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11期-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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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6％。对农民来说，成为公社干部的机会也小到了不值考虑的程度。一旦升官的概率低到一定浓度，激励就不再普遍有效。反过来，撂挑子，争取更多的闲暇，才是获得福利最大化的策略。这也是农村基层干部的实际选择。
结论：干部激励机制的缺口，靠行政升迁的路也补不上。
不过，这条路可以列入我的考量。我是知青，又是先进典型，从大队领导升到公社领导再升到县委领导的概率远高于常人。我当时确实也如此预测自己的归宿。问题在于，追求升官的个人前程，还能算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吗？我想走这条路，到底是为了对革命做更大的贡献呢，还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地位呢？我糊弄自己说，地位越高，对社会的贡献越大，这是为了革命。但我怀疑自己是自欺欺人，而且可疑程度超过六成。
如果没有升官，如果我和农民一样需要养家糊口，大概用不了几年，我的肚子就会告诉我什么是真理。如果我因为学大寨积极而很快升官，恐怕我会继续与农民作对，加大向小生产进攻的力度，在更大的范围内割资本主义尾巴。
顺便插一句，我的升迁完全是由上级领导决定的。甚至在入党之前，公社副书记和大队书记就找我谈话，内定我为生产队指导员兼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连群众意见都不必征求。继续听党的话，继续与农民作对，对我的升迁有益无害。
如果我在明白是非之后升了官呢？我会为了自己的前程昧着良心推行极左路线吗？我会像安徽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那样默许大包干吗？我不知道。官场也是改造世界观的好地方。
七、临阵脱逃
以极左的标准衡量，我的插队经历就是一连串的失败。青年突击队的义务劳动首先受挫，以共产主义义务劳动替代雇佣劳动的梦想破灭。限制自留地或曰资产阶级法权的努力以退让告终。建立坚强的领导班子的企图也一再失败。屡战屡败之后，我失去了发动进攻的锐气，和多数基层干部一样转入守势。
每年深秋，种完冬小麦后，县里都要开二十多天的三级干部会，简称“三干会”。先在公社开，再转到县里开，整党整风，建班子。我连续参加了两年，每年的重点都是解决干部撂挑子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干部激励不足的问题普遍存在，年底便是干部撂挑子的高峰。我们听大量鼓动报告，接受上级给我们打气，学习先进典型，互相批评并自我批评，听革命前辈训我们没出息，听公社书记跟我们说好话，说大话，再集中解决几个让人灰心丧气的难题。最后人人过关地表个态，承诺再干一年。那么，经过多年的筛选沉淀，什么人留在干部队伍里？
我们听过一个生产队长的报告，题目是《当队长有瘾 搞管理没够》。许多有管理偏好的人，当领导感觉轻松愉快的人，组成了生产队干部的群体。他们有个人特色的选择偏好降低了当干部的成本，提高了当干部的收益。只是这种人比例很小，经过长期沉淀积聚起来，也未必能补上激励缺口的两三成。
各级领导竭尽全力，只能勉强维持这种均衡。这是学大寨运动维持不垮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漏洞百出，但最高司令部一轮又一轮地动员发令，干部队伍像环环相扣的战阵和各级督战队一样挺在那里，经受着八亿农民海潮一般扑向自留地的正面冲刷，经受着农民和农村干部大面积怠工在内部和背后的淘洗。
僵持之中，恢复高考了。
我曾经在公社大喇叭里放出大话：“招工不走，招生不去，永远扎根在贫下中农的心里。”这句大话悄悄给升官的前程留了一条路，却完全堵住了进工厂和上大学的路。
一位和我同样肩负重任的知青朋友劝我：“我试着扎根了，但我发现贫下中农的心里是一片沙漠，你扎根其中也无法成活。”他考上了清华。可是我的大话余音缭绕，报名高考无异自打耳光。我咬紧牙关，不理父母的请求，不报名，不复习，默默抵制了那年高考。伙伴们在考场中答卷的时候，我正爬在树上打核桃。秋色西来，天高云淡，我胸中激荡着自我牺牲的悲壮感。
