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11期-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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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钱也不是万能的，现在，即使做一般的手术也太晚了，除非角膜移植。这一次，金民奎竟然无私地提供了自己的眼睛。对于他个人来说，放弃这个无限重要的器官，能够使得他和郑多慧之间建立起不可分隔血肉相连的关系。这个关系的意义在于，现代社会，血肉亲情仍然是最重要的基础和人最基本的需要。郑多慧对弟弟几乎不可能获得回应的渴求，金民奎沉溺于虚拟的电子游戏空间里的迷惘，都是这种需要的暗示。
郑多慧和金民奎都在寻找的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被割裂开后所缺失的生活意义。工作的专业分工早已降低了以亲情为依据的人际关系的重要性，而将一切关系置于可以量化处理的原则之下，对所有关系提出了投入产出的效益要求。所以那个有能力付钱的男人能够趾高气扬。在可以用金钱度量的社会，经济效益的规则决定了社会资源的流向和分配并不按照个人的需求程度来配置。没有金钱就没有社会关系。如果不是金民奎的牺牲，没有钱治疗眼睛的郑多慧能否在黑暗和孤独中继续生活下去肯定是有疑问的。
金民奎的牺牲在两个方面是同样重要的。一方面，为了筹措足够的钱，他去抢劫，即使金民奎并不看重现代社会对他的道德评判，他显然也知道，这会使得他被拘捕，失去感觉“居住在最高处”的自由。但人们能够原谅或者理解的超越法律之上的东西并不多，也许只是打动他们的真情，才能构成情有可原的共鸣。亲情，尤其是爱情，是唯一能够打进现代化冰冷的数目里的楔子。另一方面，在发现手术为时已晚的时候，他提出要将自己的眼角膜捐献给郑多慧，“那个让他第一次感受到爱情”的女孩。这种以死亡的巨大代价来换取心上人重获光明的行为，所反映出来的是金民奎对真挚情感的看重和渴望。并不认同现代社会的金钱标准，这个共同之处使金民奎和郑多慧能在几乎不可能被逾越的困难面前，做出为对方牺牲的选择。金民奎的付出，暗示并且引导了郑多慧对于他未来的承担。
他们其实都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旷野当中，无论是金民奎所喜好的电子游戏，还是郑多慧遇到的男人，都没有对他们在现代生活中的大段空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填充，甚至可以说这些都是他们融入现代社会生活的障碍。电子游戏加重了孤独感，舞厅的各色男人使人无法相信生活中还有爱情，生存的意义由此受到质疑，也加重了生活的艰难程度。在金钱社会里获得有质量的生活是不容易的事情，不管对于即将失明的郑多慧，还是对于没有什么身体问题值得担心的金民奎。其实金民奎也有自己的问题。在青春奔涌的年纪，他即使有工作，常常玩电子游戏，仍然逃脱不掉孤独，比如他以收集电线杆上的寻人启事为乐。但金民奎与郑多慧还有所不同，虽然他也感到生活无聊，但他还有一个工作的团体，还有一个理解他的前辈课长，只是这些关系不能令他感到满足，不能使他变得安定和积极。
郑多慧早年失散的弟弟，是无亲无故的郑多慧多年以来倾诉心情的对象。对重逢的期待和盼望构成了她遇到金民奎之前差不多全部的情感生活。不能从早年的分离创伤中复原，是这位情感的细腻的女孩一直抵触外面生活的重要原因。
他们两人内心深处都在渴求某种确定的关系，遭遇到爱情只是一个契机，并不是事件的本质，只有在金民奎完全不计代价的付出中，两个人的关系才得以在一种原始的血肉相连的紧密之中稳定下来。巨大的牺牲终于超越了血缘关系，是对两个人同时的拯救。惟其如此，郑多慧一直围绕着弟弟的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和期待，才有可能具体落实到金民奎的身上。这是一种靠得住的关系，对郑多慧来说，她期盼了多年要照顾弟弟的愿望，有了机会和充足的理由在金民奎的身上实现。现在金民奎失去了视力，成了一个弱者，他需要她的照顾，而她当然要来照顾他，从道义和意愿两个方面看来都是如此。
他们的故事无法仅用爱情解释。在事情发生的整个过程中，爱情固然存在，但它只是拉伸的镜头在焦点移动中被虚化了的背景。什么是金钱不能做到的，什么是可以超越生命的，什么又是爱情无法改变的，只有血肉的关系。男女主角带着深深的孤独在世间移动，他们的慨然承诺，他们的孤注一掷，仿佛是要证明，只有血肉相连才是值得信赖的关系。
