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11期-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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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另一副面孔
王纪潮
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1432～1481）在1453年攻陷了拜占廷（东罗马）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之后，世界历史开始了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人们选择1453年作为标尺，原因主要有两条，一、在此前后，拜占廷的学者纷纷逃亡到意大利和西欧其他国家，使保存在东罗马帝国的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传播到了欧洲，为文艺复兴提供了科学和理性的武器，导致了人们的精神解放。二、奥斯曼帝国阻断东西方的陆路贸易，直接导致了新航路的开辟，引发了以航海技术为核心的一系列的技术革命、军事革命以及稍后的工业革命，勾起人类无穷的贪欲。在其后的五百年里，人类文明依靠理性和科技得以迅猛发展，几乎所有的历史书籍在讨论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时，都认为这两者是最重要的因素。
好玩的是，二十世纪后期以来，针对传统教科书的观点屡屡有人出来抬杠，认为中世纪结束之后的这五百年间，现代世界的形成有太多的偶然因素，尤其是与“理性”、“启蒙”、“科学”等这些正确、体面的字眼相比，一些并不那么高尚的因素，如“**”、“疾病”、“气候”等改变了历史。这类戏说历史的娱乐成分居多，不能太当真。当有人拿出证据说，这五百年来的现代世界是“瘾品或毒品”造成的，恐怕也会被很多人视为野狐禅，不以为然。因为这种看法不啻颠覆了世界历史的进步图景，一下子就剥去了人类进步的理性面具，很让人难堪。提出这个看法的是美国北佛罗里达大学艺术、科学史学院的教授戴维·考特莱特（David T．Courtwright）。他近些年出版了三部有关毒品的历史书籍，哈佛大学出版社就出了两部，写作态度应该是很严肃的。他在《上瘾五百年——瘾品与现代世界的形成》（Forces of Habit：Drug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薛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的“绪论”中说到：在二十世纪的城市中，人们抽烟、喝酒、喝茶、喝咖啡甚至吸鸦片，过着五百年前最富有的人都无法想象的生活，这是五百年来人们追求化学物质对神经系统影响的革命结果，这场革命就是“精神刺激革命”（psychoac…tive revolution），刺激的核心就是“瘾品”（drugs）。
Drugs这个词在西方媒体上一般是指“麻醉品”或“毒品”，如被世界各国政府严厉查禁的鸦片、大麻、古柯叶等。可是考特莱特把“drugs”一词放得很宽，不但包括了鸦片、大麻、古柯叶等“三小宗”硬性瘾品，而且还包括能够合法服用的酒精、烟草、咖啡因等“三大宗”软性瘾品。他指出，越洋贸易是近代世界早期最为重要的一件大事，某些疾病、某种粮食作物的跨大陆传播，改变了人口结构是其后果，也是促成近代世界形成的重要因素。疾病、粮食等的传播有偶然性，只有鸦片、大麻、古柯叶、酒类、烟草、含咖啡因植物的全球性流通是蓄意促成的，“这不仅改变了数十亿人口的日常生活，也连带影响了环境。”（《上瘾五百年》，第3页，下引该书仅注页码）他用中性化的“瘾品”一词是为了使drugs能够覆盖一切引起精神刺激的物品。他的瘾品标准是：各种合法与非法的麻醉和提神物质，它有否可能被滥用，有否可能成为全球性的商品。沿着这条线索，他在书中谈了三个问题：何种“瘾品”可以成为全球贸易的商品，瘾品和贸易，以及瘾品与权力。考特莱特是想说明，在过去五百年的近代和现代世界的形成中，瘾品扮演了主要角色，其影响力长期被人忽略了。他是否有意要颠覆人类理性是世界进步的主要原因的传统，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把瘾品的定义中性化之后，人类追求精神放纵的本能与近代世界形成的关系就显得十分的清晰。简言之，瘾品改变了历史。
一、精神刺激革命
考特莱特不是第一个讨论瘾品历史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学术界对精神治疗、致幻性药物、精神病理等方面的研究成为潮流，历史上各种主要的精神刺激性物像大麻、鸦片、苏摩（sorma，古代的印度麻醉品）、曼陀罗、蛤蟆菌（A manita mus…caria，是一种毒蘑菇，又名飞伞菌＇Fly Agaric＇），有强烈的致幻作用，在西伯利亚和美洲常被巫师使用）、佩约特（Peyote，一种有致幻性作用的仙人掌）、死藤水（Ayahuasca，南美印加人Quichua族土语的意译）等致幻性植物的研究更是热闹，这种现象与战后西方社会毒品流行和社会的心理疾患增多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大量研究麻醉品的著作要么偏重宗教史，要么偏重神经科学，从全球化的角度思考麻醉品的作用，出版商认为这是第一部。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或许是考特莱特在研究近代世界形成的过程中提出了“精神刺激革命”（psychoactive revolution）的概念。
