已成为全世界都关心的事，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只有极少数人稍感兴趣。管理热潮遍及于世界中的每一个国家，也许只有共产党中国是例外。管理热潮长期地改变着社会和经济——而首先是改变着管理本身。管理热潮使人们意识到管理及其作用、职能和工作，而这种意识将跟随我们保持下去。
但是，管理热潮也对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新的问题。管理热潮正如任何热潮一样，都有一个结束。而它留下的任务却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目前正是提出下列问题的时候：管理热潮的成就是什么？其教训是什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只有极少数“相信真理”的人——绝大多数是管理咨询人员和教授才关心管理学。从事实践工作的管理人员很少关心管理学，虽然其中有一些出色的例外人物，如通用汽车公司的艾尔弗雷德？P？斯隆（Alfred　P．Sloan）、西尔—罗贝克公司的罗伯特？E？伍德（Robert　E．Wood）以及美国电话公司的切斯特？巴纳德（Chester　Barnard）。这是几位有名的美国人　。可是，即使是巴纳德在电话公司中的同事，也只认为研究管理是巴纳德的个人爱好，他们并不对之感兴趣。当时的管理人员甚至很少意识到他们是在从事管理工作，并不把管理看成是一种研究领域、一门学科、一种社会职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收藏管理学图书最全的是美国的咨询人员和管理学者哈里？霍普夫（Harry　Hopf，1882—1949）。这批图书现在保存在克劳顿威尔的通用电气公司高级管理研究所中，包括数千册书。霍普夫自己的兴趣虽然在管理学方面，但其藏书中真正属于管理学方面的只不过六十或七十册，其余的都是会计、税收、工程等方面的书籍。但是，霍普夫的藏书包括了到四十年代为止以任何一种语言（除了日语）写的所有有关管理学的书籍。
当哈佛大学已开始讲授管理学时，美国和欧洲的其它绝大多数工商业院校或者仍是商业学校，或者象纽约大学那样较为进步和复杂的学校，只是一些会计、银行和财政的学校。它们只是工商技术的学校。管理学或者完全没有被教授，或者只是以生产工程或人事的形式来教授。

管理热潮是怎么开始的
从忽视管理转变为意识到管理，以后又变为重视管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种结果。它首先是由于美国制造工业在战争期间的成就吸引了人们对管理的注意（虽然英国管理人员在战争期间的成就远超过它所受到的注意）。其结果是，管理作为一种实践、一门学科，同时也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和伦理关系的中心，在美国日益引起人们的兴趣。
但是，管理热潮却是由一个非美国人引起的。战后英国第一届工党政府财政部长斯塔福？克里浦斯（Stafford　Cripps，1889—1952）爵士是一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但正是克里浦斯认识到，管理是可以使英国经济恢复并能促进其发展和取得成就的一种力量。正是克里浦斯组织了由英国实业家和管理人员组成的生产率考察团赴美学习管理的秘密。正是由于克里浦斯这样做了，他就使全世界——其中包括许多美国人——相信，管理是美国人发明的。
在英美之间开始互派生产率考察团的几年之后，马歇尔计划开始了，而管理在其中占有中心地位。马歇尔计划着手动员管理人士来从事经济和社会复兴。马歇尔计划的成功使得管理成为一种热门货。突然之间，人人谈论管理，人人研究管理。
不久之后，日本也步西方的后尘。日本人首次谈到管理热潮是在1950年以后。当时，在经过美国的长期占领以后，日本政府和日本工商界重新获得自主权，开始系统地重建日本的经济。他们抓住管理作为中心动力和关键因素。
对管理的关心很快就扩展到发展中国家中。在印度和巴西，在非洲的新独立国家中，在东南亚各国，成立了各种管理协会，建立了各种管理学校，管理开始成为政府和工商界关心的中心。
管理热潮最终也进入了共产党世界。一个接一个的欧洲共产党国家——从异端的南斯拉夫开始，接着是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建立起了管理学校和管理研究所，开始翻译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管理学书籍，并开始把管理学作为解决经济停滞的一种手段来讲授。最后，连苏联也屈服了。它在1969—1970年期间建立了两所高级管理学院，同时并开始——虽然带有很大的犹豫——讨论在重要的工业和商业企业中进行自治管理。

发展中国家中的管理
管理热潮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甚至可能比对发达国家的影响还要大。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首先就意味着管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早期就明显地显示出，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管理是决定性的因素。显然，经济学家认为发展是储蓄和资本投资的传统看法已经不适用了。事实上，储蓄和资本投资并不能导致管理和经济发展。相反的，管理却能导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而导致储蓄和资本投资的发展。显然，正如拉丁美洲流行的一句话所讲的，发展中国家并不是在发展上落后，而是在管理上落后。
各个发展中国家很快都对管理发生了兴趣。在孟买、墨西哥、西非、土耳其和伊朗等地都建立了管理学校、管理研究所和管理协会。
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巴西、香港、新加坡、台湾等地发展很快，象伊朗这样一个贫穷而落后的农业国也发展很快。所有这些都要归功于管理的影响。墨西哥迅速发展的根源在于管理，而哥伦比亚所取得的巨大进展也是由于管理。事实上，在许多这种国家中，许多管理中的开创工作是由墨西哥蒙特莱地方的技术大学和哥伦比亚加里地方的德瓦尔大学所组织的一群人来进行的。
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取得经济和社会上迅速进步的地方，都是由于系统而有目标地培养管理人员和发展管理的结果。
然而，同时也日益清楚地表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管理人员和管理的发展还不够快，以致未能引起经济和社会的充分发展。如果从人口的爆炸性增长的观点来看，就更是这样。同样清楚的是，我们还不知道如何把管理的知识、训练、远见和价值观移植到新的、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中去。而且把管理能力有效地移植到发展中国家中去的那种移植机构，即多国公司，已表明有两种看法并引起争议的。（我们将在第五十九章中予以讨论。）
把管理知识和管理能力从发达国家移植到发展中国家中去的任务，迅速地发展企业家和管理者的能力以便能满足发展中世界的期望，仍旧是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有关管理的全部书籍也装不满一个普通的书架。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单只美国的出版商每年就要出版好几百种管理书籍——一年中所出版的书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所有年代出版书籍的四、五倍之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只有哈佛大学讲授管理学；而到六十年代末期，全世界讲授管理学的商业学校可能已数以百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几乎完全没有高级管理教育。而到了七十年代，没有人能够数得清全世界到底有多少高级管理讲座、高级管理讲习班、专业学校、专业研究所、教师进修学院以及其它职业培训和训练高级管理人员的机构。

