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11期-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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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车”；胡适在上述评论中落笔第一句是，“中国共产党近来发出一个宣言”。此即由陈、张、蔡负责起草，经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蔡和森在事后回顾说，“发行这周报的纲领完全是根据（中共）第二次大会的政治宣言，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实行民主革命。”他虽未自道是《本报宣言》的执笔者，但明确指出是根据《大会宣言》写的。也可以说，前者是“大宣言”，后者为“小宣言”；“小宣言”申述了“大宣言”的主张，决非可与寻常“骚人墨客”之“春秋笔墨”等类齐观。　
　　四曰：妄测。例如，1934年1月1日创刊于北平的《文学季刊》，每期四五十万言，是现代文学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大型文学杂志，实当代大型文学期刊之滥觞。该刊标明“编辑者”郑振铎、靳以，并每期刊有冰心、巴金等“编辑人”和卞之琳等“一百零八人”的“特约撰稿人”名单。曹禺追忆其处女作《雷雨》在《文学季刊》发表的经过说：“那时靳以和郑振铎在编辑《文学季刊》，他们担任主编，巴金是个编委，还有冰心和别人。”（《简谈〈雷雨〉》，《收获》1979年第2期）赵家璧在回忆中说得更具体：“靳以当时告诉我季刊有编委会，由巴金、冰心、李健吾、杨丙辰（按，杨为‘特约撰稿人’）等组成，由郑振铎、章靳以出面任编辑，实际工作他等于一个人包了。”（《文坛故旧录》，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20～221页）这表明，“编辑人”即“编委”，“编辑者”即“主编”；故现行文学史及期刊史著作记述这本大型文学杂志，均称主编郑振铎、靳以，或简称“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季刊》”；而“包干”了刊物编务工作的靳以，照现在通行的说法，应该就是“执行主编”。　
　　然而，《创刊词》一书录入《文学季刊》的《发刊词》，写了《作者巴金小传》；进而在“焦点评析”中借巴金“发现了曹禺”，“析”成“巴金主办《文学季刊》”；更以巴金曾为1935年12月16日《文学季刊》终刊号写了“头版头条”的《告别的话》，反推《发刊词》“作者”亦为巴金，纯属“想当然耳”的妄测。　
　　事实是，《文学季刊》之《发刊词》与《告别的话》，一头一尾，均未署名。直至巴金晚年，这才追述了这篇《告别的话》的来历，说：　
　　他（按，指靳以）在天津照看母亲的病，我去北平看完校样，写了《停刊的话》（按，即《告别的话》）。（《〈收获〉创刊三十年》，《文艺报》第47期，1987年11月21日）　
　　至于《文学季刊》的《发刊词》，巴金临2004年发表的《怀念振铎》提及《文学季刊》的停刊与他对郑振铎的“批评”（即《告别的话》），强调“友谊并未受到损伤”，而《发刊词》如果是巴金自己写的，他何必隐而不提？赵家璧是郑振铎、巴金、靳以的挚友，在上述回忆中肯定了巴金写《告别的话》，靳以写《文学季刊月刊》（按，《文学季刊》停刊后改出的月刊）《复刊词》，但对《文学季刊》的《发刊词》作者亦未置论。又据朱自清（郑振铎挚友、《文学季刊》创办见证人）1934年2月25日日记，“下午振铎兄见告，靳以、巴金擅于《季刊》再版时抽去季羡林文（按，指季批评丁玲小说集《夜会》一文）；又不收李长之稿。”（《朱自清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九卷第287页）可证，其时在上海从事写作与书刊编辑的“编委”巴金，是在《文学季刊》创刊号“再版”时才来北平介入编辑（且其“主阵地”在上海，有事才来北平）；亦即从《发刊词》之内容（如推崇胡适、主张“整理国故”等）、文风及巴金在《告别的话》中对其提出“批评”等项来看，如果推断其“作者”为“第一主编”郑振铎，尚不失为有据之论；而巴金则绝无可能在此之前就为“拟办”中的这本《季刊》写《发刊词》。除了上述数端，还有其他令人惊讶的谬误，试举较显者：　