1978年，社会大变动的各种迹象越来越显著，大队书记和公社负责知青工作的副书记先后找我谈话，表示支持我参加高考。我表面上显得不太情愿，答应考虑考虑，暗自却高兴有这个就坡下驴的机会。我自欺欺人地想：上大学也是为革命，本事大了可以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那年夏天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一所我认为最具理想主义和革命精神的学校。考分到达村里的时候，正是护秋的季节。人们大呼小叫地找到我，说我的考分特别高。我半信半疑去大队广播室看了成绩通知单，果然远远高于录取线。我心中一阵狂喜，却故作镇静，不紧不慢地踱回宿舍，提了镰刀，按照往常巡山的路线出了村。走到荒僻处，终于按捺不住，一口气跑上十几层楼高的山梁，毫不气喘，兴犹未尽，又蹦了几个高。平静下来后，我为自己的反应大吃一惊。我怎么这样？不是上不上大学无所谓吗？我那么想离开农村吗？我还以为自己对农业学大寨的伟大事业恋恋不舍呢。由此我也得到了一条经验：人们往往并不了解自己。
新鲜劲过去之后，我心底的羞愧露头了，而且数年挥之不去。我食言了。我怕苦了。我临阵脱逃了。同时我又感到大为轻松，真切体会到什么叫“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不必在一场预感到失败的战争中苦苦支撑下去。
八、如今了然识所在
多年之后研读明史，我注意到明朝初年和共和国初期似乎有某些相近之处。朱元璋搞的不是国有化，准确地说是官有化，剥夺各个社会集团的权利，尤其是大地主大商人的权利，将尽可能多的资源集中在自己手里，同时严厉约束各级官员，鼓吹道德教化。
顺着这条轨迹上串下连，我获得了另外一种眼光和感觉。我感觉自己当年很像朱元璋手下的酷吏。我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与各个社会集团对抗，尽量把所有的资源集中在官家手里，努力清除反对我们崇高理想的人们。我以为这就是社会主义，这样就能建成共产主义，正如朱元璋以为这样可以建立合乎王道的万代基业。
资本主义，如果视为夺取皇家贵族和官僚集团手中的权力，由资产阶级集体控制政权，那么，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就是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权力，将政权置于无产阶级集体控制之下。可是这两种权力转移并未在中国发生。我参与的事业，一方面是铲除资本主义萌芽，另一方面是控制驱使农民群众，而不是被农民群众控制和驱使。这种体制，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是否可以称之为“官家主义”？（参见拙作：《置疑“权贵资本主义”》，《凤凰周刊》2005年第13期）
因主张和信条不同，所谓“官家主义”又分为多种类型。儒家信条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败阵之后，以赶超西方为目标的各种主张登上了历史舞台。我插队的时候只熟悉其中的两种主张。一种是：官僚集团直接承担资产阶级的使命，管理生产，计划经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物质刺激，利润挂帅，把全国办成一家大公司，这条路线被毛泽东斥为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另一种是：抓革命促生产，斗私批修，创造共产主义新人和新世界，顺便完成四个现代化，并一劳永逸地解决资本主义时代的其他问题。这种远远超出资产阶级物质利益眼界的追求，就是毛泽东的理想。后人把这种理想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固然不错，社会主义却大成问题。这里根本就没有农民之类的社会集团说话的份儿。
从上述角度看去，左派右派之类的标签，都是超越历史阶段错用的分类符号。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官民之分，即打天下坐江山的暴力集团及其官僚代理人集团，与农业工商业生产集团的区分，才是更加符合时代特征的一级分类。只有生产集团控制了暴力集团及其官僚代理人之后，左翼右翼之类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关的标签，才能上升为一级政治分类。在这套分类体系中，我为强化极权、削弱农民势力而冲锋陷阵。可是，任何集团的势力太大，和皇家贵族势力太大或资本家势力太大一样，都是一种社会失衡，都将造成社会灾难。
