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的民主-第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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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假如把立法机构组织得既能代表多数又一定不受多数的激情所摆布，使行政权拥有自主其事的权利，让司法当局独立于立法权和行政权之外，那就可以建立起一个民主的政府，而又使暴政几乎无机会肆虐。
我并不是说，在今天的美国，人们经常使用暴政的手段；而是说，那里没有防范暴政的保证措施，而要揭示美国政府所以能够宽容待人的原因，与其到美国的法律中去寻找，莫如到它的地理位置和民情中去寻找。
多数的无限权威对美国公务人员的专断权的影响美国法律给予公务人员的自由，在法律上划定了范围——公务人员的权限必须把专断权与暴政分开，两者并不是一回事。暴政可凭法律本身而实施，所以它与专断专权不同。专断权可以为被治者的利益而行使，所以它决不是暴政。
暴政一般也利用专断权，但在必要时可以不依靠专断权。
在美国，多数的无限权威在帮助立法者的合法专制的同时，也为行政官员的专断权助了一臂之力。多数是立法和监督司法的绝对主人，既控制着治人者，又控制着治于人者，所以它把公务人员视为自己的唯唯诺诺的下属，而且也安心托付他们去执行自己的计划。因此，多数决不过问公务人员的职责的细节，也不为具体地规定他们的权利而操心。它对待他们，犹如主人对待仆人。由于他们始终在它的监视下工作，所以它能随时指导或修正他们的行动。
一般说来，法律在其划定的范围内给予美国公务人员的自由，要比法国公务人员享有的这种自由大。有时，多数甚至准许公务人员越过为其规定的界限。舆论保护他们，他们人多势众，所以他们敢做连看惯了专断权的欧洲人见了也大吃一惊的事情。一些习惯就这样在自由中形成，而这些习惯终有一天会给自由带来致命的危害。
多数在美国对思想的影响在美国，多数一旦对一个问题做出不可更改的决定，便对这个问题不再进行讨论——为什么——多数对思想的精神影响——民主的共和制度不依物质力量进行专制我们一考察美国是怎样左右人们的思想时，就立刻清晰地看到多数对思想的影响是怎样超过我们在欧洲所熟知的一切权威的这种影响的。
思想是一种看不见摸不到的力量，它敢于轻视一切暴政。在我们今天的欧洲，一些最专制的君主，也阻止不了某些敌视他们的权威的思想在国内和甚至在宫内秘密传播。美国就没有这种现象。在美国，只要多数还没有最后形成统一意见，讨论就得继续下去；但是，一旦多数做出不可更改的决定，所有的人便默不作声了，不管是决定的支持者，还是决定的反对者，现在都合在一起，表现拥护决定。其所以如此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没有一个君主能象既有权立法又有权执法的多数这样专制到可以总揽一切社会权力和打败其反对者的地步。
而且，国王只拥有一项物质力量，这项力量仅能影响人民的行动，而触及不了人民的灵魂。但是，多数既拥有物质力量又拥有精神力量，这两项力量合在一起，既能影响人民的行动，又能触及人民的灵魂，既能消弭动乱于已现，又能防止动乱于预谋。
我还不知道有哪一个国家，在思想的独立性和讨论的真正自由方面一般说来不如美国。
在欧洲的立宪国家，没有不能自由宣传的宗教和政治理论，而且准许向外国传播，因为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曾被一个单独的权威统治得使敢说真话的人都得不到支持，从而无法维护自己的独立的成果的地步。如果敢说真话的人不幸而生活在一个专制政府的统治之下，则人民往往都会站在他一边；如果他有幸而住在一个自由国家，则他必要时可以用王权作挡箭牌；如果他在民主国家，则有社会的贵族阶层支持他；如果他在其他国家，则有民主力量支持他。但是，在民主制度组织得象美国这样的国家，却只有一个权威，即只有一个力量和成功的根源，此外再无其他。