　　一为错写人名。例如，张君劢，错写为“张君劢”；冯雪峰，错写为“冯雪枫”；尤为突出的是《创刊词》书中对《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的介绍，云：　
　　《现代》文学月刊，1932年5月创刊于上海，现代书局发行。前两卷施存蜇编辑，第3卷起由施蜇存、杜衡合编……　
　　同为《现代》编辑（按，应为主编），前称“存蜇”，后作“蜇存”，已属编校之大误；问题还在：何来“施蜇存”这个“创刊词作者”？　
　　当然，由于“蛰”、“蜇”二字形近而致排校偶误，即使严谨的学术名著，亦所难免。但《创刊词》关于《现代》杂志的全部文字，从目录到内文，述及施蛰存者不下数十处，无一不写作“施蜇存”，又在《作者施蜇存小传》下，注以“不详”，这就决非出诸“手民”之误，实乃编著者缺乏最起码的现代文学史常识，不知施蛰存为何人却妄评其“创刊词”了。　
　　二为滥冠创刊号“影印件”。仍以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为例。“创刊号”影印件的封面格式为美术体“《现代》（竖写）1932年，创刊号，现代书局印行”。然而，出现于《创刊词》书中的影印件，赫然在目的竟是“胡适之体”（直书）的《现代评论》“第六卷第一三二号，民国十六年六月十八日”（即1927年6月18日）。《现代评论》创刊于1924年11月，其作者除郁达夫、闻一多、梁实秋之外，多为北京各大学的教授、学者如胡适、徐志摩、陈衡哲、丁西林、杨振声，以及在京的沈从文、胡也频、凌叔华、朱湘等作家、诗人；无论就刊物性质及作者队伍来说，与被文学史家称为“培育”了“现代派”文学的三十年代的《现代》杂志，完全风马牛不相及，这不是在糊弄读者吗？类似的，还有将《文学》杂志“影印件”冠于《文学季刊》，兹不赘。　三为任意删改“创刊词”。谨将笔者所见《现代》杂志“头版头条”（《创刊宣言》）照原样迻录如下：本志是文学杂志，凡文学的领域，即本志的领域。　
　　本志是普通的文学杂志，由上海现代书局请人负责编辑，故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　
　　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　
　　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希望能得到中国全体作家的协助，给全体的文学嗜好者一个适合的贡献。　
　　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所刊载的文章，只依照着编者个人的主观为标准。至于这个标准，当然是属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方面的。　
　　因为本志在创刊之始，就由我主编，故觉得有写这样一点宣言的必要。虽然很简单，我却以为已经尽够了。但当本志由别人继承了我而主编的时候，或许这个宣言将要不适用的。所以，这虽然说是本志的创刊宣言，但或许还要加上“我的”二字为更适当些。　
　　二十一年，五月一日，施蛰存　
　　这是一篇至关重要的文学史与期刊编辑史文献。然而，《创刊词》一书却以“创刊词原文”为名录载的这篇《创刊宣言》仅剩了三行：本文艺月刊是一个普通的文学杂志，不是同人杂志。本杂志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　
　　本杂志所刊载的文章，只依照着编者个人的主观标准，至于这个标准，当然属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方面的。　
　　编者做这种任意删改，亦见于青年周恩来执笔起草的《觉悟宣言》。《创刊词》编著者不仅将其原名擅改为《本刊宣言》（按，《觉悟宣言》兼有社团及刊物双重含义），且仅录《宣言》开头片断文字（还有讹误）及结尾“求大家的‘自觉’‘自决’”的四条方法，其他文字被悉数删除。《创刊词》一书《序》中言其“撷取的作者”为“五大”（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文学家、大诗人）、“四代”（一代宗师、一代名宿、一代伟人、一代领袖），然而出诸周恩来这样中外敬仰的大政治家和真正一代伟人之手笔的《宣言》，尚且遭此任意删改的厄运，书中所录其他“创刊词原文”（或“译文”），还能有多少可信度？！　