信任建立在血肉之上已是很久远的事情，郑多慧和金民奎对此仍然坚信不疑，他们因此以自己的血肉挑战了金钱万能的社会规则。这是现代社会里的神话吗？他们还能够坚持多久？
曾经有一天，郑多慧问起金民奎的梦想，他没有回答。到离开的时候，他一边走一边说，要住在最高的地方。郑多慧没有听清楚，问他说什么。我的梦想。金民奎接着说。当他不能像失明以前那样常常登上电线杆高处眺望远方的时候，他仍然会不断想象，继续梦想，要住在最高的地方吗？
令人惊讶的“头版头条”
陈鸿祥
近些年来，因量化评定学术成果以及市场化等因素造成学术出版的虚假繁荣，胡乱抄书、编书、译书、乃至造假书者不胜枚举。本刊这里发表的两篇批评文章所针对的《中国创刊词》一书就是一例。其实，该书的创意和出版颇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因编辑出版者的原因，令这种以存一代史料为目的的书籍让人不能相信。学术出版泡沫化的问题不自今天始，但我们希望通过此例使学界和出版界能够有所反省，如何面对读者，如何面对未来。
编者
以“头版头条”为总题的《中国创刊词》（以下简称《创刊词》。古敏编著，时事出版社2005年出版），在其书序《有一种“沉醉不知归路”的感觉》中写道：“跟着创刊号一起扬名成金的创刊词，更显得弥足珍贵。创刊号的价值连城，往往以创刊词出自谁之手笔而彰显。”这本近五十万言的《中国创刊词》，宗旨既在彰显“谁之手笔”，但读毕发现的谬误，却实在令人惊讶。
一曰：误植。例如，创刊于清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1896年8月9日）的《时务报》，本无“创刊词”，惟卷首刊有《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以此作为“头版头条”的“创刊词”，也无可非议。问题是，此“论”为谁人“手笔”？由于原刊未署名，给了《创刊词》编著者以“假语村言”（《编后记》语）的无尽空间，不仅挥写了《作者汪康年小传》，且加以“焦点评析”曰：“汪康年在创刊词中申明‘去塞求通’之宗旨。” 这桩牵涉《时务报》“创刊词”著作权的“笔墨官司”早已“死无对证”，还真不大好打。所幸，尚有“归路”可寻：一是，当年《时务报》主笔梁启超有自述：“每期报中论说四千言，归其撰述。”（《创办时务报原委记》），这里的“其”非指他人，乃梁氏“夫子自道”；二是，梁启超壬寅年（1902）自己作《序》的著作，更可以佐证：这篇注明“清光绪二十二年”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报中论说”，编入了梁氏本人的《饮冰室集》（今见《饮水室合集·文集》一）则其为梁氏“撰述”，殆无可疑。怎么能将“笔端常带感情”的梁氏之《论》，任意栽到汪氏头上呢！
二日：错指。例如，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影响巨大而深远。在创刊号上，有一篇署名“抱一”的《创刊词》，开宗明义道：
世界一切问题的中心，是人类；人类一切问题的中心，是生活。
可谓快人快语，痛快淋漓。在《创刊词》书中，录入了这篇《创刊词》，并记述其“创刊背景”，略谓：
《生活》1920年10月11日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于上海，（中略）王志莘主编。从1926年10月24日第2卷第1期起，改由邹韬奋主编。（中略）1933年12月出版至第8卷第50期后，被国民党政府以所谓“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的罪名予以查封。
查对史实，这段文字盖有一误、二错、三失实。一误者，《生活》创刊年代为1925年，被写成了“1920年”（或系校误）；二错者，创办之初的主编乃黄炎培，而非王志莘；三失实者，所谓“第8卷第50期后”被“查封”，历史的事实应该是，1933年12月8日，“最高军事当局和中央党部”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的欲加之罪，发出查封《生活》周刊的密令；同年12月16日，出满8卷50期的《生活》周刊被迫停刊；亦即国民党当局先发出“查封令”，而后刊物停办。
但问题的关键，还在《生活》周刊的《创刊词》署名“抱一”，究竟是谁？对此，《创刊词》一书将其定为邹韬奋，并写了《作者邹韬奋小传》说：
邹韬奋（1895～1944），名恩润，笔名抱一……