在美国，多数在思想的周围筑起一圈高墙，在这圈墙内，作家可以自由写作，而如果他敢于越过这个雷池，他就要倒霉了。这不是说他有被宗教裁判所烧死的危险，而是说他要成为众人讨厌和天天受辱的对象。政界为他关上了大门，因为他冒犯了唯一能使他走进这个大门的权威。人们什么也不给他，甚至空头的名义，也没有他的份儿。他在发表自己的观点之前，本以为会有人支持，而在发觉无人支持以后，已把自己全部暴露于众人的面前。于是，责骂他的人喊声震天，而与他想法相同的人，则失去勇气，不敢作声，躲避起来。他只好表示让步，最后完全屈服，保持沉默，好象不该说真话而后悔了。
镣铐和刽子手，是暴政昔日使用的野蛮工具；而在今天，文明也使本来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学的专制得到了改进。
昔日的君主只靠物质力量进行压制；而今天的民主共和国则靠精神力量进行压制，连人们的意志它都想征服。在独夫统治的专制政府下，专制以粗暴打击身体的办法压制灵魂，但灵魂却能逃脱专制打向它的拳头，使自己更加高尚。在民主共和国，暴政就不采用这种办法，它让身体任其自由，而直接压制灵魂。这时，国家的首脑已不再说：“你得跟着我思想，否则你就别想活。”
而是说：“你是自由的，不必跟着我思想；你的生活，你的财产，你的一切，都属于你；但从今以后，你在我们当中将是一个外人。你可以保留你在社会上的特权，但这些特权对你将一无用处，因为如果你想让同胞选举你，他们将不会投你的票；而如果你想让他们尊重你，他们将假装尊重你。你虽然仍然留在我们当中，但你将失去做人的权利。在你接近你的同胞时，他们将象躲避脏东西一样远远离开你；即使是那些认为你是干净无垢的人也要离开你，因为他们也怕别人躲避他们。你安安静静地活下去吧，但这样活下去比死还难受。”
专制的君主政体已使专制为人们所不齿。我们可要警惕，别让民主共和国使专制死灰复燃，使专制只成为某些人的沉重负担，而被大多数人认为并不那么可鄙和可憎。
在旧大陆的一些自命不凡的国家，还曾有人发表作品公开谴责时弊和嘲弄同时代人的愚蠢。比如，拉布吕耶尔住在路易十四宫内期间，完成了其巨著中的《论伟大》一章。〔拉布吕耶尔的巨著为《品格论》，1688年初版于巴黎。托克维尔所说《论伟大》这一章，见《拉布吕耶尔全集》第268页及以下各页，普列伊阿德版，巴黎，1951年〕；莫里哀在演给朝臣们看的戏剧里批判宫廷。但是，统治整个美国的权威，却不容人嘲弄。最轻微的指责，都会使权威发火；稍微带刺的话，都会使权威大怒。多数的一言一行，都得加以赞美。任何一个作家，不管他多么出名，都不能避而不恭维其同胞。因此，多数永远生活于自我喝采声中。关于国内的一些真实情况，美国人只能从外国人口中听到，或从经验中察觉。
如果说美国至今还没出现伟大作家，那就只能在这方面去寻找原因。没有精神的自由，就产生不了文学天才，而美国就缺少这种自由。
宗教裁判所始终未能阻止反对宗教的书籍在西班牙大量流通。在美国，多数的统治在这方面比西班牙做得高明：它把人们打算出版这种书籍的思想都剥夺了。美国虽有不信宗教的人，但他们没有自己的报刊。
有些政府曾以谴责淫秽书刊作者的办法来维护社会风气。在美国，虽然没有人因为这种书刊受到过谴责，但也没有人想去写这种书。不过，这不是说每个公民都高尚无瑕，而是说多数在公民当中表现严肃。
在这方面，权力的行使无疑是好的，但我只是就权力的本身而言。这种不可抗拒的权力，是一个经常的存在，而它的正确行使，却只是偶然的现象。