在新的历史坐标系中，当年的困惑和迷茫消失了。如今了然识所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国历史可以说是官家主义的历史。毛泽东时代，用自己的理想塑造社会人心的全方位努力登上了中国历史的最高峰，并且凭借强权打造了工业化基础。“文革”之后，从农村到城市，处处民进宫退，不时出现“小政府，大社会”的说法，新的均衡似在形成。迄今为止，对这种新均衡的意识形态描绘和理解尚未定型，就连我在此使用的“官家主义”也是正在形成之中的概念，我们仍处于下一个均衡类型重建之前的探索和动荡之中。
我希望在中国建立所有社会集团共同当家作主的社会，大家靠投票立法定规，我以为那才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社会——每个社会集团及其成员都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谁也不能凭借暴力专别人的政。资产阶级固然财大气粗，但工人可以依靠工会与之抗衡；农民固然是一盘散沙，但可以凭借农会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为本阶级争取更多的利益。为了保护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弱者，消除拼命谋生的土壤，这个社会还应该设立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体系。
倘若我梦想落空，中国出现了原始资本主义社会，立法定规全由资本家说了算，禁止组建工会，禁止罢工，凭借暴力专工农大众的政，那时候，即使我衰老不堪，我也要再当一回左派。这不是出于什么阶级感情，而是出于对利益制衡的信仰，出于对公道的信仰。公道自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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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最可爱的人
傅 谨
人生经常面临许多选择，每次都让我们必须在对象之间做价值判断。有道据说很有名的选择题是女人出给丈夫的：假如我和你母亲同时落水，而你只能救一个人时，你会救谁？
这是超越时代和地域的疑难，它提醒我们，面对生命历程中“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疑问是令人烦恼的，它实在不容易回答。爱是人类最深切的感情体验，人们总是说爱是人类最崇高最纯粹的感情，但是，很难说爱从无高下之分深浅之分。要想分辨这高下深浅，很简单，让人在声称所爱的不同对象中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只有面临这类选择时，我们才不得不在心里衡量对不同人的爱孰轻孰重，才知道爱原来也可以盘算。但这样的选择太过残酷，我们祈祷上苍不要让我们遇上如此痛苦的局面。即令只是遭到这样的诘问，除了回避也别无良策，假如无法回避，就只好说谎，因为无论选择哪一方都意味着对另一方无可挽回的伤害。在通常情况下，人类可以而且需要遮掩那些足以伤害亲人的真实，假如人生有些不能表白的真话，那么这就算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类。
只有在极端状况下，我们心里的小九九才会大白于天下。元杂剧《楚昭公疏者下船》就因为营造了这样一个无从回避的极端情境而耐人寻味。这出戏的剧名很直白，它说的故事背景众所周知——伍子胥借兵吴国，大败奸臣当道的楚国。但这出戏的主人公不是伍子胥而是逃亡中的楚昭公。戏里要说的事，是楚昭公阵前逃亡。
楚昭公不是一个人逃亡，他还带着妻儿兄弟，一行四人。剧情很紧凑，直切主题。一行人逃到江边，面对滔滔长江，风急浪高，“脑背后闹烘烘的起军卒，眼前面翻滚滚野水无人渡”，好不容易发现江边还有条小船，楚昭公恳求梢公，“你道是船儿小难装载，则要你量儿大救俺家属，早早的过长江无间阻。”梢公听说这逃难的是自己国家的君主，就铁下心来要爱一回国，于是一咬牙一跺脚，同意为他们冒险摆渡。船到江心，风浪一阵紧似一阵，梢公那点对国家君主的忠心马上打了折扣，他连连叫苦，“我说不载不载，您强要上这船来，还开不得半里，早风起了，你看这泼天也似的大浪，可不苦也……风浪越大了，船儿又小，湥纤戳艘玻〔蛔徘椎模烨胍桓鱿滤ィ啪鹊靡淮诵悦！薄�
戏由此进入最残酷的情节，楚昭公必须判断同船的亲人之间哪位比较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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