其实，“抱一”另有其人。他就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始人黄炎培（1877…1969），号楚南，字任之（初字韧之），别号抱一。《生活》创办伊始，他自任主编，而由王志莘具体负责周刊的编务（相当于“编辑部主任”）。这篇署名“抱一”的《创刊词》，是他亲撰的。而在《生活》周刊创办一年之后（1926年10月），他主动让贤，选拔时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刚及“而立”之年的邹韬奋接任主编。
三曰：臆断。例如，1922年9月13日创刊的《向导》周报，是中共中央的第一份机关报，无论在中共党史，还是近现代新闻出版史上，皆应大书一笔。《创刊词》一书录入了《向导》“创刊词原文”即《本报宣言》，并记其“首任主编是蔡和森”。但这个《宣言》并未署名，而《创刊词》编著者断定《宣言》作者是瞿秋白，不惟撰了《作者瞿秋白小传》，且在“焦点评析”中对秋白生平思想（尤其是1935年6月就义前写的《多余的话》）作了洋洋数千言的长篇大论。此乃臆断。
让我们先看中共党史。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举行中共“二大”，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张国焘、蔡和森分别为负责组织、宣传工作的中央执行委员（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上册第103页）。按照会议决定，由蔡和森在上海筹办并主编《向导》周报，他还设计了《向导》的报名，得到中央会议一致认同。协助他办报的则是高君宇。
再看瞿秋白这一时段的行踪。1922年2月，瞿秋自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5日至12月5日，瞿秋白参加共产国际先后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并任中共代表团陈独秀的翻译；12月21日，奉命随陈独秀启程回国，至1923年1月13日抵达北京。（参见姚守中等编著《瞿秋白年谱》，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109～111页）这表明，《向导》创办时，瞿秋白尚在莫斯科，并未选人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他怎能如《创刊词》书中所说，“同年与蔡和森创办《向导》”，并撰《本报宣言》呢？
三看这篇《本报宣言》发表后产生的巨大社会反响。胡适评论：
我们的朋友陈独秀先生们在上海出版的《向导》周报，标出两个大目标：一是
民主主义革命，一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国际的中国》，《努力周报》1922年
10月1日，今见《胡适学术文集·哲学与文化》，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70页）
当然，胡适赞同第一个“大目标”，而坚决否定《宣言》对于“国际帝国主义”这个“恶魔”在政治上、经济上“钳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论述，并“奉劝我们的朋友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同上，第571页）但胡适的这番评论，倒很好地烘托了《向导》创刊的“历史背景”：第一，《向导》创刊，就是针对“胡适们”无视帝国主义这个“恶魔”的侵略，把民众“导”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目标；第二，《向导》周报，乃是在新当选的中共中央“委员长”陈独秀领导之下办起来的。故胡适所谓“陈独秀先生们”，广义上讲，指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狭义上讲，即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他们三位，堪称当时中执委的“三驾马车”；胡适在上述评论中落笔第一句是，“中国共产党近来发出一个宣言”。此即由陈、张、蔡负责起草，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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