管理热潮的结束
管理热潮正像所有的热潮一样，随着自身的延伸而结束了。其最初的征兆——正像每一个热潮的典型情况一样——是出现了一些预言管理热潮会永久持续下去的书籍。美国的经济学家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Kenneth　Galbraith）于1967年在一本世界性的畅销书《新产业国》（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1967年）中预言，大公司中以所有各种现代管理技术的工具武装起来的专业管理人员已成为不可战胜的，并且不能被任何力量——如股东或政府——所代替。这个预言出现的时候，正是专业管理人员的地位开始受到那些倡言“资产管理”的接管人的排挤的时候。这些接管人受到了那些似乎温顺而无力的股东们的全力而热心的支持。
一年以后，法国的新闻记者——政治家小贾克斯？塞凡—施赖伯（Jean—Jacques　Servan　Schreiber）在《美国的挑战》（阿森纽出版公司，1968年）这本畅销书中预言，美国的管理人员正在接管全世界（或至少是欧洲），而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存在着一种“管理差距”。这使得美国的统治成为不可避免的命运。这个预言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报纸上大号标题的欢迎，当时正是欧洲的经济超越美国而美国的经济在欧洲和日本的进攻之下采取守势的时候。
加尔布雷思和塞凡—施赖伯的讲法，在1970年来看，就开始显得幼稚了。管理热潮已经过去了。它并不是轰轰烈烈地结束的。事实上，从外表上几乎看不出任何迹象表明发生过什么事情。
只有在英国才实际发生了管理人员的失业，而这反映了英国经济一般的萧条现象和企业合并及接管的浪潮。但是，在六十年代后期得到急剧发展的管理咨询公司却突然发现它们的营业额远低于原来的期望。而那些较为稳重的公司，那些把他们的资源用来提高质量而不是增加人员的公司，却在营业额和酬金方面仍取得出色的成就。那些言之有物的管理讲习班、管理学书籍、管理学主讲人继续受到高度欢迎。事实上，在1970年左右，非工商界的管理人士，如公用服务机构的人士，开始大量进入管理讲习班、购买管理学书籍、聘请管理学主讲人。但他们的辨别力更高而要求更严。商业学校和高级管理讲座的申请入学者继续增加，但这些学员对课程内容和教学质量提出了更多的批评意见。
管理的神秘性突然消失了。其原因之一可能是1971年的美元危机。它使得观察最不敏锐的人也认识到并不存在什么美国同欧洲等国之间的管理差距。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在那一时期垮了一些企业——美国的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和洛克希德公司，英国的罗尔—罗伊斯公司。这使得专业管理人员显得不那么像个英雄。这主要的原因肯定是，管理人员自己突然认识到，管理是一种挑战和工作，而不是一种万应灵丹；管理技术无沦怎样复杂，也不是一种魔术。最重要的是，各个地方的管理人员都认识到，管理热潮赖以建立起来的基础，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不为人所知的漫长时期中所积累起来的知识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发展。人们已开始感到需要新的知识、新的基本态度、新的理解。而这些不是管理热潮所能提供的。
管理热潮虽然已经结束，但它却永久地改变了世界的经济和社会面貌。再也不会回到不懂管理、不顾管理和不知管理的时期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管理热潮以前的时期了。最重要的是，把管理看成是一种力量、一种职能、一种责任、一门学科的认识将会保留下来。这就是管理热潮的持久性的结果，也是最重要的成果。

我们学到了什么
我们在这二十五年中学到了一些什么呢？特别是在满足新时代即取得管理成效的时代的要求方面，我们学到了一些什么呢？
我们所学到的第一件事是，管理是我们的社会机构，特别是工商企业中领导、指挥和决策的器官，是一种普遍的职能。这种普遍的职能在每一个国家中、实质上在每一个社会中都面临着同样的基本任务。管理阶层必须为它所管理的机构指引方向。它必须深入思考本机构的使命、为之制定目标、为了达到本机构必须做出的成果而组织资源。管理阶层就是赛伊（J．B．Say）所说的“企业家”，要负责指引本机构的远景和资源朝向取得最大的成果和贡献。
各个地方的管理阶层在执行这些重大职能时，都面对着同样的问题。它必须把工作组织起来以提高生产率，它必须引导职工来提高生产率并取得成就。最重要的是，它要负责提供出成果一一不论达成果是经济上的成就、学生的学业或病人的治疗——而正是这种成果的提供才是每一机构存在的理由。

管理是一门学科
这首先就意味着，管理人员付之实践的是管理学而不是经济学，不是计量方法，不是行为科学。后面这些都是管理人员的工具。但是，管理人员付之实践的并不是经济学，正好像一个医生付之实践的并不是验血那样。管理人员付之实践的并不是行为科学，正好像一位生物学家付之实践的并不是显微镜那样。管理人员付之实践的并不是计量方法，正好像一位律师付之实践的并不是判例那样。管理人员付之实践的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