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的民主-第7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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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可能对一个民族的文学有用，而对它的社会和政治需要则不会有补。
在每个人都习惯于依靠暴力去增加或维护自己的财富的社会里，如果坚持只对人民进行纯文学的教育方针，则将造就出非常文雅但又非常危险的公民，因为社会和政治情况在使他们不断产生新的需要，而这些需要则是他们所受的教育无法满足的。于是，他们将以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名义扰乱国家，使国家不能在实业方面得到发展。
显而易见，在民主社会里，个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安全均要求对大多数人首先进行科学、商业和工业教育，其次才进行文学教育。
各级学校都不应当讲授希腊文和拉丁文，但对那些由于出身或命运而注定要学习文学或对文学感到兴趣的人，也应开设一些使他们能够完全掌握古代文学或将精力完全投入古代文学的学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办几所好的大学胜于一大批坏的专科学校，因为在后者到得的质量不高的肤浅教育，反而会影响以后的必要深造。
在民主国家里，凡想在文学方面有所成就的人，必须经常从古代作品中汲取营养。这是非常有益的办法。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古代的作品都是没有缺点的。我只是认为古代的作品有一些可以有效地抵消我们所特有的缺点的特殊优点。古代的作品可把我们从歧途引上正路。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十六章 美国的民主怎样改变了英语
如果读者已经完全了解我上面就整个文学所述的一切，那就不难明白民主的社会情况和制度可能对作为思想的主要表达手段的语言本身发生哪些影响。
其实，可以说美国的作家主要是生活在英国的环境下，而没有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因为他们在不断研究英国作家的作品，并且天天以英国的作家为楷模。但是，人民本身并非如此，因为只能对美国发生作用的那些独特原因，对人民最有直接影响。因此，我们要想了解贵族的惯用语在变成大众的语言时可能发生的变化，必须注意口说语言，而不必注意书面语言。
一些有教养的英国人，和一些使我望尘莫及的能够立即辩别出语言的这种细微差别的人，都一再叫我相信：美国的有教养阶级，在语言上同大不列颠的有教养阶级有显著的差别。
他们不但指责美国人使用大量的新词（英美两国的差异和相距遥远，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而且说这些新词主要是从各政党和各行业的用语以及业务术语借用来的。他们还说，英语中的一些旧词，往往被美国人赋予新义而加以使用。
他们最后说，美国的居民常在说话当中加进一些使你莫名其妙的词语，有时把在他们的母国中不能混用的词当作同义词使用。
一些值得我相信的人多次向我说的这些话，促使我本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番思考。我根据理论所得的思考结论，同他们根据实际所得的观察结论是一致的。
在贵族制社会，语言同一切事物一样，也处于停滞状态。
这种社会创造的新词不多，因为它的新事物不多。即使出现新的事物，也尽力用含义早已固定的通用词来附会。
即使贵族制社会的人的精神终于自己振奋起来，或被外部射进的光芒刺醒，它所创造的新词也要具有一种学究气、辞藻色和哲学味，以表明它决非来自民主社会。君士坦丁的陷落使科学和文学移向西方之后，法语当中立即出现一些全都可以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找到根源的新词。于是，在法国出现了流行新词的风气，但使用新词的都是有教养阶级，而且流行的效果并不显著，只是经过很长时期才及于人民群众。
欧洲的所有国家，都先后出现过同样的现象。只是弥尔顿一个人，就给英语增添600多个新词，这些新词几乎全都来自拉丁语、希腊语或希伯来语。
反之，民主社会内部发生的连续运动，则不断使其语言和事物改变面貌。在这种万事都在变化和人们的思想互相竞争的过程中，许多新的观念相继出现，而一些旧的观念则逐渐消失，或消失之后又复现，但更多的是发生极其微小的变化。
因此，常常是一些词必然变成废词，而另一些词又要被拿来使用。
而且，民主国家本身就喜欢变动。这种情况既见于语言，又见于政治。因此，民主国家即使无须改用新词，有时也想要改用新词。
民主国家人民的天才，不仅表现在他们大量使用新词方面，而且表现在这些新词所代表的观念的性质上面。
在这样的国家里，一切法律均由多数制定，而语言方面的规则也自然要由多数规定。多数的意志，无论是在语言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都是起决定作用的。而且，多数从事实业和政务的人多于从事研究学问的人，重视政治和商业利益甚于重视哲学或纯文学的思辩。多数所创造或采用的词，大部分带有由此所产生的习惯的色彩。这些词主要是为表达实业的需要、政党的激情和公共行政的细节而服务的。这些方面的语言将来还要不断发展，而形而上学和神学方面的语言则将逐渐被抛弃。
至于民主国家的新词的来源和创造方法，都是不难解答的。
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对于罗马人和雅典人所用的语言一无所知。他们不必到古代语言中去找他们所缺乏的词汇。即使他们有时也求助高深的词源学，一般也是出于用以表示自己也能对已经死去的语言进行探微的虚荣心，而不是出于他们的头脑天生就能如此博学多才。因此，最爱探求词源的人，有时反而表现出最大的无知。总想拔高自己的民主愿望，经常使他们喜欢用一个希腊或拉丁的名称来显耀自己的并不高贵的职业。他们以为，职业越是低下，表明自己越无学问，而名称越是好听，则可以显示自己学识更渊博。比如，法国的走索演员，就用希腊语的Acrobate和拉丁文的eunambale来称谓自己。
