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11期-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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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膊痪∪弧？鬃右徊俊堵塾铩反�世两千多年，影响了一个民族和社会的文化传统形成与发展。仅此已足见著作等身未必是成功与造诣的唯一指标。其实，治学有人以量取胜，有人以质取胜。以量取胜者谓之教，以质取胜者谓之学。教者，传也，普及常识之术；学者，造也，养育理性之术。当今时代技术发展，手段多样，求量容易，求质困难。所以更应以学为重，追求上品之学。周枏先生去世一年之际，再读其《原论》，感其教学并存，尤显学品之重。观其一生著述，虽未达等身之盛，但一部《原论》已足以让同仁敬佩，后学仰止，今人实难有出其上者。所以，留给后人的学品是周枏先生的贡献，也是他留给人们的永久纪念。　
　　　
　　（《罗马法原论》上、下册，周枏著，商务印书馆2005年8月版，45．00元）　
礼制传统与明清京师文化
李宝臣　
　　乐舞与神乐署的功能　
　　　
　　歌舞乐队陈列坛前，乐工62人，乐器有编钟、编磬、琴瑟、搏拊、柷敔、壎、篪、箫、笙、笛、应鼓；歌工12人，协律郎1人。文武舞生各62人，引舞各2人，舞师2人，共130人。文舞生左手执翟右手执籥，武舞生左手执干右手执戚。随指挥舞文德之舞与武功之舞。歌舞乐队共205人。　
　　所谓乐工就是演奏员，歌工即歌唱员，舞生即舞蹈员。协律郎就是乐队指挥。皇帝在每次跪拜的时候都要歌舞乐齐发。乐曲歌辞基本上是固定的，如没有皇帝要求更改，将使用很长时间。祭天九大程序的核心就是初献、亚献、终献。三献当中都伴有乐舞。其他程序只有乐歌而没有乐舞。《周礼》讲天子乐舞八佾，八佾实际上就是8队每队8人的64人的方阵。武工舞左干右戚，干就是木杆，戚就是戚扬，形状类似于斧钺，较小较短。文德舞左翟右籥，翟就是山鸡长尾羽毛，籥就是管箫。　
　　在古代，乐不是寻常欣赏娱乐意义上的音乐。古人把声音之道与政治相连，赋予“乐者，心声也”的含义，而取其和的象征。声音如不纳入音律节奏，是混乱而无序的，难于让人忍受，因此，只有全体臣民的心声跟从同一音律、节奏的指挥，才能奏出和谐的乐章。实际上，官方重视的乐是礼乐，把自己看作是音律与节奏的制造者与指挥者，让民众来习惯顺从它的节奏，从而创造大一统的和谐秩序的状态。《明史乐志》说“君心和，六合之内无不和矣，是以乐作于上，民化于下。”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乐舞生平日在天坛神乐观里教习，每逢祭祀需要，先期在此演习。皇朝祀典，必设乐舞，乐分四等，九奏、八奏、七奏、六奏。每奏时伴歌伴舞，歌于堂上，舞于堂下。舞列八佾，分文武两舞。神乐观由太常寺统属，专事神乐。神乐观建于永乐迁都之际，清乾隆八年改称神乐所，二十年又改称神乐署，直至清末，性质功能未变。有人以为神乐观是明清两朝国家的惟一音乐学院，不妥。事实上，神乐观教习的乐舞生只是专为吉礼祀典预备的，而不涉及其他。中国人神俗两途的观念由来已久，为不亵渎神灵，不可能将神、俗之乐混用。相比之下，人世间更离不开音乐，俗乐比神乐使用得更多更频繁，朝廷庆典诸如大婚、宴飨、朝仪等嘉礼仪式，虽然同样需要乐工助兴，却不由神乐观训练提供，而由教坊司预备，“凡祭祀用太常寺乐舞，凡朝会宴飨等礼用教坊司奉銮。”终明之世一直如此。清袭明制。雍正七年改教坊司为和乐署。乾隆七年设立乐部，下设神乐署管理神乐；和声署管理俗乐，提供朝廷诸如朝会、宴飨等喜庆典礼音乐。而宫廷之乐则由内务府掌仪司中和乐处管理，亦曾名为南府，后又更名为升平署；皇帝仪仗乐队由銮仪卫、旗手卫校尉管理。两部门亦同时听命于乐部，直至清亡，各类音乐的服务对象未见混淆。因此，决不可未详察其历史沿革就下结论，向人们传递错误的信息。　
　　　
　　祭天的政治文化意义与雍正皇帝的继位问题　
　　　