所谓“精神刺激革命”是指越洋贸易形成之后，人们有意识地追求改变清醒意识状态的方法，有意识地追求扩大种植能引起精神刺激的植物，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人引人烟草到非洲、亚洲；1524～1556年间，欧洲人把葡萄种植技术传人美洲；茶叶、咖啡以及相关的甘蔗也都先后由欧洲人引出了原产地，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始料不及的后果。对我们来说，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鸦片的全球贸易。吸食鸦片是由阿拉伯人在明代传入中国的。考特莱特指出，在中国，鸦片和茶的故事是交替发生的。（第30页）也是在明代，约1559年，阿拉伯人把茶也带到了欧洲。葡萄牙和荷兰一直把持着欧洲与中国的茶叶贸易，英国兴起后情况有了变化。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于1637年首次到达广州，希望获得和中国进行茶叶贸易的许可，但并没有如愿，只得到了“约20至30吨的丝织品、瓷器和干姜等，一盎司茶叶也没有。此次投机的成功只不过是象征性的，亦即和中国贸易还没有开始。”（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区宗华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当中英双方进行茶叶贸易之后，英国的国际收支就开始严重失衡。英国为了解决对华贸易逆差问题，在控制印度之后找到了出口鸦片到中国的卑鄙方法，鸦片销售到中国抵消了购买茶叶的花费之后还绰绰有余。鸦片贸易的直接后果就是使中国被迫向西方打开大门。
瘾品影响历史的进程并不仅是鸦片改变中国历史这一例，作为软性瘾品的茶也同样改变了大英帝国的历史。考特莱特并没有多讲这个问题，大概因为这是常识，他把茶以及所有含咖啡因的饮料都视为瘾品或许就隐含了这一点。茶传入欧洲之后，价格居高不下，利润巨大。东印度公司1吨茶叶的进价是100英磅，批发价就是4000英镑。英国政府也一直对茶叶课以重税。1777年，500克走私茶叶在英国的价格是10先令6便士，相当于周平均工资的1／3。（托比·马斯洛雷夫：《改变世界的植物》，董晓黎译，希望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贸易也成为英国政府下金蛋的母鸡。为了回报东印度公司，英国议会在1773年，通过《茶叶法》，准许东印度公司有向北美殖民地销售茶叶的专权，免缴高额的进口关税，只征收轻微的茶
税。当时北美殖民地私茶消费占到了茶叶消费的90％，东印度公司输入的茶价却只有私茶的一半。北美殖民地人民害怕英国由此垄断一切，组成了波士顿茶党，抵制英国的茶叶。1773年12月16日，波士顿茶党登上停泊在港口的三艘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将装载342箱价值18000英镑的中国茶叶统统抛入大海，这就是引起美国独立战争的“波士顿倾茶事件”。英国学者尼尔·弗格森对北美独立运动是否有必然性，是否理性的问题做过假设性的推论，不怎么相信“如果没有茶叶税，就不会有波士顿倾茶事件，也就不会有随之而来的、英国与其殖民地反目”之类的北美革命“外部原因论”，但也认同美国独立战争是导致法国崩溃（法国因与英国交恶，在财政上支持北美的独立，结果有伤元气）和欧洲旧制度破坏的直接原因。（尼尔·弗格森：《未曾发生的历史》，丁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人们在事后找了各种社会内部原因来解释北美独立战争的爆发，但在短期内让各个阶层尤其是殖民地的社会上层人士组成抗英的统一战线，恐怕没有什么比已成为大众瘾品的茶更有作用了。
从十五世纪开始的精神刺激革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世界上使人服用可以改变精神状态的致幻物非常多，但只有酒、烟草、咖啡、茶、巧克力、鸦片、大麻有限的几种成为全球生产的东西。为什么？考特莱特认为，瘾品的全球化生产必须符合三个条件，首先它必须能在西欧成为普遍接受的药品或消遣品，或成为西欧人的贸易品。像槟榔、龙舌兰、佩约特、卡法（kaif，一种用卡瓦胡椒＇piper methysticum＇）的根制成的饮料，有提神、抗抑郁作用，流行于大洋洲各地）、咖特（qat，亦称阿拉伯茶，是东非、阿拉伯的一种多年生灌木植物叶，含有一种与安非他命类似的生物碱，嚼之可上瘾）等都没有成为全球性的瘾品，就是一开始没有被欧洲人接受。第二个条件居然是服用瘾品的后果应该雅观。这听上去有些好笑，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嚼槟榔会使腮帮子肿胀、牙齿染黑；嚼咖特会产生便秘；饮卡法会使皮肤粗糙，这使欧洲人感到畏惧，“人类这种爱虚荣的天性”，使这些瘾品因此没有在全球流行起来。第三个条件就是运输方便。今天运输这些物品不是什么问题，大型巨轮，航空运输可以方便地解决货载和满足时效问题（咖特必须新鲜才有作用）。十五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开始时，有效货载是远洋贸易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槟榔、古柯、咖特等瘾品不像茶叶、烟草、鸦片那样可以加工后运输，这就使它们丧失了在今天成为全球性瘾品的地位。考特莱特指出，区域性的瘾品错过了十五世纪晚期打开的机会之窗，这扇窗子到十九世纪就关上了。在今天，它们面对旧瘾品的地盘和层出不穷的合成瘾品的竞争，要成为全球�
![[204]十年封面](http://www.tzy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