多数的暴政对美国人国民性的影响及巴结思想在美国的表现迄今为止，多数的暴政对民情的影响大于对社会行动的影响——这种影响妨碍了伟大人物的成长——象美国这样建立的民主共和制度，使人容易产生巴结大多数的思想——这种思想在美国的表现——人民自身的爱国主义为什么比那些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的人的爱国主义强烈我方才指出的那种趋势，虽然还在政界表现得不够明显，但已对美国人的国民性发生了令人担忧的影响。我认为，美国至今活动于政治舞台上的杰出人物所以为数不多，正是因为多数专制的作用日益加强。
在美国爆发独立战争时，杰出的人物大批涌现。当时，他们的政治观点鼓舞了人们的斗志，而没有压制人民的斗志。这个时期的那些鼎鼎大名之士，在自由参加人民群众的精神活动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他们各自特有的伟大性格。他们将其伟大性格的光辉照遍全国，而没有借用全国的力量来增加自己的光辉。
在专制政府中，接近王权的高官显贵，迎合主子的感情献媚，心甘情愿服从主子的任性。但是，全国的人民大众并不想奴颜婢膝。他们之所以服从，常常是由于自己软弱，由于习惯或无知，有时也由于忠于王权或国王。有些民族以牺牲自己的意志而满足君主的意志作为一种快慰和骄傲，从而在服从之中仍保持一种精神上的独立。这样的民族虽然不幸，但并没有堕落。而且，做自己不赞成的事与做自己假装赞成的事有很大差别：前者是由于人的软弱无能，而后者是出于奴仆的习性。
在自由国家里，每个人都能或多或少地对国家的事务发表意见；在民主共和国里，公共生活不断地有私人生活渗进，各个方面都能接近主权，主权也希望人民发表意见，以便引其它的注意。因此，在这两种国家里，企图利用主权的弱点和讨好主权而生活的人，一般就比在专制君主国里为多。这不是说这些国家的人天生就比别处坏，而是说这些国家诱惑人的东西多于他处，而且许多人都同时趋向这些东西。结果，人们的心灵有普遍堕落的趋势。
在民主共和国，人们有巴结大多数的思想，而且使这个思想立即渗入各个阶级。这是可以加于民主共和国的主要谴责之一。
对美国这样的民主共和国，这样谴责尤为确切。在这里，多数的统治极为专制和不可抗拒，以致一个人如想脱离多数规定的路线，就得放弃自己的某些公民权利，甚至要放弃自己做人的本色。
在挤进美国政界的那一大群人中，现已很少有人具有昔日美国人曾引以为荣的和何时何地都应当作为伟大人物的突出特点的那种豪爽性格和刚直不阿精神了。乍看上去，仿佛所有美国人的头脑都是出于同一个模子，以致他们能够分毫不差地沿着同样道路前进。不错，外国人有时会遇到一些离经叛道的美国人，见到一些慨叹于法律多弊和激愤于民主任性多变的人。这些人往往谈到那些败坏了国民性的缺点，并指出可以纠正这些错误的方法。但是，除了你以外，他们不会向别人述说，而他们对之倾述隐秘思想的你，却是一个外国人，一个过客。他们愿意把真心话告诉你，但这对你并没有什么用处。他们到了公共场所，便不这样讲了。
如果上述这些被我转述的话将来有一天被美国人读到，我猜想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读者们将放满嗓子高声谴责我；第二，其中大多数人将在内心里原谅我。
我在美国听到人们谈论祖国，也在人民中间见到真正的爱国主义表现，但从国家的领导者身上寻找这种表现时，却经常一无所获。用类推方法不难解释专制主义对其所治人民的败坏作用，为什么远远超过对其执行者的败坏作用。在专制君主国，国王往往品德高尚，但其朝臣多为卑鄙无耻之徒。
不错，美国的当选官员不称他们的主人——选民为“大人”或“陛下”，这似乎与君主国的朝臣有很大不同。但是，他们却不断称道其主人天生明情达理，从不为他们的主人到底有什么值得称赞的美德而争论，因为他们确信主人具有一切美德，而即使现在没有或不想有，将来也一定会有。他们并不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送给主人，供其宠爱而纳为妾妃，但他们却因为牺牲自己的观点而出卖了自己。
在美国，道德家们和哲学家们，虽然不必以寓言掩盖其533观点，但他们在壮着胆子讲述一项令人不快的真理之前，总是加上一段引子：“我们知道，听