　　上述简单介绍了祭天程序，在此引出一个没完没了的话题，就是所谓的雍正皇帝继位是否合法的问题。其实，发生在康熙末年皇四子胤禵代皇父祭天之事，远比任命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更为重要。以皇子身份代表生命垂危的皇帝祭天的政治文化价值和皇位传承伦理价值，决非委任大将军之职所能比拟的，从中也可以体会到四子胤禵比十四子胤禵更受皇帝的器重。古代皇朝一直尊崇君权神授与代天行政，因此，能够在国家最隆重的祭天仪式上，代皇父向天行礼祈福，实在是众人瞩目的朝廷大事。不能不说康熙皇帝这一决定多少透露了他想传位给哪一位皇子的信息。　
　　雍正继位是否合法的问题探讨以及广为流传的民间演义，与其说是对雍正皇帝的特殊关注，倒不如说是康熙末世储君未定，促发了人们想探个究竟的热情。即使雍正皇帝是清白的，也注定不能享受像其他历史有为之君那样的美誉。人们怀疑圣祖遗诏的真实性，是因为他具备销毁、制造、更改先帝文件的能力。历代宫廷政变都离不开这样的手段。无论雍正皇帝怎样表白，都会被判定成“欲盖弥彰”。在两难两可之间，摒弃游移心态，走向挑战现实与传统道路的自证其说，常常是今天学术创意的立论方式和人们看待历史的心态。　
　　然而，胤禵代父祭天这件事很难否认。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七日，皇帝病重，从南苑行围之处回畅春园，十日，命皇四子胤禵恭代祭天。胤禵随即住进南郊斋所斋戒，因为他不是皇帝，所以不能住在天坛斋宫，只能在天坛找一别院作为斋戒之所。十三日，康熙皇帝病情加剧，急召皇四子胤禵回畅春园，紧接着又召在京的其他成年皇子，安排后事，随即逝世。虽然人们可以假设雍正皇帝拥有制造更改毁坏先帝文件的机会与权力，可是，代父祭天是一件在朝廷上公开的人尽皆知的大事，无论如何也无法凭空捏造。　
　　流行的雍正非法取得皇位之说，大都认为皇位本应属于皇十四子（初行次为二十三，皇四子胤禵的初行次为十一）胤禵。康熙皇帝一生共有55位女人，生育了35子、20女。起初子女按生日先后排序，由于前期子女夭折者多，所以后来以存活下来的重新排序。变成24子10女。　
　　为了证明康熙皇帝已有意选择胤禵为储君的猜想，人们常常援引康熙五十七年十月授胤禵抚远大将军之职出征西北，平叛策妄阿喇布坦事件加以说明。不错，抚远大将军出征仪式的恢宏庄严和在军中拥有的权力，确能证实皇上对皇十四子的眷顾与重视，但这并不等于就是立储的仪式。同样或相似的职务在康熙二十九年七月，还授给过康熙皇帝的二哥裕亲王福全和五弟恭亲王常宁。当时，噶尔丹叛乱深入乌朱穆泰，以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皇长子允禔（时年十九岁）为副手，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率军出征。出师送行仪式在太和门举行，皇帝亲自出席赐印，并送出东直门。可见胤禵大将军之职在康熙朝也不是绝无仅有的。　
　　其实，任命皇子与宗室王公作为军事统帅率军出征是清朝的传统。回首满洲兴起之初，从太祖以家族军事集团统一了满洲各部起，到清军人关底定中原，军事上大都选用太祖子孙作为大将军四处征讨，诸如人们所熟悉的清初八大世袭罔替王爷，功勋就是来自征战，不然也不可能挣下铁帽子王的待遇。康熙即位以后发生战争仍旧沿用这一方式，直至雍正朝才起了变化。其后历朝诸帝在遇到战争需要时，基本上不再任命皇子王公担任统帅。因此，康熙五十七年授胤禵抚远大将军之职，在当时并不是一件能够引起朝野震动的大事，更难与储位人选问题扯在一起。大将军一职是临时的，战争结束，自动解职，印信交还，藏于内阁。　
　　大军出征，任将送行仪式的声威从来与战争的等级有关，越是关系到皇朝一统大局的安危，任将出师的仪式越可能搞得庄严铺张。这样做是为了威慑叛乱或入侵之敌，同时向世界表明皇朝维护民族疆域一统的决心。胤禵受命出征之际，朝廷为他专门举行了送行仪式，皇上亲临太和殿授予印信，让他使用正黄旗纛，同时赐予弹劾、用人等特权，如此令人称羡的隆遇，归根到底都是策妄阿喇布坦叛乱震动朝野，危及皇朝一统和战争发生在西北边陲，道途险阻需要便宜行事所决定的。从中当然也可以得出胤禵代皇父出征的结论，但若进一步推证成胤禵就是未来的皇位继承人，其间的政治文化价值观方面的矛盾，令人难以自圆其说。　