　　四为篡改报刊历史。例如，《创刊词》书中将上海老牌的“新闻纸”（newspaper之意译）《申报》弁于全书之首，却对其副刊《自由谈》做了如是论述：《自由谈》）创刊时间：1932年12月1日。书中还以“创刊词原文”为名，录入了黎烈文写的《幕前致辞》；于《作者黎烈文小传》下，注曰：不详。其实，从鲁迅的《伪自由书》《准风月谈》的相关文章注释，并不难知黎烈文其人，且对《自由谈》“创刊”，有扼要介绍：　《自由谈》是该报副刊之一，始办于1911年8月24日，原以刊载鸳鸯蝴蝶派作品为主，1932年12月起，一度革新内容，常刊进步作家的杂文、短评。（《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五卷第5～6页）　
　　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黎烈文应聘入《申报》馆接编《自由谈》，于1932年12月1日发表《幕前致辞》，乃是“革新”而非“创刊”。在柳亚子1935年作《序》的《上海研究资料》一书《学艺》栏内，载有《自由谈的始末》，称：“《申报》上的《自由谈》，是上海一切日报副刊历史最久的一种。”从1911年8月24日（清宣统三年七月初一日）创刊，至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10月31日宣布停刊，“首尾共二十五年，实得二十四足年又约三个月”。　
　　还有必要一提的是《自由谈》首任编辑（实即“创刊”人）王钝根。《创刊词》一书《礼拜六》“创刊词”《作者王纯根小传》中，不惟错写其名为“纯根”，且亦以“不详”二字打发之。　
　　谨按，王钝根，本名王永甲（1888～1951），原名晦，字耕培，号钝根，别署根盘，以号行。江苏青浦县（今上海）青浦镇人。十六岁中秀才第一名，废科举，入上海广方言馆习外语，一年即通英语。先后任《自由谈》主笔，创办《自由杂志》《游戏杂志》《礼拜六》周刊等。1915年入南社。后应聘为《新申报》副刊《小申报》编辑。诗文之外，尤擅书法，《礼拜六》刊名即其所题。晚年穷困潦倒，抑郁而亡。柳无忌主编《南社人物传》中有其小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创刊词》一书所“不详”的“创刊词作者”，除上述施蛰存、黎烈文、王钝根之外，尚有民国名人左舜生、现代作家秦似等，实际上都不难查明。这除了表明编著者缺乏相应的文史知识之外，还可以说是在欺蒙读者了。　
　　从编校质量来看，《创刊词》一书的差错亦十分惊人。诸如，书中评述邵飘萍遇难前发表的《飘萍启事》：“简短明了，笑逐言开。”（第134页）且不说措辞失当，更将“笑逐颜开”成语误为“言开”，殆成笑柄；又如，瞿秋白抒发其济世救民情怀之诗句“倒悬待解何年？知否？知否？倒悬待解”（按，原题《无涯》见《饿乡纪程》），书中竟将“待解”写成“解待”（第216页），不惟差错，亦表明编著者根本不知其诗意却要强作解人。其他较重要差错如：　
　　《努力周报》“创刊词”《作者胡适小传》：“早年肄业于上海中国分学”（第190页），“分学”系“公学”之误；　
　　《向导》周报“创刊背景”：“《向导》，周刊，中国共产中央委员会第一个机关报”（第210页），“中国共产”下夺一“党”字；　
　　《民国报》“创办背景”：“蔡元培就此事在《民法报》发表《告全国文》（第90页），《民法报》系《民立报》之误。（按，书中《民立报》皆误为《民法报》，按差错计算法，仍算一字）　
　　该书差错严重，所谓“中国人文精神得于承前启后”（《编后记》），真是从何谈起！　
好选题书要好好编著
陈老萌　
　　近来关于介绍旧期刊的出版物多了起来，其中很有些不俗之作，前读张伟先生的《尘封的珍书异刊》（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即是，它或许见证着空谈学风有了改善。顷又见《中国创刊词》，787×960的大开本，四百多页，五十万言，不仅重现了不易寓目的昔日文本，而且配套多种相关文字，除创刊时间、地点的说明，另有创刊词作者小传、“创办背景”及“焦点评析”。这些于读者均大有裨益。此外配有许多配图，不乏罕见者。　
　　这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工程，编著者却看得太过容易了。编后记说：“原以为三个月便可将此书脱稿的，不意竟费时半载余，这是大大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体。”这意思在于认识到编著此书的艰巨性，表达效果正好相反，透露了对艰巨性认识的何其不够。捉摸编后记行文，好像编著者是单枪匹马。凭个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