民主国家的人民对已经死去的语言一无所知，但可以随时到现在活着的语言中去借用新词，因为各国人民之间不断往来，并在日益增加的互相接触中彼此随时仿效。
但是，民主国家的人民，主要还是从本国语言中去寻求革新的手段。他们有时将早被人们遗忘的用语再拿来使用，或对某个阶级专有的用语加以引申而使它成为普通话。许多原先只属于某一派别或职业的专门用语，就这样成为一般的用语了。
民主国家改革语言文字的最常用办法，是对流行已久的用语赋予新义。这种办法非常简便易行，不需要什么学识就可以运用，甚至没有学识的人更便于应用。但是，它却会对语言带来极大的危害。民主国家的人民在这样增加一个词的新义时，有时会使原来的词义和新增的词义混淆。
一个作家先把一个通用的词汇解释得稍微离开原意，随后就这样修改词义，以使那个词汇更符合自己的目的。也会出现另一个作家，由另一个方面来理解这个词汇的词义。第三个作家可能对这个词汇另作新解。结果，由于既无一个公断人，又无一个常设的法庭能够最后确定该词的义意，而使词义处于游移不定的状态。因此，作家们所表达的思想看来不止一个解释，而好象有一大堆解释，让读者去猜测作家的原意。
这是民主的一个令人遗憾的结果。我宁愿让我们的语言充满中国语、鞑靼语或休伦语的单词，也不希望法语的单词词义混淆不清。谐声和押韵，只是语言的次要美。在这类问题方面，一般都有许多规定，但可不必严格遵守。如果没有明确的词义，则不会是好的语言。
平等也必然使语言发生一些变化。
在贵族时代，各个民族都闭关自守，互不往来，喜欢保持自己的特点，所以几个本来是同源的民族，却往往彼此视为外人，以致不能再团结一致。最后，它们的语言也不再相同了。
在这样的时代，每个民族的内部又分为若干阶级，各个阶级之间很少往来和混合。各个阶级都养成并固定自己所特有的智力活动习惯，选用一定数量的单词和用语象遗产那样代代相传下去。因此，在同一通行的语言当中，又有穷人用语和富人用语、文人用语和通俗用语。阶级之间的界限越深，阶级之间的壁垒就越严。在语言方面，也必然如此。我敢断言，在印度的不同种姓之间，语言的差异大得令人不可思议，不可接触者的语言同婆罗门的语言差异大得同他们之间的服装差异几乎相当。
反之，当人们不再受等级的限制，而可以不断相见和交往时，即在种姓制度消灭和阶级界限取消而人们混合为一体时，语言的一切词汇便可以通用了。凡是不能为大多数人所采用的词汇，必然被淘汰；而保存下来的词汇，则形成公用的词汇总藏，每个人都可以随便从中选取自己使用的词汇。使欧洲出现几种通行语的一切方言，几乎都将明显地趋于式微。
在新大陆上，已经没有方言土语。旧大陆上的方言土语，也将日趋消失。
社会情况的这种变化，不但影响了语言，而且影响了文体。
这样，所有的人不仅都要使用同样的词汇，而且都要对每个单词有同样的理解。在文体方面所作的规定，将几乎全部废除。词语将不会再有粗野和文雅之别。各行各业的人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将使用大家共同的语言和词汇。词的来源同人的出身一样，将完全被人们忘记。语言的浑成一体，将同社会的浑成一体同样出现。
我知道，词的好坏之别，并不取决于社会的形式，而是取决于另外的因素，但这个因素必定来源于事物的同一性。有些词语和句子之所以粗野，是因为它们所表现的意思实在低级下流；而另些词语和句子之所以文雅，是因为它们所描写的对象具有高尚的品质。
在等级之间的界限日趋消失的过程中，并不能完全取消这种差异。但是，平等却不能不破除思想方式方面的那些纯属任意和硬性规定的东西。我甚至认为民主国家将永远不会象其他国家那样重视我在上面所说的词必然有好坏之别，因为在民主国家，没有人能在教育、知识和时间方面使自己长期去研究语言的自然规律，没有人能通过自己考察这些规律而使它们受到重视。
我不想不讲民主国家的语言与其他国家的语言的最后一个不同特点，而就此停止。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民主国家的人民爱好而且往往是热爱一般观念。这既来自他们固有的优点，又来自他们固有的缺点。对一般观念的这种爱好，通过长期使用通用的词语和抽象的观念，以及如何运用这些词语和观念，而表现在民主国家的语言上面。这既是民主国家语言的一大优点，又是它的一大缺点。
民主国家的人民之所以热爱通用的词语和抽象的观念，是因为这样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可以提高思想，把大量的对象囊括在一个小小的范围之内，并有助于智力活动。
一个民主的作家，只喜欢用“才干”一词抽象地说明有才能的人，而不深入到这种才干的具体应用细节。他会用“现实”一词一笔带过目前发生的一切，用“偶然性”一词去解释世界上在他说话当时可能出现的一切。
民主的作家在不断创造这类抽象名词，或者使语言中的抽象名词的含义越来越抽象。
此外，为了写作简洁，他们还把抽象名词所代表的事物人格化，使它好象是一个真人在活动。比如，他们说：物力喜欢人才支配它。
用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明我的这个想法，是再好没有了：我往往从“平等”一词的绝对意义来使用这个词，我也在许多地方把“平等”一词人格化。比如，我有时说平等可使某事如何，有时又说平等不会使某事如何。我们可以断言，路易十四时期的人决不会说这样的话。由于他们没有亲身享用过平等，所以他们的头脑里也不会想到享用平等。与其说他们没有使用这个词，不如说他们没有亲自体验过平等。
在民主国家的语言中，这类抽象名词比比皆是，而且每个人在使用的时候不必跟特定的事实联系起来，所以它们一方面在扩大思想，另一方面又使思想模糊不清了。它们虽然使语言的表达简洁了，但却使含意不明确了。然而，从语言的实际运用来说，民主国家的人民更喜欢模糊不清，而不愿意下功夫推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