不必另辟蹊径，使用同样的史料，也不难推出胤禵不是储位的候选人。　
　　胤禵受命抚远大将军驻节西宁，对于他的荣誉与功业来说是幸运的，而对于他与皇位之缘，则无异于流放。康熙五十七年，皇上已是65岁的老人，在预期寿命较低的年代，很难想象这样的老人能够把一位随时要付托大位的人放在那样遥远的地方。一旦发生变故，如何保证继承人及时赶到顺利地登上皇位？皇位空置期，一向是政治危险的紧要时刻，参与宫廷中枢政治的皇子们和心存不轨的权臣，有谁会有耐心等待万里之外的继承人的到来？路途遥远与交通信息通讯条件落后的状况，无异于人为地为继承人设置难以迅速逾越的障碍。胤禵无法做到及时掌握宫中消息，京城与西宁之间的信息传递，也面临着发生梗阻的困难，这种梗阻的发生可能出自无意，也可能就是有意的。即使在皇上刚刚过世的那一刻，立即飞马传书，但信息在路上的时候，有意夺取皇位的皇子，早已完成了宫廷政变。难道这就是一位父皇对自己中意的继承人做出的特殊关爱吗？胤禵是否继承人，决非仅仅突显大将军一职的光环就能确定的。因此，放到历史宫廷政治的情景与情理中观察，胤禵被授大将军一职与皇位继承人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如果五十七年授职一事还不能完全证明这一点，那么三年之后，六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召大将军回京面授机宜，不久又让他返回西北驻地，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胤禵自五十七年十二月出师到六十年十一月返京陛见共三年。三年的时间，胤禵已经创下了足够的功业，拥有了其他皇子望尘莫及的政治资本，如果康熙皇帝果真想把皇位传给他，论理似乎不应该在召之返京以后五个月再让他离京远去，而应留在身边，寸步不离。不要忘记，这时候皇上已经68岁了。清朝皇帝的寿命与明朝相比，清朝十二位皇帝过五十岁的比较多，而明朝皇帝大部分在四十岁上下就过世了。不过两朝享年七十以上的皇帝，只有明太祖与清高宗两位。康熙皇帝在晚年身体状况下降，年龄渐增的状态中，怎么可能非要一再让他选定的继承人到万里之外的地方等待不可？他会有意为顺利传递皇位，故意设置如此难以迅速克服的障碍吗？　
　　六十年的当政经验和辉煌的文治武功，以这样的睿智与才华，断不会不明白内外、远近、亲授与遗命之间的差距对于一位承嗣人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康熙皇帝没有理由为自己选择的继承人设置障碍。除非他本无扶植胤禵继位之心，召京再遣之回西北驻地才顺理成章。相同的史料竟然演绎出大相径庭的结论，彼此势同水火的观点冲突，永远也找不到它的尽头。学术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两种结论冲突的偏好选择，而在于认清康熙末世储君未定所导致后果。古往今来，只要是秘密的东西，永远激起人们猜测探究的巨大热情。　
　　现存康熙皇帝的满汉两种文字的传位遗诏，当然也会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即使是满文的，也不例外。然而，在当时公开的东西总比秘密的东西，更让人相信。胤禵代父祭天是造不了假的。一位皇帝有能力将秘密严密包裹，却很难把祭天这样的大事，强加到历史头上。如果胤禵没有得到过父皇的代行祭天之命，他费尽心机制造假象，那样做得不偿失，将面对多少只眼睛与多少秉笔直书的文人史家，会付出沉痛代价。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皇位传递上，向来尊崇嫡长子继承制。康熙皇帝当初所立的太子就是他唯一的嫡子，废掉以后，传位自然倾向于长子。康熙末年，在皇长子获罪，皇二子原太子被废拘禁，皇三子行为不检的情况下，命运自然眷属到皇四子头上。因此，康熙皇帝在临终时选择雍正，顺理成章。关于祭天的政治文化意义，皇四子的代父祭天的例证很能说明问题。康熙皇帝自八岁登基以后，定下郊祀典礼必须亲自出席，无故不派人代行的规矩。如离京生病等原因不能亲临时，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